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魂牵《铜川文艺》四十年
黄堡文化研究 第239期
魂牵《铜川文艺》四十年
朱文杰
1973年创刊时的《文艺新作》，封面为耿建创作的国画《矿山晨曲》
上世纪的1973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时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暴风骤雨般地闹腾已逐渐转入低潮。而我由西安左迁煤城铜川已达五年，从铜川商业系统调入铜川歌舞团已跨过三个年头。当生命进入了二十五岁之际，我的文学梦因一本刊物的诞生而被唤醒。
这本新创刊的杂志叫《文艺新作》，由铜川市中心文化馆主办。这本杂志刊发了我的处女作，一首名叫《选煤工》的诗歌。当拿着还喷发着油墨之香的这本杂志，看到自己涂鸦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心中那个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在那个万马齐瘖，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日子，能发出一首诗，其中有多艰难，是今天文学青年难以想像的。这当然包括心中的忐忑，我明白因一首诗而被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极左泛滥的年月是多么的司空见惯。
记得负责编这本刊物的张治河到歌舞团里找我，让我帮他编诗歌的稿子，並要我立马也写上一首。他说铜川写稿子、写诗的人太少了。张治河老兄是我到铜川来认识的第一个文化人，那还是1969年2月我参加铜川市副食站文艺宣传队时，好像是为写演出的报幕词而请教过他。记不清当时他是否也是宣传队的一员？但经常在一起谝闲传，总之当年他对我这个从西安分来的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很好，也很器重。治河老兄是铜川的名人，1964年到北京参加过全国青创会，因了他创作的一出戏，好像叫《一筐萝卜》，在省上汇演获过什么奖。
当时陆炳寰也从铜川一中调进文化馆，和老张一起编《文艺新作》。记得老陆给歌舞团写过歌词，我们也很熟悉。当时我在歌舞团乐队任副队长，也是编导组的一名创作员。于是，我成了这本杂志的编外编辑。
而这本铜川第一本文艺刊物，汇聚了当时铜川为数不多的几位文艺骨干创作的作品。有铜川市三中老师瞿云锦、宜古村火车站工人刘浩，歌舞团的李天增、宁尔、萧建国、毕践新和我；有文化馆的张冶河、李皓宇、耿建、任超；矿务局宣传队张小平（张孝评）先生，西北大学毕业，后又调回西大当教授。还有矿工作曲家左东音，以及以集体名义隐去真名的徐家沟矿的张希巡。
从此，我与铜川这本文艺刊物结下不解之缘。虽然1973至1974两年总计编辑四期刊物就停刊了，可我却在其中三期上发表了3首诗歌作品。1974年刊物正式命名为《铜川文艺》。
1978年8月铜川市歌舞团解散了，我要求调回西安，向市文教局一说。领导不放人，文化艺术科科长董一俊找我谈话，传达局里意见要我到中学去当老师。我说到文化馆还可考虑。董说：文化馆各负其责，每个行当都配有专职干部，沒你的事干。我说：如能恢复《铜川文艺》，我去编，行不？老董说：哪得局里定，我向上汇报。于是，我就调入铜川市中心文化馆，分在陆炳寰当组长的戏剧文学组，成了一名负责辅导业余作者的文学专干。
接着我与老陆还有萧建国，马上筹备《铜川文艺》的复刊工作。紧锣密鼓的于1979年推出第一期。这一年出了三期，可谓硕果累累，前两期在耀县印刷厂印刷，第三期才转入铜川市印刷厂印刷。从这一年开始，跑印刷厂成了我主要任务之一。我有了我热爱的事情干，干得是非常地投入。关键的是刊物推出了当年铜川文坛的一批骨干作者，很快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中间有黄须进、刘昭尧（刘兆尧）、李祥云、黃卫平、刘国胜、秦凤岗、范金涛、袁耀良、党立敏、赵勃、杨宏宇、靳涛等，让人倍感兴奋。尤其是其中袁耀良，以一篇报告文学《冯玉萍》，在“文革”前享誉陕西乃至全国文坛。
馆长刘本奇亲自设计1979年第三期《铜川文艺》的封面
1980年似乎陷入低潮，仅出了一期刊物。新作者有杨新寿、黃金岭。而其中的亮点是诗歌上出了个刘新中，记得当时新中投来一首260多行的中篇抒情诗，我一看马上推荐给老陆、建国，我们几个人齐声称赞。我并和老陆坐班车赶到黄堡镇，到市电瓷厂找刘新中。回来后我负责把新中的诗缩编成160多行，发在1980年仅有的一期《铜川文艺》上，这可能是铜川文艺历史上发的最长的一首诗了。从此，刘新中以这一首处女作叫响铜川，並再接再厉，接着在《诗刋》发了两首诗《红箭头（外一首）》。成为在国家级诗刊发诗的铜川第一人。
