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路818弄安乐村
安乐村位于胶州路西侧的康定路818弄，弄内单列式四排住宅。童林夙先生（1933.12.11~2020.4.2)，1945年抗战胜利时为上海延平路小学毕业生。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受邀写下了亲历抗战胜利的回忆，留下我们民族的珍贵记忆。1938年（此处记忆有误）母亲和我们由法租界的林肯公寓搬入位于胶州路康定路口的安乐邨7号和秉志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称他秉大爷，每天晚上我和弟弟还有他们家4个孩子围坐在秉大爷脚下，秉大爷一面端着一大碗有辣椒的面条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面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鬼故事。我们有时被他讲得毛骨悚然，不敢下楼。后来逐渐明白他讲的鬼实际上是指日本鬼子。安乐邨位于康定路818弄，是个弄堂，有40户人家，鱼龙混杂。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住在安乐邨，也有自由职业者(如教育、科技、医生、记者等)，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多数是生意人。我们就是在各种人中间生活的。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一楼，一直到1947年我们全家搬至南京。
抗战爆发后，父亲（童寯）于1938年就离开上海到重庆、贵阳等地建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分所开展业务。赵深在昆明也建立分所，陈植则留守上海。1939年冬到1940年春，父亲经越南、香港返回上海与我们团聚，然后又去重庆、昆明等地，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分所设计了许多建筑。我哥哥童诗白随父亲离开上海去重庆，于1942年到昆明西南联大就读电机系。母亲关蔚然则带我和弟弟童林弼留在上海。
1945年8月15日一早，我们就得到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大家特别高兴。一时鞭炮齐鸣，激情呐喊，场面确实激动人心。我那时得知弄堂里那个日本人要跑掉，机不可失，我立即跑到日本人住的地方用上海话大喊：“东洋乌龟出来！”连喊几遍，日本小孩出来了。他们正准备离开安乐邨，我上去一步，抓住小孩衣领将他痛打一通。一面打，一面喊：“你们也有这一天。”这时小孩母亲到我母亲面前告状我打她小孩的事，我母亲冷冷地对她说，“小孩子的事，大人不要管”，把她顶了回去。那个日本鬼子始终没有敢出来。围观的人看见了我都鼓起了掌，说：“打得好。”我这时才感到扬眉吐气。当天中午，那家日本人就搬离安乐邨 不知去向。
全家合影，左起：母亲关慰然、童林夙、童诗白、父亲童寯（上海，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