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邱小石
1996年初，我在景山公园东边沙滩后街租了一间小平房。我跟房东老太太说，春节后我妻子也要来北京。老太太盯着我的脸很严肃地说，你得给我看看你的结婚证。这间平房搭建在一个四合院里面。从五四大街与沙滩北街的交叉口穿行进来，其实看不到任何北京“院子”的痕迹，胡同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叉，有的地方仅能一人侧身而过，就像一个迷宫。
北京胡同/想起来很美
搭建的这间平房前后都是通道，两边都是木格子玻璃窗，没有窗帘，只是从里面用报纸糊住，窗边总有人经过。一张双人床靠边占据了房间的一半，床边一个小四方桌。房间里只有上水没有下水，水龙头旁边是简易的蜂窝煤炉子，排烟的铝皮管通向户外，这也是冬天的取暖设施。出房门右转步行二十几米是公共厕所，石板蹲坑，八面漏风，混杂着胡同烧煤释放出的二氧化硫刺鼻的味道，拉完屎屁股冻得生痛。洗澡则要走到胡同和五四大街交叉口的公共澡堂，守澡堂的是大妈，好在雾气很重，即使眼神好也看不见什么。老婆到京后添置了一个简易的衣橱，两张塑料凳子，以及锅碗瓢盆，我们开始自己做饭吃。没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这个极简的生活一定要加上一个“陋”字。我们忙于活下来，根本顾不上其他。吃完晚饭，也偶尔出去散个步，绕着五四大街、景山前街、景山东街和沙滩后街走上一小圈。胡同里面的路也不平整，下雨后流汤滴水，墙面灰黑斑驳，电线杆突兀地斜插在路中间，横七竖八牵着电线。想来，当时的状态影响了心境，故宫角楼、紫禁城红墙近在咫尺，心里却拒绝与它发生任何关系。拥塞和嘈杂的胡同生活其实充满了养人的平民生活气息。我在胡同里的理发店剪去了长发，老婆会在胡同口的菜市场带一条鱼或一片肉回家，转角小卖部的东西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房东老太太和善友爱，会在下雨天帮我们收捡室外的衣物，晚间叮嘱我们用煤的安全，大雨漫灌时用沙袋挡住门槛……生活质量并非必需品，如果回家前在路边烤几串羊肉串，就会特别满足。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萌发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没有了解的动机，也就没有想过观察记录的工具和方法。如此混沌地在胡同生活了大半年，北京对我仅仅就是一个地名。二十多年后跟随阅读邻居的两次城市走读行进到此，我才有些遗憾当年怎么没有留下任何生活的记录，错过那么多地点和故事的探访，如今只能拼凑模糊的记忆。这当然也算是年轻的代价，我也可以归咎于最旺盛的学习时期遭遇的教育。前年我买了一本小书《胡同蘑菇》，是一个小团队对北京胡同自我生长的小调研。“蘑菇”和“胡同”的搭配简直就是神来之笔，我们在院子里面租住的平房就是胡同里的一朵蘑菇。蘑菇有的美有的丑，有的美味有的剧毒，但都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在夹缝中生长，在腐朽的木头中探头。前年北京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通胡同整顿，拆墙拆蓬、封门封窗。我在朋友圈开玩笑说，整治开墙打洞，政府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而居住其间的个体的人，又何尝不像胡同里私搭乱建的一朵朵小蘑菇呢：随机生存、自然生长、自我修复，或随风湮灭。
《胡同蘑菇》/李涵 金秋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说回到1996年。处理完年前遗留的事务，我决定去找工作。跟着晚报上的招聘信息，我坐公共汽车，经过美术馆、交道口、安定门，一路往北，“北平”渐渐消失，视野慢慢开阔。我在奥体中心的东门下了车，远远看见了我要前往的亚运村。
奥体中心/北京亚运会举办地
我17岁离开川南县城老家，在重庆上大学，毕业后去珠海工作生活了三年，见识到了深圳华侨城的初建以及世界公园的开放，但眼前的亚运村仍然震撼到我：阳光下，外型张力十足的体育场馆、宽阔大草坪精心铺排的植物雕塑、带有曲面的白色高层建筑……这是全然不同于沙滩后街的城市景观，从陈旧杂乱的过去一跃来到开阔简洁的现代世界，犹如时空穿越。我在胡同的平房里接待过一个高中同学。他在西安上完大学之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外企的工作，地点在建国门外大街。他曾描述说：走在长安街，巨宽的八车道，心想，操，我一定得留下。我看见亚运村的那一刹那，也有一点类似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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