1981年铜川市中心文化馆改名为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形势略有好转，这一年出了两期刊物，作者队伍变化不大，编辑部添了人手，增加了齐亚萍和成全民，新作者也增加了成全民和高兴谦。而这一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创作收获不小，先在第一期发了小说《春天总是绿的》，第二期发了我的历史小说《奇匾记》，原稿十五万字，为了参加省上群众文艺评奖，我把其中5万6千多字从语言上略作调整，改为中篇评书，並获当年陕西省文化局主办1981年群众文艺创作三等奖。如此长的篇幅，可能也是铜川文艺40年之最啦！这一期杂志我有点胆大不知羞，竟尝试着设计了封面，还用空心字题写了刊名。紧接着，我连着几年在《延河》《长安》发了组诗、小说10多篇首，终于走出了铜川，並被特邀和李祥云、黄卫平、秦凤岗一起参加了1983年陕西省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这当然要感谢《铜川文艺》，感恩铜川这块文化厚土对我的培养和恩赐了。
在止园召开的1983年陕西省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合影，后排正中为朱文杰，前一排正中李祥云，第三排右起第七位为秦凤岗，第四排右起第三位为和谷。
从1982年开始《铜川文艺》走上正规，刊物基本按季刊编辑。作者队伍壮大了，好作品多了，发表作品有了竞争。新加入的作者中有影响是姚筱舟、惠永德、梁志民、刘俊华、郑智云、豆冷伯、周荃、铁明（王继明）、王宝君、王云峰、岳从理、王磊、孙育林、郭志昌、杨巨盛、李孔学、史保民、赵斌、王世华、李建平、王英、冯普选、路如营、马福元、吴川淮、庞捷、杨铜茂等。当然，姚筱舟是老人手，一首《歌支山歌给党听》文化大革命前早已红遍全国，但当时因历史遗留问题，加之有台海关系等因素，矿上限制他的活动。为此，我和老陆到矿上多次协调争取，才使老姚得以重新拿起笔来，老树开新花，又写出了新作品。我为此后来写了一首诗《死海》，前二句就是：“诗人流放了，小舟/搁浅在地穴那石头般沉重的死海里”。诗中还写道：“逃脱了地面风风雨雨的侵袭/溶入黑夜，使你心中攥紧了拳头。……突然,诗神竟然又一次撞响你的心钟/矿灯的剑光劈来，不由自主/你粗大喉结颤动了，一支不朽的歌/使夜幕一下缀满了那么多炫目的星星/历史是被矿斗翻入煤仓的/可是煤海不会衰老……小舟起航了，风帆上/打着补丁，补着诗人的信念。”
这一年《铜川文艺》还举办了“铜川市1982年文学作品讨论会”，邀请了《延河》副主编、老诗人玉杲和诗歌组组长闻频，小说散文组组长徐岳；《绿原》小说散文组负责人李佩芝，诗歌组负责人葛佳映参加会议，铜川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要领导周铁山、刘焰参加了会议。是铜川历史上第一次最为重大的文学作品研讨会。
1983年陆炳寰调到市文化局任副局长，我接任铜川市群艺馆的戏剧文学组组长。更大一点的喜讯是耀县、宜君和蒲城广阳等地区划归铜川，我曾以铜川文艺责任人身份到宜君文化馆联系，见到了久负盛名老朋友王世雄先生，见面时的那份兴奋、亲热，真正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雄兄曾著文说：“1983年宜君县划归铜川市所辖，文杰率先上山‘接收’我。我们拳脚相见，好不亲热。”王世雄老兄的特点是热心帮助组织为业余作者编书、出书，这一特点也打开了繁荣铜川文学又一重要通道。数十年来，他帮助铜川三、四十位作者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功莫大焉、功德无量。还有耀县水泥厂的路友为（芦苇）、苏盛柱、王维（王维亚），县上的王明皋、钟平、高野、徐忠仁等，一举壮大《铜川文艺》的作者队伍。加之，编辑部新添了从西北大学分配来了能写能评能编多面手的封筱梅。
更为重要的是为应付日益繁忙文学活动，我又借调刘新中到编辑部，参与编辑和组织文艺活动等项工作。新中从1983年10月到1984年3月干了半年，我们的合作相得益彰，共同主持举办了铜川市首届迎春诗歌朗诵会，还评了奖。一起去焦坪矿、省运司、耀县水泥厂，组织铺导基层一线的业余作者创作，为刊物拉赞助，为厂矿出专页等。还在耀县召开了一百多名作者参加的铜川市文艺创作座谈会。再有《铜川文艺》还稍微提高了稿费标准，增加了印数，扩大了发行范围，扩大了影响。而且很多活动都是第一次，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效果也显著。
