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永红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李胜男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本文刊于《中国金融》2020年第24期，原标题为《金融创新支持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第四次技术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条件。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跨领域、迭代快、集群化发展特点，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模式，围绕重点产业链和龙头企业，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增强金融科技赋能作用，协同财政政策支持，构建具有良好适配性且有利于促进技术、人才、资本集群化的金融支持体系，为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金融加速器。2019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首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遍布全国44个城市，标志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由零星散布迈向集群式崛起阶段。面对集群化发展的新趋势、新需求，金融部门不断探索，努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间接融资为主，国有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超过60%。信贷是支持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来源。由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处于形成阶段，风险较大，社会资本较少，国有银行是支持集群发展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2290亿元、4951亿元，占其境内对公贷款的3.93%和6.98%；工商银行对制造业公司贷款余额达1.45万亿元，重点支持新兴制造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此外，各家银行还提供了大量并购、股权质押贷款，培育创新能力排头兵和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链整合，加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二是直接融资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资本市场青睐。直接融资具有投资偏好和渠道多样性，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供所需金融支持。“十三五”规划鼓励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通过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二级市场的资产重组功能，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所需的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2019年，证监会核准战略新兴产业并购重组申请60单，占核准交易的38.71%，涉及交易金额1911.51亿元，占交易总额的34.98%。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超过七成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创板挂牌企业中，信息技术和医药类企业占比过半。资本市场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优化组合的重要推手。
三是开展组合融资，探索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新模式。发挥不同类型金融支持的优势，整合多种金融工具和渠道，开展组合融资，逐渐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新模式。一是投贷联动。自2016年试点以来，与外部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信息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或以“股权 债权”的模式对企业进行投资，投贷联动成为银行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模式。二是产业投资基金。财政与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等机构合作，通过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形成融资支持链。例如，安徽省投资集团设立69支产业基金，通过915亿元财政投入撬动2.8倍社会资金，精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生命全周期资金需求。三是政策性金融组合。政策性银行通过成立证券、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灵活使用“投、贷、债、租、证”，有效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融资需求。例如，国家开发银行设立国开证券公司，为新兴产业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
主导融资模式与新兴产业集群金融需求不匹配。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存在天然缺陷，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阶段的金融需求不匹配，制约了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居民存款，具有期限短、风险容忍度低的特点。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尚处于形成发展阶段，整体风险较高，超出了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难以获得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具有轻资产特点，难以提供银行信贷所需的担保品，信贷可获得性差。银行在管理信息不对称风险时更注重企业的信用记录、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因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评估机制，客观上容易忽视商誉、专利等“软信息”，导致银行信贷对高技术产业具有较大的排斥性。银行业集中度较高，国有银行偏爱国有企业和大项目，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缺乏有效激励，趋同化经营降低了银行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效率，在产业集群最具活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支持力度不足。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投资方向、投资方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发展阶段特征高度契合，但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人才、机制和结构尚待完善，制约了其推动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行业布局和集群发展的功能。第一，风险投资不发达。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既懂产业、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金融需求相比，风险投资规模缺口巨大。第二，资本市场上市标准单一，门槛偏高。股票市场企业上市要求净利润、营业收入、股本结构等实质条件，标准缺乏灵活性，融资门槛较高，不利于发展潜力大、尚未实现盈利的创新创业企业上市融资。此外，债券市场以政府债券为主，风险偏好较低，企业债发行成本高、准入条件严苛，债券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较弱。第三，机构投资者偏少，投资结构不合理。机构投资者不足导致资本市场缺少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市场的融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以散户为主的资本市场更注重短期收益，投机性强，忽视企业的成长性，使处于形成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企业缺乏市场吸引力。鼓励金融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待完善。为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需求，金融机构需要在信用评估、担保制度、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但受金融监管和政策环境的制约，金融创新的针对性和创新力度不足。首先，金融创新失败容忍度低，银行提供适配金融产品的动力不足。在严格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下，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尤其是风险资本指标、贷款人坏账终身追责等制度打击了银行提供适配金融产品的积极性。金融监管差异化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银行的创新意愿。分业监管框架下客观上存在金融监管政策协调困难，难以及时有效地支持跨市场、跨机构的融合性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削弱了金融机构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力。其次，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市场不发达，知识产权转让渠道不畅。知识产权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多数企业的核心资产，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时效性，“科技 金融”复合型人才稀缺、评估机构较少，导致知识产权评估难度大，评估质量和可信度较差。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查询流程繁琐，市场交易规模较小，知识产权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差，客观上增加了知识产权的融资风险，造成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望而止步。最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协调性较弱，风险分摊机制不健全。政府引导基金存在国企路径依赖、“求大求全”和“撒胡椒面”问题，管理运营中政策性目标与市场化需求脱节，缺乏与当地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的协调统筹。税收优惠政策偏重较为成熟和收益稳定的企业，对于处于创新发展阶段的企业支持力度不足。缺少配套风险补偿、贷款补贴和相关奖励政策，地方政府未能有效联合银行、保险、企业及评估中介机构共同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多措并举拓展融资渠道。推进多层次融资渠道建设，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金融机构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引进，为集群提供专门化、特色化服务。在继续发挥银行信贷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产配置作用，扩大集群中上市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加速产业集群的资本形成和积聚。调整债券市场结构，适当放宽战略性新兴产业准入标准，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高收益债的发行，为经营绩效好、成长速度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提供债券融资便利。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扩大专业化投资规模，提升风险投资效率，推动集群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链与资金链的对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凝聚作用。运用金融科技，增强金融创新动机和能力。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为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供新动能、新手段。运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记录、跟踪、更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产权链，构筑“大数据 区块链 知识产权”的融资担保体系，实现企业、集群与专利局、科技部与银行、金融机构的信息对接，降低信息不对称，解决知识产权评估难、转换难问题。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供应链 信息流 资金流”，打破企业、机构和平台间的信息孤岛，推动信息在集群内的传递和积累，有助于集群创新和资金流转的风险控制，为基于龙头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创造条件。打造包容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沙盒监管”鼓励金融创新，注重事中和事后监管，为金融机构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适配金融产品松绑。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离不开财政支撑，需要进一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设立重大专项基金，发挥财政资金风险分担和兜底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示范项目、风险投资等的支持力度，形成创新网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与集群的协同发展。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入驻产业集群，并根据技术创新各环节特点调整政策，让税收激励覆盖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发挥财政贴息的精准支持作用，高度聚焦集群发展的关键企业、关键产业链环节和平台，提供低成本的优惠贷款。制定目标任务明确的发展规划，促进企业、科研机构、院校有机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本文受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共建项目“适应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支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