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阿什伯利：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

　　2017年9月3日清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纽约派诗人领袖约翰·劳伦斯·阿什伯利在纽约哈德逊家中去世，享年90岁。按照英国《卫报》的报道，据他身边的亲人透露，诗人并未患某种不治之症，而是终老自然而亡。生前，阿什伯利几乎赢得了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也曾多年候选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他的诗集《凸镜里的自画像》囊括了美国三大诗歌奖———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奖。

　　1927年7月28日，阿什伯利出生在纽约州的大学城罗切斯特，在安大略湖畔他父亲的果园里长大，他的外公是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母亲是生物老师，他唯一的弟弟小时候因患白血病去世。阿什伯利在男校迪尔费尔德上学，在那里他读到英国诗人奥登和迪兰·托马斯的作品，开始诗歌创作。他的处女作是两首发表在《诗刊》上的诗作，由一位同学投寄给这家名刊，因为没写明作者，发表时署了这位同学的名字，而作者阿什伯利那时并不知情。

　　最初，阿什伯利想成为画家，十多岁时每周去罗切斯特的艺术馆上美术课。这一点，也许帮助他日后成为纽约派的中坚。1949年，阿什伯利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写的是奥登，大学期间他与弗兰克·奥哈拉、罗比特·勃莱、罗伯特·克利莱、肯尼斯·柯克等诗人多有交往，其中阿什伯利、奥哈拉和柯克后来成为纽约派诗人三巨头。毕业后，阿什伯利先是在纽约大学短暂就学，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比他大两岁的柯克则获得哥大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四十多年，他和阿什伯利都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之后，阿什伯利在纽约做了几年出版社广告文案。1955年他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崭露头角。他随后成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巴黎工作、生活了十年，柯克则在巴黎和罗马轮流居住过。阿什伯利在从事艺术批评、编辑艺术杂志之余，创作了多部诗集。回纽约以后，一如既往地写作、生活、交游。到了60年代初期，纽约派诗人的名头已经叫响。除了奥哈拉、阿什伯利和柯克，还有詹姆斯·斯凯勒、芭芭拉·格斯特等十多位诗人。其中斯凯勒出生在芝加哥，曾获得1980年普利策诗歌奖，格斯特是纽约书评的创办人，1999年获得弗罗斯特奖章。

　　说到纽约派，它与旧金山的垮掉派、波士顿的自白派、北卡罗来纳的黑山派，以及新超现实主义、黑人诗歌等等组成美国当代诗歌的万花筒，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诗人。最大的不同是，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中心，纽约派有它的气度，除了诗歌，还包括绘画(行动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音乐(爵士和实验音乐)、戏剧(即兴剧，目前开始在中国流行)等等。

　　在纽约派内部，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艺术家，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借鉴，这一点很值得“海派文人”学习。例如，斯凯勒与柯克合写过诗歌，与阿什伯利合写过小说，与奥哈拉合作过歌曲，而画家拉利·里弗斯为他们都画过肖像。阿什伯利对约翰·凯奇的机遇音乐有极大的兴趣，他还把画家德·库宁和波洛克中的抽象表现主义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来，波普艺术家安迪·霍尔常来参加诗歌朗诵会，而奥哈拉本人生前担任赫赫有名的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

　　奥哈拉比阿什伯利年长一岁，他出生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在马萨诸塞长大，曾在波士顿学习钢琴。“二战”期间，他在南太平洋和日本服役，在驱逐舰上当声呐兵。复员后他进了哈佛大学，结识阿什伯利、柯克这批诗友。他成了纽约派领袖，把诗人、艺术家团结在身边，却不幸于1966年死于车祸，年仅40岁。记得90年代笔者初访美国时曾想编译一本美国当代诗选，给柯克写过信，他回复无偿授权，并告知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有他的中文译者，但我不记得有无给阿什伯利去信了。

　　阿什伯利的诗风往往被批评家认为过于晦涩，几乎是“文字的抽象画”。这是他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的知名度难于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原因，相比于口语化、直抒胸臆的“垮掉的一代”，阿什伯利的影响力更多是在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诚如《纽约时报》的悼文所指出的，与其他诗人不同，“阿什伯利只因一件事出名：写诗。”“最重要的是，阿什伯利的诗歌有他的标识性。他自创了一个传统。赞扬某个人，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无人能出其右；但是说到阿什伯利，确实无人敢望其项背。”

　　2013年，笔者曾在纽约参加过“嚎叫诗歌节”，发现“垮掉的一代”在东部影响力正在扩散，或许他们更接地气。事实上，奥哈拉、柯克等人的诗风也与阿什伯利相去甚远。奥哈拉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纽约的街景和下层人物的遭遇，有时采用爵士乐的节奏，开创了反高贵、反文雅的诗风。例如，他有一首冠名《诗》的短诗，写他去看朋友路上，下起了雪和雨，突然传来消息，著名影星拉娜·托纳精神崩溃了，“……突然/开始下雨和雪/你说是下冰雹/冰雹应当打头/所以还是下雪/和下雨……”。

　　其实，阿什伯利的诗歌也有奥登式的机智，“议论的发辫/松散了……”，“爱情在短时间里/将一切来去的事物变得模糊”，“时光是一贴乳剂，也许不想长大/对我们来说是最聪明的成熟。”只是，这样的诗句并不多见，一如他内向性格里罕见的冲动。2005年，诗人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被问及他的诗歌语言是否容易解读时，他回答，“哦，有人告诉我它们实在是不知所云。”之后他又说，“这些诗歌要表达的，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隐私，以及我们思维的某些困境。”尽管如此，至少在美国诗坛，“阿什伯利却是迄今为止被模仿得最多的一个诗人”。

　　在拙编《现代诗110首》蓝卷(三联书店，2014)里，收有阿什伯利的名诗《一些树》，由赵毅衡翻译、张曙光评注；《漫游之诗》(人民文学社，2016)里，收有杨小滨译注的阿什伯利的五首诗歌；在拙著《与伊丽莎白同行》(花城出版社，2007)里曾写到年轻时奥哈拉和阿什伯利的轶事，并引用了前者写给后者的一首诗，“我们将在/风吹拂的高山之上，/相对而坐，互诵新作。/你将是杜甫，我是白居易。”而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的赏识，原本以美国西海岸最甚。但愿他们在天国，能够再次成为诗友。

　　“当今英语诗坛，没有人能够像阿什伯利那样，以诗歌超越时间的沉重审判。”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哈罗德如此评述道。几年前，耶鲁大学英语系主任兰顿·哈默教授这样写道，“过去50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阿什伯利那样对美国诗歌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力……也没有一位美国诗人拥有阿什伯利那样丰富的词汇，惠特曼没有，庞德也没有。”而哈佛大学斯蒂文·伯特教授则把阿什伯利与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相提并论，称他是“最后一位让一半英语诗人顶礼膜拜，另一半认为不可理喻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