刊物也开始基本按文学刊物来编，主要栏目分成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戏剧文学剧本、民间故事，尤其是约请一些骨干作者写评论，逐步组织起铜川文艺评论队伍，以促进提高铜川文学的整体水平。写评论的有刘兆尧、杨新寿、樊金涛、郑智云（蓝芥）、冀平等，以及文化局的局长一叶增宽、陆炳寰，编辑部的我和封筱梅。我的第一篇评论是《煤矿题材的诗歌创作从何提高》。
再就是重视抓基层单位的文学创作，先后为焦坪煤矿、陕西省铜川运输公司、耀县、农村作者、耀县水泥厂、东坡煤矿开办了专页，以及新人小说选和新人诗歌选。当年铜川的文艺类刊物，就此一家，报纸有才创办的《铜川报》和《铜川矿工报》两家，都开设了文艺副刊。为了给业余作者多开辟些阵地，在《铜川文艺》编辑部推动扶植，积极铺导下，黄须进办了份铜川工人文化宫的文艺小报《活动月报》、焦坪矿工人俱乐部也办了份文艺小报《玉华》、豆冷伯在东坡矿办了份文艺小报《晨曦》、刘俊华在王石凹矿办了文艺小报《扶桑》、高兴谦在桃园矿办了《桃园矿工》、史保民在陈家山矿也办了份文艺小报《柳林》，以及市师范学校《发源地》、市教育学院《风华》、矿务局供应处《含羞草》、李家塔矿《军台岭》、庄里陶瓷厂《庄里工人》、鸭口矿《影迷之友》。另外加上不定期的《耀县文艺》，和耀县水泥厂《五彩石》等，铜川文学活动迅猛发展，异常活跃起来，各类文艺小报如雨后春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形成了以《铜川文艺》为中心，有递次的文学宣传阵地。
正式命名为《铜川文艺》1974年第一期，办一期即停刊
当年，铜川诗人力量强劲，其中东坡矿豆冷伯写诗的经历让我感动，他是受了工伤，被井下冒落的煤块砸成脑震荡，住院疗养期间才开始写诗的，他出手不凡，在《铜川文艺》上几次占据头条位置。我为冷伯兄写了一首诗《矿工诗人》：“煤块在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就把他敲进了诗人的行列/脑震荡了，诗情也为之震荡/灵智一闪，奔涌出多少东坡豪情/在煤层的夹缝中，沒有退却过/在回潮似的退稿中，也沒有迷茫过/不悲不喜，不屈不挠/挥动如椽之笔/点染一丛山色/描画迷人的晨曦/为矿山那批爱诗恋诗的黑哥们儿/迎来一缕朝晖/从此，身边聚拢了/那么多的矿灯/密集的光柱/照亮了一条诗之银河”
而刊物也扩大了发稿范围，刊登几位和铜川有关系的在陕西文坛有影响作家的稿件，有和谷的散文《故乡的夏》、商子雍写耿建同名国画的随笔《石涅神火》、闻频的组诗《心，贴着黃河》、子页的组诗《将军奏鸣曲》。以促进影响铜川作者创作，开拓我们的视野。
从1982年开始，《铜川文艺》编辑部在红星剧院、工人文化宫，以及一些厂矿举办文学讲座，其中和西安市文联《长安》杂志联合举办文学讲习所，铜川市委宣传部长夏善林和《长安》副主编白浪主持了开学典礼。先后请来了省上来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商子雍、闻频、子页、白描、和谷、李建民、王晓新、贾玉森、李永生等陕西文坛著名作家、编辑，到铜川讲课。那年月，文学热得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一千多人剧场，那可是坐无虚席，两边过道还有不少站着的文学爱好者。真正的一票难求。
其间，黄卫平已调入铜川矿务局宣传部任干事和副部长，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商子雍、闻频、子页、和谷等到铜川，我俩一起接待，主要由他负责安排住宿，他在矿务局小学的家成了我们的接待站，对我的帮助是全方位的。卫平也和我成了挚友，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经我手发在《铜川文艺》上的。我们一起合作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团扇》、《危机之秋》，並应邀参加了省文化厅电影处1983年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卫平是铜川小说创作的领军人物，当年最早在《延河》《雨花》《中国煤炭报》发了一批质量不错的短篇小说，在省内小有影响。记得卫平和我一起陪陈忠实下桃园矿煤井，帮路遥的在鸭口矿下井的弟弟王天乐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我手里还珍藏着一张1984年和路遥、黄卫平在铜川工人文化宫的彩色合影照片呢。
朱文杰题写刊名并没计封面的《铜川文艺》1981年第2期
陈忠实来讲课时，沒有专车接，都是坐班车往返西安——铜川，一趟得5个多小时。记得我送老陈上长途汽车，怕他路上饥渴，买了一包铜川出的麻饼，号称硬得扔出去能在你头上打出个疙瘩，还有一瓶名叫格瓦斯的汽水，从车窗外递给老陈的。就这么寒酸，但忠实先生还评价铜川人：“有农村人的憨厚，城里人的大方。”这让我记了30年。
