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怀味象者形而上

相互路过，各自修行。不同心情，呈现不同面貌，不同心态，走到不同结局。

应目会心，应物象形，主客体之间，存在一种转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王国维尝言：“余知真理，而余又爱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尊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爱也；然求其可信者，则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形而上者，或澄怀味象，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澄怀观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澄怀味象者，以形写形，以色貌色，随类赋彩，临习成章；澄怀观道者，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融会众家，调动百端。董其昌“以自然之蹊径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石涛“山川使予代山川立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可作诠释。一山一水，得其要略，草木花鸟，有谱可循，怀情状物，掬态可嘉。所谓天地为炉，造化为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大致的身心融入、内外交互过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通俗地讲，作为主体参与的主角，情感即人对事物及现象所持态度的体验，体验离不开情感的态度，情感则是体验的核心与出发点。

“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较之袁中郎所归纳旅游败兴事三，提出“澄怀味象”美学命题的宗炳便高明得多，据《宋史·宗炳传》载：“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虚而万景入，万趣融其神思，何在乎是否亲临其境。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触景见心，而物我两忘矣。身之所未历，而应会神感，多数人不可及，张裕钊《北山独游记》便慨言：“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先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而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

既非客观，便可将一切归结于道德一处，傅山“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方薰“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黄宾虹“古来画者，多重人品学问，不汲汲于名利，进德修业明其道不计其功，虽其生平身安淡泊，寂寂无闻，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即此意。

人之上者为天道，人之下者是器物。或许过于在意表达立场，传播观点，王鼎钧直言不喜欢鲁迅，“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气性使然者，往往任气而好辩，苏轼也属此类，却是有大义而无小礼，其《答谢民师书》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说》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由此能够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沈从文所言“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或是文学该有的手法。烟火人情中，其所表达，远非所言内容，个体的自我，存在于和其他对话者的关系中，方显自我。

办报立言，高文典策，皆以形媚道者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一树千枝，一源万派，所有的澄怀，各有不同，所有的味象，皆有所指，却都应被接受，文化忌定型，定型则失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