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范同志1983年第二次书面发言:陕北苏区是郭洪涛同志创建的吗?

刘景范1983年第二次书面发言:陕北苏区是郭洪涛同志创建的吗?

(1983年5月6日)
刘景范

一九四五年朱理治同志揭发说:“郭洪涛说陕北苏区是他用三支枪(或者七支枪)创造的”,当时就有许多同志反驳他。现将几位同志讲的材料,摘要如下:

1

马文瑞同志(原陕北特委团委书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说:

1陕北的秘密工作问题:

发展过程:大革命时,陕北的革命活动中心地方是绥德。绥德的四师又是中心。二七年井岳秀解散了四师,这是陕北大革命失败的最高标志。绥德的地委书记是四师教员蔡南宣,他走了,下边的同志多是学生,有的被枪毙、有的消极。二八年特委成立后,虽有些盲动倾向,但还提出一条方针是对的,即到农村中、军队中去活动(大概是八七会议精神)。因此各地都开始在农村中发展党、团员,成立支部,该年冬传达了六大决议、三大任务、十大政纲。二九年工作有四条:1、开秘密会,训练同志。2发展同志。3贴标语、散传单。4搞灾民斗争,因陕北一九二八年、二九年都是大旱灾。三0年下半年才转为立三路线,许多党组织垮了。

1

三一年到三二年特委的成绩是:

1党员发展到千余。
2农村有了群众基础,有红色村。缺点:对军队的活动,领导不够,失败的多。
3对学生的秘密工作上指导差。
2郭洪涛回陕北后的成绩和错误:

郭回来前,陕北的工作已有了基础,游击队已发展起来了。郭批评陕北有富农路线,是不对的,如:党领导过抗粮,抗款,要求救济粮等斗争。派张毅忱领导过横山农民包围响水堡的抗粮、抗款斗争。

陕北的游击战争:三二年下半年:陕北特委就有搞游击队的观念。三三年春,陕北特委布置:加强九支队,给九支队补充了枪;派王巨德在绥德活动;派张毅忱去神府组织游击队。三三年六月,特委决议案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布置:一为划神府、绥德、安定、永坪为三个游击区;二为加强干部,派毕维舟为政治委员,派高朗亭在绥、清负责游击队;三为地方党组织贫农会,赤卫军等团体。扩大会议后特委虽被破坏,但仍坚决贯彻决议,派马明方去安定一支队巡视帮助工作,我去神府三支队,崔田夫到绥、清一带。张达志、高长久到葭、吴一带。
郭洪涛三三年阴历腊月(阳历三四年一月)来陕北时,各地游击队都已行动起来。郭说一支队是富农路线。可强世清是个穷人,牺牲了,虽失败过,郭回来前,已恢复起来了。二支队也在活动,神府三支队已打起红旗,吴堡抗日义勇军已组成(土匪起义),派马丕勋领导,后来是四支队。
郭说:陕北也没搞个“工农反帝同盟军”组织。这是形式。因为群众游击战争就有反帝作用。郭来后搞个“反帝同盟军”,吸收些流氓,富农,敌人一来就投降。
郭说:没有工人领导为骨干。我们的游击队骨干比较好。不管是不是工人都行。盐工、雇工、炭工是有,是否提为骨干,要看情况,不能乱提。如崔田夫提作特委书记,就掌不了柜。这种作法,是郭的错误理解。
郭说:陕北只有三百党员,没有一个区委,这是胡说!虽经几次破坏,但也还有一两千党员,光神府、清涧就有七百多。县委有三个。张达志同志说:那时县委已有六个:绥德、清涧、神木、安定、吴堡、葭县。
陕北党是对的。
陕北游击战争是如何搞成的?
第一,陕北群众工作好。
第二,红廿六军对陕北有不少帮助:

①派杨庚午,雷云亭、史直发给我们带来几包大烟土,还带回一条枪。②强龙光,高鹏飞、冯经富回来,带来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③强世清带游击队南下两次,由廿六军派回惠泽仁、杨仲远、魏武等强的干部来。还补了许多枪枝。④王兆相、牛刚、高兆回来,王兆相到神府搞游击队,牛刚到民团去活动。⑤派白雪山、马丕勋回来。马到吴堡搞抗日义勇军,白到清涧搞游击队。⑥派王金泉带来廿六军给陕北特委的信,提议在陕北发展游击战争。准备搞红军、分配土地,建立苏区等。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子长才由北平回来。⑦郭洪涛回来后,朱理治来前,陕北工作还是发展的。因为以前就有游击队活动。廿六军三四年又给了很大的帮助,一次就给了一百多条枪。⑧廿六军经常来陕北活动。河口一仗,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又给陕北补充了枪支干部。安定、清涧的游击队和苏区才能扩大。⑨刘志丹带主力红军来陕北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那时的武装斗争决定一切。而军事这一条,没有郭洪涛的功劳,他不懂军事。军事不胜利,其他工作就不能开展。

