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及其家事 文学应该是普世大众的《人民文学》

莫言先生及其家事 文学应该是普世大众的《人民文学》

莫言 本名管谟业 中国当代作家，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家庭成分 中农， 1976年2月参军入伍，1981年开始创作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历史等书籍。1982年在部队提干，1984年，著名作家徐怀中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建文学系，他看到莫言的《民间音乐》十分欣赏，破格给他参加考试的机会，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毕业，历任教员、干事等职。1997年，转业到《检察日报》工作。2007年，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所。2011年，作品《蛙》获得矛盾文学奖，2012年，《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讲坛上对外讲述了一个《捡麦穗》的故事：“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我的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的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不是一个人。”

莫言先生在诺贝尔获奖会上，讲述的这段故事，没想到9年之后，在国内网坛发酵，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看法极其不一？最大的质疑有四点：一、在国际讲台上毁誉中国社会；二、他讲的故事是真？是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母亲是否是小脚？那时候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能动不动就打人吗？都是乡里乡亲的？三、按照他的说法，他母亲带着他不是捡麦子？而是偷偷摸摸地捡生产队集体的粮食，不能轻描淡写地归纳为“捡”？四、如果莫言先生母亲真的带着年仅5岁的他，去“捡“生产队集体的麦穗？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哪有一位母亲带着自己不懂事的孩子，出去做违背社会常理和公共道德的事情？致使给莫言先生从小带来不必要的伤痕与巨大的心灵创伤。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他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情，并充满着仇视与伤痕？还有人似乎在质疑他的人品？是否是在说假话？在研论中，有反对的声音，也有力挺的呼声，反对的声音似乎多于力挺的呼声？

莫言先生这位人物如何？他在家乡人的眼里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家庭在家乡的威望如何？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网上获得的资料看，却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首先，从他自己亲口讲述的故事看，他的家人在当地农村并不受人待见？有资料介绍说，他祖父叫管嵩峰，是一位木匠；父亲管贻范，是生产大队的会计。这样的人物，在村里理应受到尊重才对？可是，不但没有受到尊重，而且遭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非礼行为？

他家所住的村子，人口很少，仅有十几户人家，他出生的时候，家庭有11口人。在这样一个极小的村子，人情往来，应该都是乡里乡亲的，甚至是一个大家族的家庭成员？一笔写不出两个管字来？互相之间，应该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关系。

如果莫言先生讲的《捡麦穗》的故事是真实的？他5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母亲跑得慢，被没收了麦穗，被看守麦地的社员一个耳光子打倒在地？打得嘴角流血？这似乎有点过分？如果真是乡里乡亲的，都知道挨饿？并且一起挨饿？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和同情心吗？莫言先生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看守麦地的社员家里也应该缺粮食吧？他也饿着肚子，能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下这么狠的手？他两家得有多大的仇恨扇在这一耳光子里头？老人家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说明，起码莫言先生家与看守麦田的社员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按照中国民间的常理与人之常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相互之间睁只眼，闭只眼，最多把人撵走，事情就过去了。怎么会发生这样打人的事情？看守麦地的社员为何不打别人？专打他妈妈呢？如果说，山东妇女，那时候都曾经裹过小脚，“捡麦子”的小脚，不止他母亲一个吧？要跑不动，小脚妇女都跑不动。而且莫言先生的父亲还是生产大队的会计，担任着生产大队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位看麦田的社员，就这么不走眼吗？大家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是不是说明他妈妈的人缘不咋样？或者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去麦田里偷捡集体的麦穗？一位仅有5岁的小孩子，能把久违的事件记忆得如此清晰？不愧为是一位记忆天才。

网络里有一篇网名曰斯凯孚画皮撰写的文章《莫言成功参军惹众怒，全村无一人送行，莫言：我永远是高密的儿子》。这篇文章里，讲述了莫言先生1976年参军入伍的过程。“1976年，还在山东高密家乡棉花加工厂做工人的莫言先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征兵入伍通知，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可以让全村人敲锣打鼓庆祝的喜事。可村里人知道此事后十分愤怒，都在背地里骂他。民兵队长给莫言送通知书，远远扔给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莫言临走时，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给他送行。多年后莫言向公众坦白此事时，还是满脸愧疚。”

