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空间规划应进一步彰显科学理念
作者姓名：孙斌栋
作者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发表刊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2）：81-88.
【摘要】空间规划作为对未来城乡发展进行预测和安排的公共政策，需要把握城乡发展规律，而规律获取则离不开科学的研究。为了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未来需要重点处理好八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人民福祉与地方政府利益的关系，制度化约束政府价值取向；处理好规划与市场关系，提高规划弹性是规划合法性的关键；均衡不同价值观取向，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洞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作用机理，处理好集聚与分散关系；把握信息化对空间的影响和机制，处理好信息化与城市化关系；辩证看待中外空间规划理论关系，提炼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规律；充分利用历史与未来关系，做好规划预测；规划实践与规划研究相互衔接，重视规划研究的学术规范性。
【关键词】空间规划；空间规律；科学性；城市化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就要考虑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需要，权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关系，做到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建设任务是重中之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挑战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人民生水平的提高。在党中央重视下，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将为生态空间保护奠定基本保障。从制度层面来讲，目前重视不够的是社会效益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尽管有不少学者呼吁重视社会问题，但社会公平、身心健康、安全管理这些价值观仍然被忽视，目前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标签，相关的研究储备不足，也没有实质性地落实在规划实践中。在社会公平方面，不同城市间的资源配置，城市行政级别起了主要作用，一些基本公共设施的公平布局考虑得较少。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也是如此，中小学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是被诟病最多的问题，学区房现象的出现使得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沦落为居民收入竞争问题。在居民身心健康方面，现代空间规划诞生的最初动力之一就是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但今天的空间规划对现代社会居民面临的新的健康问题考虑的明显不够。空间组织和土地安排作为规划的核心内容，被证明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心理，进而影响身心健康。但对空间与健康的关系，尤其是基于我国国情的规律，我们知道的少之又少，未来研究空间十分巨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出，我们规划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意识是缺乏的，推而广之对城市安全和应急管理在空间上都关注不够。集聚与分散关系：洞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作用机理
集聚与分散是最基本的空间特征，也是空间规划应该洞悉的最基本的规律。北美发达国家低密度蔓延的郊区化方式，破坏了资源和环境，不利于社区关系建设，被多数规划学者诟病，但由于北美国家自身资源多、人口少，目前阶段还能承受。但对于人多地少国度来说，集聚发展是普遍共识。集聚具体可以分为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两种形态。单中心集聚的好处在于集聚经济最大化，但过度集聚会适得其反，导致拥堵、污染、高地价甚至疾病易传染等集聚不经济现象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最充分的美国，也没有将所有人都集中到一个大城市去，甚至会为了回避集聚带来负效应而走向郊区化。而多中心集聚不仅具有一定的集聚经济效应，还可以缓解集聚不经济，所以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空间集聚与分散的最优状态。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强调集聚经济，对集聚经济研究比较充分，但却忽视了集聚不经济，或者是由于集聚不经济异常复杂性而探讨得远远不够充分。规划学者则出于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望，在历史上理想主义般地相继提出花园城市、卫星城、新城等多中心理念，波及欧洲、亚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影响至今。我国不少特大、超大城市也为了缓解市中心拥挤，在规划中提出了多中心思路。但从古今中外实践来看，多中心效果参差不齐。多中心是否合理成为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但相关实证研究还很匮乏，相关理论探讨也不够深入。笔者的科研团队从不同空间尺度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社会、生态、交通绩效做了一系列实证检验，得出了对空间规划实践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在我国城市市区或者准都市区尺度，多中心的就业分布较单中心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通勤效率和更低的热岛效应。在我国市域尺度，人口分布的单中心结构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收入差距，但多中心分布对于降低碳排放最有利。在我国城市群尺度，多中心的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在国家尺度，以全球100多个主要国家为样本的计量分析显示，符合zipf法则的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绩效最佳。以ICT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近几十年最大的科技创新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由于信息技术使得信息传播突破了空间限制，因而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势必是深远的。这种影响到底是怎样的，相关研究很多，但主要是理论层面的讨论，多数停留在分散还是集聚的争论上，实证证据远远不够，对于规划实践的指导作用非常有限，这与信息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远程度是不匹配的。如果不能洞悉信息化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不能做到未雨绸缪，规划科学性就无法保证，空间规划实践也势必是被动的。根据以往文献观点，信息化对空间的影响结果可以归纳为分散作用、集聚作用和双向作用共存三种，但其中运行机制非常复杂。首先，信息化对空间的影响具有空间依赖性。信息技术使得信息传播克服了距离，因而对不同的空间尺度亦即不同距离，信息技术影响机理也是不同的。其次，信息技术对空间影响具有时间和发展阶段敏感性，通常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具有门槛效应或网络效应，即互联网渗透率越高，其作用越大。再次，信息技术对空间影响具有产业异质性。相比于需要面对面知识交流的现代服务业，主要依赖于编码知识的成熟制造业，信息化的分散作用更大。又次，信息技术对空间影响还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是指信息技术通过信息传播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区位，而后者则是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而间接的作用于市场主体的选址。最后，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不是空间变化源动力，其自身影响应该是中性的，或者只是为集聚或分散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上述学术探讨还需要落脚到空间规划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中进行讨论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实践需要，笔者指导科研团队从城市、城市群、国家三个尺度展开了信息技术对空间影响的实证研究，其结论显示了问题复杂性和深入研究必要性。在城市尺度，对中国2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的计量分析发现，包括移动电话、固定电话、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推动了工业就业岗位的空间分散化。在以国内13个相对成熟城市群为样本的定量研究则显示，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城市群内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化。而基于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国家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先分散再集中的趋势。这些结论对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决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原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ZDA068；感谢张婷麟、李琬、王妤、尹春、韩帅帅对本文的贡献]注：本文为原文节选，共分三次刊载，后续连载内容请持续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