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什么不能靠诗歌生活？

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巴黎评论》上的作家访谈一直都很受欢迎，中文版的《作家访谈》已经出版到了第四辑，刚刚又看到了作家访谈的特刊《诗人访谈》出版。顾名思义，这本《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收录了十八位世界上著名诗人的访谈录，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界，最早的一篇是1961年对美国女诗人玛丽安·摩尔访谈，最晚的一篇是2005年对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的。

这里的访谈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有诺贝尔级别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奥克塔维奥·帕斯、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这好像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进行访谈的时候，很多作家还没获奖，最巧合的是帕斯那篇，1990年的访谈，访谈三天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目录中有小语种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以色列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用希伯来语写作，够小众吧，这个世界上能读希伯文的人口也就三四百万，他出的每一本诗集，都能卖掉一万五千册，这个数量就是放在美国，也是够畅销书的程度。还有米沃什，流亡到美国，在大学里教书几十年，同事们才知道身边这位教书匠因为诗歌写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主要是他始终用波兰语写作的缘故。目录上有两位女诗人，上面提到的玛丽安·摩尔，以及安妮·塞克斯顿，对后者的访谈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

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但是他们都很少喜欢被人称作诗人。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并不仰仗诗歌写作生活。他们都有各种职业，大学老师、出版社编辑、家庭妇女、银行职员等等。对诗人来说，不依靠诗歌生活，最简单的一种解释就是，单靠诗歌无法赚钱养家，他们需要第二职业来滋养诗歌写作的物质生活基础，同时，第二职业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也丰富了他们的诗歌经验。但是很难说这是诗人的一种理想状态，某种程度上，平衡生活与诗歌写作的难度太大了，有时候会让人难以忍受。

这点在女性诗人身上体现更加明显，在塞克斯顿的那篇访谈中，女诗人对自己半路出家的写作生活进行了概括，二十八岁之前，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日常的生活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调奶浆、换尿布，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过着常规的家庭生活。二十八岁那年，她精神突然崩溃，去看心理医生，才意识到她内心还有一个隐藏的自我，一个会创造诗歌的自我。她的诗歌创作相当于一种心理治疗：“说到底，诗歌是潜意识的流露。潜意识在那里喂养着意象、象征符号、答案和洞见，这一切事先都没有向我显现。在心理治疗时，人有时候会隐藏起来。”但是成为一个诗人并不代表她就可以痊愈了。成为一个女诗人的同时，也意味着承受更多，牺牲一部分家庭生活，比如陪伴孩子的时间。塞克斯顿提到，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写作会大受干扰，因为两个小女孩不不停地叫“妈妈”。当孩子们逐渐长大，开始懂事，一旦发现妈妈在构思一首诗的时候，她们懂得了轻轻绕开她，并且说：“嘘，妈妈在写诗。”这一幕的画面真的是温馨又有些心酸。写作的困境从来都是日常的。

对诗人来说，不能仰仗诗歌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是精神性的。因为我们对诗歌的认知有所变化。我们很难想象现在可以有一位像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诗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大众的普遍热爱，走在街头都会有无数人吟诵他们的诗歌。为什么现在诗歌越来越小众，越来越觉得晦涩看不懂呢？在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的访谈中，他的一个解释我非常赞同：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统一思想烟消云散，我们丧失了一种基本的共同的生活经验。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有一套人人都接受的信仰、宗教表达、仪式和道德价值观。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一切都被现代性摧毁了。现如今，有多少个个体，就有多少种价值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想描述一种更深刻的诗歌经验时，只能诉诸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意象，只有小圈子里流行的思想，诗歌话语再也不是普遍的可以理解的东西。晦涩遮蔽了诗歌的深刻。

《诗人访谈》里的每一篇当然都值得用心阅读，尤其是考虑到这些诗人的诗歌作品大都有了中文版，我们更是可以按图索骥，从中找寻适合自己的诗人的诗集。这些访谈就变成了关于诗人的简略版传记，或者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这本书是了解诗人与诗歌一个很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