乡村的治愈 | HU7112·早茶夜读380
380丨我在霞村的时候
HU7112金句
乡村的治愈
文/ HU7112
城市里的人大多都觉得自己有病。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说已经受够北京的气氛了，然后提了包就飞去云南。原本在网站上已经预定好一个客栈，结果到了之后却说满房了。正准备和老板娘大吵一架，才发现老板娘是患了甲状腺癌来这开客栈养病的，于是只能讪讪然拉着行李找另外一家旅店了。小病不及大病。
现代文学历史上对这种文艺青年爱患的病当然也曾着墨，最早是离开家就好，后来到了城市才发现这里才是病灶，然后又再发现新的乡村，最后指向延安。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几篇小说中，“病”同样是一个关键词。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要塑造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这当然说的不错，可是如果重心果真如其所言全在贞贞这一形象上，那这篇小说的名字也就很可能不必叫作《我在霞村的时候》了（以下简称《霞村》）。
《霞村》写得很漂亮，是那种技巧上的漂亮，同许多结构完整精炼的短篇小说一样，《霞村》是有一个套着故事的楔子的，不同于赵树理的“板话体”，或是张爱玲的“香炉体”，丁玲在此的楔子用得不露声色，因为她把“我”介入到了这个故事里去了。开头这一段交代“我”去霞村的原因。“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实际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了，不过既然有安静的地方暂时修养，趁这机会整理一下近三月来的笔记，觉得也很好，我便答应了他到离三十里地的霞村去住两个星期”。
在这里隐含了“我”的病情，而且是一种或多或少的被强加的病情，因为“我”认为“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但是“我”仍然愿意听从莫俞同志的建议来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我”承认自己仍然生病，正是因为我也相信“政治部太嘈杂”，换言之反而是“政治部”病了。而最开始假借来整理笔记的理由很快便被“我”自己否决，“我努力的排遣自己，思索着这次来的目的和计划，我一定要好好休养，而且按着自己规定的时间去生活，于是我又回到房子里来了，既然不能睡，而旧笔记又是多么无聊呵！”
正是这种带有“狂人”意味的健康的自信，使得“我”很快便把到霞村来治愈自己的这种心态转换成治愈霞村的心态。而这样的心态很容易就把自己视为一种外来介入的力量呈现在小说里，所以我很自然地能够知道（甚至不用看到），“这村子里还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通过下文的描写我们很可以知道这个天主教堂在霞村的意义，贞贞的许多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个天主教堂展开的，逃跑，求助甚至告解。而在“我”到来之后，显然部分替代了教堂的功能，所以“我”才会发觉“贞贞对我并不完全坦白的事”，因为在“我”看来贞贞对于“我”本该像对待天主教堂一样知无不言，这样才能治好她的“病”。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简单的介入——治愈的幻想模式很快便被打破了。一是“我”发现，“我”的存在并没有“我”自己想象得那般异化，如同一座被改造地像一座寺庙的教堂，霞村里的人并不以我为奇，“我先还以为他们所诧异的是我，慢慢我觉到我的来住并未能使她们感觉到如何神奇的趣味，她们只热心于一点，那就是她们谈话的内容”，甚至对知道“我”写过很多书的马同志，也“失去了追求了解他们的热心了”。第二点则是，我也很自然地发现了贞贞“一点点有病的象征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她并不含一点夸张，也使人感觉不到她有过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
甚至，我能从贞贞的身上看到“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就如同“我”看到了以贞贞为喻体的如处女地般的中国乡村在摧残下仍有强大的自愈能力。而正凭着这“新的东西”，使得我下定决心回到XX（延安）去。
我把我从云南回来北京的朋友送到地铁口，短短几天的旅行似乎还是颇为有效的，看着他搭乘下行的扶梯渐渐消失在这京城的夜色里，希望我们都能够获得治愈，都能介入，都能不再生病。
本周主题书
2019.8.19~2019.8.25
「我在霞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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