1984年是我具体参与《铜川文艺》编辑的最后一年，记得年底时，我十分敬重的铜川名望甚高的饱学之士杜发隆先生来到编辑部，吴树民从矿务局，王文康从省艺术馆先后调来当副馆长，并先后分管刊物。
这一年还隆重地举办了《铜川文艺》“国庆征文”活动，豆冷伯、刘新中、郑智云、王继明分获诗歌、小说奖；举办了“铜川文艺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学员习作评奖”活动，乔荷香、王恩长、史渭、冯普选分获了诗歌、小说、散文奖。新作者中则涌现了范晋川、安黎、姚中文、王天乐、皇甫江、何文朝等，铜川文学活动进一步繁荣。
回忆起来，《铜川文艺》能得以持续发展、正常出刊，这是得到馆里上下爱护帮助的，《铜川文艺》就是馆里的香饽饽。同事之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陆炳寰了，我们一间办公室相处六年，从末产生过丝毫的龃龉和误会，我虽然直呼他老陆，但心中一直视他为我人生中得遇的贵人，加知己、铁哥们，和尊敬的道德君子、人格典范般的师长。我们的合作堪称天衣无缝、亲密无间。老陆出身不好，当年的他被一些馆里老同志称为“胆小殷勤”，在待人接物上更是忍让为先、谦虚谨慎、友情为重、宁可吃亏、绝不逞强。但老陆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懦弱之人，他内心正直、鄙视小人、悲悯为怀，例如那位作者因创作惹了事，被单位批判教育什么的，或者陷入困厄，他就敢一身正气地亲赴处理，毫不顾及自身安危，为作者解忧脱困。我记得，经他帮助的就有刘新中、李陕西、冀平、郑智云等。老陆虽然作为市上一个艺术馆的小小中层领导，但在基层厂矿，他就代表了市上，加之他的政策水平、协调能力、以及学者风度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和那么一点不容置疑的威严，秉持的正气，经常能使一些事件化险为夷，顺利圆满解决。
馆里的领导钟爱这份刊物，第一任馆长刘本奇就亲自设计过1979年第三期《铜川文艺》的封面；副馆长颜志超负责审阅1983年《铜川文艺》“欢度新春佳节文艺专刊”，这一期与铜川市委宣传部合编，封底剪纸就采用颜馆长夫人杨文霞的“凤凰戏牡丹”，获得极大好评；还有馆里几位美术干部，耿建、任超、张秉元，他们几乎包揽了刊物封面和封二、封三、封底，以及插图的美术、摄影编辑工作。任劳任怨、不求回报、无私奉献，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而美好的记忆；接下来的继任馆长杨格善，副馆长吴树民、王文康，都是热情关心刊物，从不干涉，对《铜川文艺》健康发展，铜川文学繁荣兴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我记忆中这些领导首先都是好人、宽厚的道德之士。我和他们的相处是那么的和协自然，以及那种无言的信任，让我工作起来，沒有任何的压力。周围的环境气氛的宽松，让人很舒服，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沒有暗箭四伏，小心提防，这种情况和机遇，是我一辈子中工作过的五、六家单位中的唯一。
本文作者发表在《铜川文艺》上的作品
我于1985年元月调到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社，《铜川文艺》接着由杜发隆编辑，后来，刘新中调入，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刘新中调入省艺术馆后，《铜川文艺》更名为《华原》，刊物风风雨雨，走过坎坷，走向兴旺，坚持了40年，成为了铜川文化的一张名片，一面铜镜，一种标志，一座丰碑。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雏凤清于老凤声，后面的辉煌历史应该让新的当事人、主办者来说了。
今年，恰逢《铜川文艺》和《华原》创刊40周年，感谢铜川市文联主席张恩忠，倡仪并召开纪念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与老朋友、老领导相聚的机会，十二万分的难得！多年的朋友见面，有拉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有一种相逢更显亲情深，文友兴会更无前的感觉，让人深深陷入一种甜蜜的回忆之中，啊！魂牵梦绕、永难忘怀的四十年！
2013年6月2～7日于长安龙首苑
朱文杰， 1948年10月出生于西安，现任市诗书画研究会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