光荣参军，保卫祖国，在农村这么大的事情，一件多么值得荣耀的事情。在当时，参军好比现在考上大学一般，村里和政府应该是敲锣打鼓欢送莫言才对。可是，全村人都沉默不语，没有一个人欢送他？文章介绍，莫言参军几次申请入伍当兵，因为家里成分是中农没有通过。全村只有一个参军名额，莫言是通过走后门才当兵的，因此全村人才漠视他。但我们想，再漠视？也应该有亲戚关系的人家欢送他吧？难道他家的威信在当地就这么不堪吗？文章介绍说，他想当兵，但凭他家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他找到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武装部长的儿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莫言先生给他爸爸写信。于是，莫言给公社武装部长写了一封信，莫言就这样当兵了。全村人都认为，莫言这样当兵很不光彩，于是便没有一个人来欢送他 。
第三件事，显示了莫言先生的心胸不够宽阔和豁达。这件事也是出自他本人之口，正是在国际获奖的讲台上向外披露的，没有人给他捏造。莫言先生出名以后，回到家乡，他讲到：“多年之后，当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

莫言5岁时跟随自己的母亲“捡麦穗”，这件事发生在自己的家乡，直至他1976年2月参军，这十几年中，他都没有敢报这一耳光子之仇？为何他出名之后，才敢于报这一耳光子之仇？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一定是在《检察日报》工作期间？参军的时候，身穿一身光荣而神圣的解放军军装，他一定不敢造次？以免影响极大，被村子里再次说说讲讲，唯一敢出手时，应该是已经转业回地方工作了，并且是在《检察日报》工作期间？

当然，莫言先生也有自己的优点与特长，是中国当代少有并且罕见的大文学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很爱学习，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据说在部队当图书管理员时，读过上千册书籍，这是很多人不可比拟的一位杰出人才。

在家乡的时候，仅仅读过5年书，但他坚持自学，喜爱看书。谁家有书？他就给谁家干活，放牛放羊，夜以继日地学习。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专攻西方文学，掌握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的写作知识，创作技巧。像“幻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神话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等等。

莫言在自己的作品中，擅用自己的家人作为创作人物的原型，用隐喻的手法描述作品故事。像《红高粱》，《蛙》等。《红高粱》写自己爷爷奶奶的婚姻故事；《蛙》写自己的姑姑。在《红高粱》中，他隐喻记录了中国社会民间的粗俗、愚昧、无知和野蛮。从他奶奶和爷爷的婚事说起，奶奶本来是与他人结婚，当时，爷爷仅仅是一位给奶奶抬婚轿的壮汉轿夫。但爷爷在高粱地里无视新郎，与奶奶苟合。后来，爷爷杀了奶奶的前任，《卖油郎独占花魁》，霸占了他奶奶。奶奶家是做高粱酒的，酒仙们在烧制酿造出的酒装进酒缸，然后，往酒缸里撒尿，再将酒卖出。这大概便是若贝尔文学奖对他作品的评价。“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中肯评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有非有？信则有，不信将无。似揭露？似抨击？似纠正？不在社会的主旋律，有人称是“揭露文学”？有人说，“伤痕文学”？

正因为他大量地学习了西方文学，掌握了西方式的创作技巧，才被若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看重，作品《蛙》，被评为2012若贝尔文学奖。

以个人的观点，小说、文学作品，可以有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多元性、现在还有商业性，但也需要主旋律、社会性、原则性和大众性。不管是“揭露文学”？还是“伤痕文学”？可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唤起民族与民众的觉醒。但也要有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的思想文化性，文学作品首先要符合国家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国家的社会制度要求，适应大多数人的欣赏口味，代表社会时代的最强音，能教育人、鼓舞人、启迪人。否则，人民大众会说出自己的声音。

文学家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但自己的思想也要摆脱不和社会公众心态的自私、狭隘、凝固的小资思想意识。作家、文学家，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弘扬正义与正气，具备符合大众公共利益与高尚道德情操的价值观。文学是人民文学，而不是利用一己私利的个人文学。只有公而忘私、光明磊落、公平正义的思想境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人民文学》。

莫言先生

莫言先生讲述《捡麦穗》的故事

莫言先生的言论被质疑

莫言先生的作品《红高粱》剧照

《红高粱》剧照 他的奶奶

诺贝尔奖对莫言作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