郭洪涛连个游击队也没搞过。游击队都是按原来特委的决定和廿六军的办法做的。如白雪山、路文昌、王兆相。郭洪涛派了王达成去神府,他没去以前,神府游击队很好。他走了以后,也很好。恰恰是王达成去时,就搞得一塌糊涂。
郭洪涛来陕北有无作用?好的少、坏的多,劲头有,用错了。
郭洪涛的干部,军事,土地,肃反政策都是错误的。如不是刘、高,陕北就完了。

陕北工作,也应该说是在刘、高正确路线领导下,红军打胜仗,加上陕北诸同志努力下得来的。郭洪涛是起了坏作用。没有郭洪涛,陕北工作更好一些。

2

张达志同志(系陕北特委委员)一九四五年在历史座谈会上发言说:

过去争论多年的历史问题,是不是路线问题?我认为是路线问题。事实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郭洪涛一九三三年冬从北方局回到陕北特委,在曹家洼开了一个会,马明方、马文瑞都参加了。在这个会上,第一是传达了北方代表意见。第二反对陕北党的“右倾富农路线”。现在我们看看:那时候陕北党有没有富农路线?

陕北党从一九二七年失败后,一部分党员由城市转入乡村,二七年后半年在葭县木头峪、神堂沟等地建立了农村支部。二八年在神府也有了农村支部。另一部分党员转入士兵工作里去。所以很多同志当了兵。井岳秀、高双城的部队中,每团都有我们的党员工作。以后又由农村斗争转入武装斗争。从总的方面看,那时候陕北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群众对党是拥护的。党领导群众打了鸡蛋厂,抬龙王,横山抗粮,清涧抢粮等群众斗争,这就产生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比如神木抗盐税,自己放起哨来,看见差人来了就跑)。三二年高朗亭在他家那里开始搞游击队。三二年陕北特委开会正式决定划神府、绥清、安定为三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刚开完,特委就破坏了,王兆卿被抓去了,马明方、马文瑞逃脱,崔远,鲁贲逃到北平去了。过了两天,常胖到我家来说:王兆卿、毕维舟被杀掉了。接着马文瑞也跑到我家来。我们找到马明方,到了他家,当晚就决定连夜赶到塞(疑寨)子沟开特委会,重新整理党的工作。决定马明方到安定,整理安定党和安定游击队。马文瑞走神木,崔田夫走绥德,我走清涧。特委虽被破坏了,大家还是坚持特委的决定,开始游击战争。这次七大开会时,有人说马明方动摇过,这是对一个同志的诬蔑。
当时反“富农路线”实际就是反对陕北的正确路线。当时我们党的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反对地主。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今天也好,过去也好,群众对这个口号是拥护的。郭洪涛回来就提出反对富农,把富农当地主反,把革命对象混淆起来,孤立自己。当时我们对富农的统一战线做得很好,富农对我们没怎么反对。以后由于“左”倾反富农路线,在土地政策上有错误: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查田时把中农利益也侵犯了。其实,当时陕北右的方面并不多,相反的是有些“左”。但为什么不反对“左”呢?这就是“右”不如“左”好,越左越好。事实上是越“左”越脱离群众,使党不能发展进步。
其次是反对梢山路线,实际是反对刘、高的正确路线。我们根据地就是在山上创造的。没有山,就建立不起根据地。所谓逃跑路线,打游击就要逃跑,不跑人家就会消灭你。谁反对逃跑,就是反对游击战争。
军事路线上的争论:廿六军和廿七军在陕北汇合后打了大胜仗,这是由于有正确的战略路线,是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人民的游击战争的路线,所以能发展了游击队,发展红军,消灭了敌人。主要的方针是打通陕北与陕甘的联系。那时决定打安塞、延长、靖边,结果都打通了。而“左”倾路线则主张打米脂、葭县、吴堡,打通神府,这是冒险计划。米脂敌人的力量最集中,是井岳秀的命脉,驻的民团很多。同时,豪绅地主也很多,我们怎么能打开呢?正确的路线要把陕北与陕甘联成一片,结果是胜利了,缴获了武器,俘掳了敌人。左倾路线是打大城市、打瓦窑堡、打延安、攻坚。那时我们才有几挺机关枪、两门炮,有炮也不会打,打不准,大城市怎么打法?“左”倾路线主张打运动战、阵地战。咱们没有武器,拿什么打呢?反三次“围剿”时有一个命令,今天看来是开玩笑。他们说:“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坚决进攻敌人,在新的围剿未布置前,先行打碎”。又说:“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苏区。向韩城、合阳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地向定边、陇东发展。”定边在北、洛川在南,怎么发展呢?就是坐飞机也没那样快。在这个文件里没有提到游击战,看他们“左”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左”倾的军事路线。(注:二次反围剿,郭洪涛的意见被否定了。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已开到东边打过了河的晋军。朱理治来了,郭洪涛有了靠山,就和朱理治共同写下这个指示信,被红军指挥部顶回去了)。
张达志同志说:关于肃反问题,我看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正确路线在军队里、地方党里,都有很大影响,所以一切都执行得通。而错误路线在某些地区就行不通。这怎么办呢?于是,在廿五军来永坪后,就撤销了刘志丹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由政委变为政治部主任。这样,廿六军(注:实际是西北红军)的领导权便完全被廿五军剥夺了。一直发展到对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刘、高及廿六军团、师级干部都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逮捕的逮捕,关押的关押,打击的打击,撤换了好多同志。

