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鲁国

鲁国政治情况概述

鲁国是周王室分封之下的一个重要国家，武王克商之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由于武王骤然驾崩，周公辅佐幼主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他就封于鲁。

鲁国地处山东，是西周礼仪保留最完整的诸侯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鲁国是周王室的嫡系血脉，姬姓公爵国。在周初所册封的诸侯国中地位尊崇，拥有较多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所谓四代之器、服、官指的就是前朝的礼器、服饰等。在崇尚祭祀、礼制森严的周代社会，鲁国能够使用四代之器、服、官足见其地位之崇高。同时,鲁国也是周代礼乐制度保留最为完整、奉行最为严格的诸侯国之一。在先秦时期，祭祀与战争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个话题，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于祖先的崇敬，同时希望获得祖先的保佑。当时的信仰体系是“天神、地祇、人鬼”，也就是日月星辰，土地山川和自己的列祖列宗。鲁国地位崇高，声望显赫，使用四代之器进行祭祀更可以彰显出国家对于信仰的敬畏。

礼乐文明

伯禽到达鲁国就任之后，“革其俗，变其礼”，将周代的礼乐制度在鲁国的范围内进行推广。这一点有别于姜尚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的做法。鲁国属于全盘性转变，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如今想来也是合理，周公辅佐成王位高权重，鲁国可以说是诸侯之间的一面旗帜。伯禽必须原原本本地执行周朝的礼制，一方面免得落人口实，另一方面也是成为一个表率，让各国效仿。所以，即使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鲁国依然保留着西周时的礼乐，这份执着和虔诚还是很值得赞赏的。鲁国的飨国时间相当长久，自伯禽立国到公元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共传二十五世 ，三十六位君王。飨国长达八百余年，远远超过春秋时期强大一时的晋国与郑国。这也证明鲁国的政治地位与礼乐制度对于鲁国的国祚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毕竟，一个地位如此崇高却又虔诚地固守周天子的礼制与法统的国家，久而久之便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敬重和拥戴。大国不敢随意侵犯，小国更可能争相归附，所以鲁国得以延续国祚至战国。

三桓之乱

盛德之下易生奸邪，鲁国也曾经发生过旷日持久的三桓之乱。三桓原本是鲁国的贵族，史称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他们通过掌握军权的方式间接瓜分了国家大权。公元前562年，三家将原本的鲁国军队编制为三军，一家管理一军。但是，三家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季孙氏将军队中的所有人，无论长幼青壮，全部收入麾下。叔孙氏只把青年和少年留到自己的麾下，将父兄辈的人口仍然交给国君。孟孙氏要求的更少，仅仅只占有青年子弟中的一半，将另一半和父兄辈全部交给国君。所以，在这三家之中，季孙氏的力量最强，势力最大。二十五年后，三家的势力进一步做大，他们开始染指国家大权。三家将国家军队进一步划分为“四股”，由季孙氏独占两股并且掌握国家大权，其余两家各得一股。

三桓之乱是鲁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耗

如此一来，国君形同虚设，成为了事实上的傀儡，甚至经济上也要依靠三家的进贡才能勉强维持。公元前517年，忍无可忍的国君鲁昭公联合大臣郈氏和子家氏一起反抗三桓。不过，三桓多年来赢得了许多民心，也笼络了不少的藏匿的流民扩充入了他们队伍中。国军不敌被打败，鲁昭公被迫出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想借助于越国的力量驱逐三桓，可惜也以失败告终。等到鲁悼公继位时，鲁国堂堂的公爵竟然如同小侯一样，屈服在季孙氏的淫威之下。鲁哀公、悼公、元公三代都在季孙氏的控制之下，失去了权力。直到鲁穆公时，鲁国的政体才得以恢复。季孙氏拥有的城镇成立了费国，独立了出去，对于鲁国的影响力才逐渐淡去。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三桓乱政的时候曾经担任司寇代理国相，任务就是削弱三桓的权力。孔子与三桓之间也有过数次交锋，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孔子被逐出鲁国，可见三桓力量的强大。

鲁国的农业经济与礼乐文明

其次，从经济上而言，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鲁国“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这表明鲁国在经济上主要还是依靠小型传统的自然经济，缺乏辽阔的森林大湖。国家的在农业之外的主要副业是依靠桑麻等纺织物形成的初级家庭手工业。

农业是鲁国的支柱经济产业

春秋初年由于耕作制度的转变，土地的开垦利用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鲁国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过开垦后的荒地并不向国家交税，这就造成了国家财源的重大流失。于是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收税的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鲁国由于实行了初税亩，使得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各国也争相效仿。鲁成公元年，鲁国又接着实行“作丘甲”，即由原来只由居住在城中的国人来分摊军赋规定扩大到全体自由民，这就包括了不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农民（当时称呼为野人）。并且按照四邑为一丘的组织单位根据田亩数来征收兵赋，这便增加了鲁国四分之一的军赋总量，同时也扩大了军赋的来源范围。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野之间的限制，随着普通平民的富有与发展，这渐渐成为了各诸侯国重要的赋税来源。鲁哀公十二年，鲁国又开始实行用田赋，不再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而是完全按照田亩数量开始征收，土地主对于田地的控制力度也开始逐渐加强，而国家的经济收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这是国家直接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具体表现。作为国家而言，税收的稳固与发展是立国之本。鲁国先后采取的三种税收制度，都是为了扩大税源的征收范围，增强税收的稳定性，使得国家财富可以源源不断流入中央。

鲁国是孕育了儒家的圣人国度

在文化发展上，鲁国地区在分封之前原本是东夷族影响力较强的地区，同时也受到了商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在文化上与周代的礼乐文明有较大的不同。在分封之后鲁国成为了周礼最为坚定的的保存者与实施者，也是周文化的主要推行者。在鲁国革其俗而变其礼，并且将礼制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因素在鲁国的疆域内广泛传播，因而儒家思想得以在这里诞生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以“克己复礼”为目标，孔子将西周的政治礼乐文明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其目的就是有利于向各国推行。《论语》当中关于周代礼乐的溢美之词不胜枚举，如《论语·八佾》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泰伯》“周之德，可谓盛德也。”两句便可以直接体现出孔子对于西周礼乐文明的向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的推行不同于物质层面，是无法做到彻底改变的。随着平王东迁，西周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开启了诸侯之间相互争霸的大幕。在文化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仅仅齐鲁大地，涌现出来的思想家便有许多，而尊奉西周文明的儒家只是其中之一。这就表明，在物质利益面前，文化思想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鲁国虽然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但是同样出现了三桓之乱等严重违反西周礼制的变乱，就更显得西周文明的苍白。儒家思想一直在试图与周围的其他思想进行碰撞与交融，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征战背景也导致儒家思想难以深入，这也是孔子在鲁国难以有所作为的原因。

鲁国的精神至今仍延续在齐鲁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