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且乘：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混乱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间段的历史是最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其一是东晋至隋朝期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二是唐末五代十国。这两个时期之内，战乱是常态，一直是军阀和地方政权割据，相互争霸，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政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人用《易经·解卦》六三爻的爻辞解释，即“负且乘，致寇至。”“负”指背负东西的人，代指地位卑贱的人。“乘”指乘坐车驾，乘坐车驾的人都是些君子、大人等地位、德行高贵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群地位卑贱的小人坐在只能君子大人乘坐的车驾上，这就会引来强盗抢劫。也就是俗话说的“德不配位”。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这两个时期内，一直充满了虚伪和背叛，仁义道德在这期间几乎绝迹，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极端败坏。无论是作为一方势力的君主，还是为人臣者，相互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期间的所有人似乎都变得自私自利，不是你搞死我就是我杀掉你。今天你做皇帝，明天你惹我不高兴了，我就干掉你，我来当皇帝。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存在得相对长久一点。

这期间权贵军阀们生存得很艰难，身价性命乃至家族都朝不保夕。当然，这两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活得更加艰难，长久而频繁地战乱，使整个社会民生凋敝，天灾人祸之下，真是乱世人不如狗，百姓间易子而食者不计其数，天底下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

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这两个时期，君臣相害、以下犯上、弑兄弑父之流、朝秦暮楚之臣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其实深层次原因，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卷就讲得明明白白，司马光认为国家治理、君臣相保、社会稳定的第一要义——名器。名器即法统，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器即亡，则礼焉能存也，道德必将沉沦。名器既失，则君臣不能相保，强盗必将百出，国将不国。

《资治通鉴》第一卷从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起，为啥从这开始？因为这件事就是周朝灭亡的序章了，周威烈王自毁名器，而后有春秋战国的纷乱。

曹丕篡夺刘汉天下、司马氏篡夺曹魏江山皆是得国不正，所以他们需要靠九品中正制来团结笼络门阀世家，而这一制度直接将名器假于人手，所以魏晋两朝帝王之权力威严来自于帝王本身的能力威信强弱，帝王智慧权谋手段高超则皇权威严不可侵犯，帝王一旦平庸无能，则皇权下移，臣权上侵皇权。所以有后面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士族政治，更有后面的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对峙这一割据政权混乱斗争时期。

唐末五代十国之混乱局面也有最初之萌芽，即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后将本用作边镇防御的节度使制度发展到内陆，形成元和四十八藩镇，给予节度使太大的权力，致使唐末藩镇割据，各藩镇军阀，举着大唐的旗帜反对大唐，端着唐朝饭碗吃饭，放下饭碗砸唐朝的锅，中央朝廷名存实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历史上的种种罪恶，缅怀曾经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宏观上厘清历史脉络，于历史细节中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事发展规律。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所遭受的屈辱苦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沉迷于过去的辉煌成就，我们需要从过去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现在该怎么干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