关于廿六军与廿七军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始终是在陕北党的领导下,陕北人民的斗争基础上,以及廿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推动、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没有陕甘党和廿六军的指导推动帮助,廿七军是很难发展的。如清涧二支队,开始不知道怎么打游击,白雪山回来后,才建立起来。四支队马丕勋起了很大作用。廿七军红一团也是由廿六军帮助才编制的。因此说,陕甘党与廿六军对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有决定的意义。陕北苏区的扩大,也是在红廿六军、红廿七军汇合后,在刘、高指导下才扩大起来的。杨家园子,张家屹台打了胜仗。打了高桥、安塞、李家塌、靖边,红军渐渐发展了。开始汇合时廿七军只有二百余人,这时发展到一千六百人。没有正确的领导是不行的。(注:张达志同志是陕北特委委员兼廿七军八十四师的政委。那时,廿七军只有这么一个师。)

3

贺晋年同志(原廿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团长,二十五军来后撤掉杨琪的师长,贺即为师长)在一九四五年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我看来,陕北党、陕甘党转移到乡村,转移到部队,转移到武装斗争,这个基本方向是对的,路线是正确的。当然,中心是直接领导红军的陕甘党,特别是廿六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我们应将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以刘、高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分开。不应把陕北和陕甘分开。”

他说:陕北冲破第一次围剿,主力是廿六军。不管河打得好不好,围剿是冲破了,主要靠廿六军。那时陕北四个支队合起来还不到二百人。
第二次“围剿”,廿七军已提到主力。三次“围剿”廿七军己成为很能打仗队,因为我们执行了周家崄、玉家湾会议的正确路线。
他说:三四年春,我在安定一支队当政委,队长是路文昌,锖涧二支队白雪山,神府三支队长王兆相,这些人都是从廿六军回来的。有在廿六军的经验,会打也会跑,所以能存在。在以后吴堡四支队,绥德五支队也搞起来了。我们一支也懂得了钻山,懂得“枪杆子第一”,“枪杆子万能”。我们的游击区根据地就是依靠枪杆子创造出来的。廿六军这个经验,不管自觉与不自觉,我们是正确的执行了。事实上是廿六军的经验指导了陕北游击队。南梁是我们的老窠,陕北、关中和其他地方是我们的小窠。这就是根据地的观点。
贺晋年谈到廿六军和陕北的关系时说:三四年春,杨森带骑兵团来安定,给了老谢一些钱和枪,因在陕北骑兵不好活动,又回去了。接着又派来了王宝山、刘约三带的游击队,和陕北的敌人八十六师张建南打一仗。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给群众更大的信心。陕北一支队的力量发展很快,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以后清涧的二支队、五支队、和一支队会合,组织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老谢是总指挥。打了几仗之后,我们就南下和廿六军会合,在阎家洼开了三天会。反对右倾“梢山路线”,检讨红四团、王泰吉失败,结果撤了高岗的职留党查看。这次是正确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开始(注:红四团是从平原上撤出,并非失败,王泰吉和杨虎城打仗受了损失,也并非失败)。
他说:粉碎二次“围剿”,共用三个月,得到很大胜利,六个县首先胜利,把陕北和陕甘打成一片。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二次围剿开始时,在军事上表示退却,后来纠正了,但在目前还在一些地方存在着残余”。“我们没有获得应有的胜利,是由于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够。”
而这个胜利,是在刘、高的正确军事路线之下得来的。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偷、吹、装”他们说是在“五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下及中央北方局正确的具体指示下,得到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郭洪涛的“翻案书”上说,他搞起了一、二十个游击支队。但据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七日,陕北特委工作报告大纲讲:游击队的人数是:安定县一支队,五十人,三十支枪;绥、清县二支队,三十人,三十支枪;神木县三支队,二十人,二十支枪;吴堡四支队,二十人,十支枪。陕北总共有一百二十人,九十条枪。可是从前郭洪涛向朱理治谈、向廿五军谈,都夸大了多少倍。1958年的“翻案书”中更是夸大得不得了,而且那些游击队也不是郭洪涛创建起来的。
一九三五年廿六军、廿七军汇合时,廿七军才有二百多(见张达志同志发言)。郭洪涛说,他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要不然陕北怎样发展呢?陕北根据地究竟怎么发展的,上述同志讲的情况,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郭洪涛说:他把廿六军调到陕北,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廿六军在去陕北前已发展到五个团,在陕甘进行过五次反“围剿”,开辟了十八个县的根据地。二十六军到陕北的原因,首先是廿六军及陕甘特委早有计划,在一定时期内,要帮助陕北发展。再就是北方的黄汉也来过信。从上述同志的发言中,可看出廿六军在陕北起的作用。

郭洪涛说:他创建了陕北苏区,他的功劳很大,从上述几位陕北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就可看出梗概。

4

如果说,一九四五年座谈会上讲的历史还不够,或者郭洪涛认为有什么偏差,那就再看看六十年代马明方同志的讲话。马明方同志未参加过一九四二年的高干会,也未参加过一九四五年座谈会(马明方同志是原陕北特委书记)。

一九六六年,马明方在“修改战史(草稿)意见”上说:“革命发展总是不平衡的,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开展的较早”。“如果没有廿六军的北上,陕北的局面就不会发展得那样大,那样快。同样的,没有陕北长期党的工作基础和当时的根据地和游击队,红廿六军也不会发展那样大,那样快”。当时还处在反对“彭、高、习反党集团”压力之下,马明方同志敢那样讲,已属不易。

马明方一九六一年给研究党史的人说:“郭洪涛说,后来还了几次特委会,决定了什么问题,我虽是特委委员,但不知道这些会议,没有参加过。……”
“这与郭的作风有关——他对一些问题,不公开提出,摆在桌子上大家议论。有时几个人决定,或者在下面嘀嘀咕咕”。
“郭洪涛对地主要肉体消灭,我和他进行过斗争。”
“过去,我说郭洪涛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问题发生后,我说他犯了‘左’倾错误,给减轻了一些。”
“这里说几句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自一九三四年开展起来以后,得到过陕北特委的大力支援,派了许多党员来参加游击队。但从一九三二年起,在陕西省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打了一年仗,陕甘游击队和红廿六军虽然艰苦奋战,英勇牺牲,到三三年上半年以前,不仅没有多大发展,而且廿六军第二团南下终南山、遭到惨败。
一九三三年后半年,陕甘边的领导同志开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恢复红廿六军,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根据地,以后又决定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队,以陕甘边南梁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击队,以关中的照金为中心建立第三路游击队。不久,将渭北的红四团,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部队),照金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合编为廿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骑兵团。廿六军在陕甘边接连打了多次胜仗,红军扩大了。各路游击队:除派到陕北的第一路游击队在安定县战斗失利,总指挥强世清和政委魏武牺牲外,其他二、三两路游击队都迅速的发展起来,根据地迅速建立起来。由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底,共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的五次“围剿”。廿六军已扩大为五个团,即一、二、三团、骑兵团和抗日义勇军(郭宝山(珊)部队),共两千多人。这是当时西北建立最早、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影响也最大的一支主力红军和游击队武装。
随着战斗的胜利,根据地也有较大的发展。到一九三四年底,陕甘边已扩大到十八个县,计有三原、淳化、耀县、旬邑、靖边、定边、保安、安塞、鄜县、甘泉、中部、宜君、同川、宁县、正宁、合水、庆阳、环县。这些县,有的是大部分,有的是小部分,但都建立了临时的或正式的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而且是联成一片的。有了这样一个后方,才使廿六军能抽出红三团和义勇军。以后又调去红二团,与廿七军并肩作战,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打垮了第三次“围剿”的东线敌人。
当在陕北粉碎第二次“围剿”时,陕甘则是粉碎第六次“围剿”。廿六军骑兵团和红一团、红二团,一直在陕甘和关中配合各地游击队,打击南线和西线的敌人。没有对南线和西线敌人打击和牵制,陕北的反“围剿”也不会那样快的胜利。
同时,在陕甘和关中粉碎敌人第六次“围剿”中,又新建了三个县的根据地,即肤施(延安的一部分),红宜(宜川北部,延长南部)。到一九三五年秋,陕甘共有二十一个县的根据地。
一九八三年五月六日

周国祥·辑著


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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