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啬庐妙翰》，这部最为奇异的书法作品，如何读懂？
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傅山書《嗇廬妙翰》手卷，（圖1）是目前能見到的二十世紀之前最為奇異的書法作品，對於研究明末清初的書法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在《傅山的世界》一書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註1）但是，英文版《傅山的世界》於2003年出版，距今17年；中文簡體字版刊於2006年，距今也有14年了。這些年來，我曾多次仔細觀賞這一雜書長卷，對其中一些問題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下面記下的便是這些思考，凡是《傅山的世界》已經討論過的問題，讀者可以參考書中的第二章，此處不再重複。在2018年以前刊印的《傅山的世界》中，我將此卷訂於1652年左右，因為在手卷的起始（不算原卷引首部分）「南華天運」四字下，有傅山的小記：「楊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書，村僑無筆久矣，禿穎老掔，儘者結構。」（圖2）我原以為在1653年傅山的友人魏一鰲用三十金為他在太原西郊的土堂村買了房子前，傅山住在老友楊方生（字爾楨）家。但是，艾俊川先生的《傅山致魏一鰲手札編年》一文，指出了我原來為傅山致魏一鰲信札繫年中的一些問題。傅山住在楊方生家時，發生了「朱四命案」，艾先生考證出此案的審理在1650年，彼時魏一鰲正署理太原府同知。（註2）因此，傅山1650年已經住在楊方生家了。《嗇廬妙翰》的書寫時間可以重新訂為1650年左右。由於存世的傅山早期書法很少，這一手卷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從上引「楊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書」來看，楊家兄弟可能是拿着裱好的空白卷子請傅山作書的。前隔水的綾子上寫着《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其子......」，書風和文本都和後面本幅上的書風、文本符合，卷子的引首部分，是黃色的寫經紙，長短和通常的引首相同。可以想見，先裱後書的可能性很大。傅山書寫此作時，並未在原來的引首部分書寫標題，而是抄錄了《莊子》的文本和一些札記。目前手卷新的引首部分的「嗇廬妙翰」四字，是後來的收藏者重裱後，請常贊春題寫的引首。先裱後書的情況在傅山之前就已經存在。上海博物館藏有明代中期吳門書家王寵的《行書詩卷》，據騎縫印觀之，乃三張紙拼接，王寵款識云：「章簡甫持此卷索書，乃吳中新製粉紙，善毀筆，凡易八筆，方得終卷，中山之豪禿盡矣。勿怪余書不工也，當罪諸紙人。王寵識，時丙戌十月既望。」王寵明確地指出，友人持卷子索書，應該就是裱好的手卷。《停雲館帖》卷十一有王寵的同時代人祝允明的《行草書古詩十九首》，其款識云：「暇日過休承讀書房，案上墨和筆精，粘紙得高麗繭，漫寫十九首遂能終之，亦恐不負傷蠶之誚也。乙酉九月，枝山子希哲甫。」又云：「作行草後尚餘一紙，因為此二章，聊試筆耳，不足存也。枝山附記。」（註3）祝允明明確說明，他書寫在已經粘好的高麗絲箋（繭）上，「粘紙」很可能就是裱好的手卷。上引明代中期的兩個例子說明，以裱好的手卷向人索書，在傅山以前就已經存在。楊家兄弟很可能也是請傅山在已裱好的手卷上作書。論及中國古代書法，人們通常認為信札是最宜於自由發揮的形制。由於文人間的信札多由行草書為之，加上有平闕制度（即涉及收信人及長輩時，另起一行或留下一字的空間），因此行與行之間長短不一，錯落有致。（見圖3）這固然沒有錯，但也恰恰因為書寫信札有平闕和稱謂等書儀的問題，除了那些短箋外，不少信札很可能都要先起稿，然後謄抄。平闕使信札每行的高低錯落有致，但書寫時卻要時時小心忘了平闕而逾矩失禮。而《嗇廬妙翰》的文本是講逍遙，論齊物的《莊子》，不是儒家的正統經典，所以，傅山少了文本內容的約束。（註4）他在書寫自己熟悉的文本時，一行行不假思索地書寫下去，信手揮灑。加上卷中有大量的異體字，讓這一作品具有很強的遊戲性。卷中的純草書並不多，大概是因為草書的書寫必須嚴格遵循草法，不能杜撰，而傅山在卷中其他部分都大量地使用異體字，異體字難入草書。但有些草書卻寫得相當精采。由於裝裱過，紙張已經較「熟」，加上用的是淡墨，膠少，用筆便能輕盈地滑動，自由地翻轉遊蕩。我們來看「逐之而不能及也」這一串字，（圖4）用的是淡墨，書寫的速度非常快，但點畫的起筆、轉折、收筆卻準確到位。佔據卷面最多的是行書或行草書，比之通常能見到的傅山行書更有意思。（圖5）1993年夏，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的朱惠良初次出示此卷的影印本給我看時，恰逢時任副院長林柏亭在旁，他詫異卷中傅山的行書似八大山人晚年的行草書（亦即被人熟悉的所謂「八大體」），（註5）起筆與收筆皆藏鋒（也可能和上引傅山所言用「禿穎」有關），點畫圓潤，結字收筆取縱勢，寫得連貫流暢。（圖6）由於異體字能用行書書寫，所以手卷行書部分夾雜着大量的異體字。加上很多字結構變形，使得此卷的行書驚喜紛呈。以下選取部分字和字群來分析傅山如何來製造種種視覺上的奇異效果。先看「禮」字，「禮」左邊的「示」長度不高，但右邊的「豊」卻寫得比通常能見到的要高許多，（圖7）雖然和人們通常見到的寫法差異很大，但看起來依然很自然。類似的結字也見於「殃」字。（圖8）本來左右兩半，高低相仿，但是，傅山卻把左邊的「歹」寫在了「央」的左上方，雖然做了很大的變形處理，卻依然顯得相當協調。卷中，這類的單字處理很多。現在來看看幾個字或數十字的組合。「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圖9）在這八個字中，四個是異體字，即「婦」、「何」、「言」、「哉」，其中「婦」字，將「帚」寫在上面，「女」寫在下面，整個字串有草有行，一氣呵成，極為流暢。再看一個手卷橫跨三行的局部。（圖10）我選擇這個局部是因為其中三次書寫了「老聃」，結字的方法基本一樣，「老」寫了一個異體字。三種寫法雖大同小異，但也可以看出揮灑時的自如。最後一個例子，便是傅山自造的「矉」的寫法。按照傅山自己的批註，這個字是他書寫時的臆造，將左側的「目」偏旁，橫放入了「賓」的當中。（圖11）但是我們看他寫這段的用筆結字，非常流暢，「而不知賓」四字，（圖12）「知」字的口向上移，「賓」的寶蓋向上，兩字緊密相連，點畫準確，結字生動，變化自然，反映出傅山隨機應變的出色能力。將異體字行草化，使之流暢，就需要加快書寫的速度。而要做到這點，必須有兩個前提：一、熟悉自己書寫的文本，最好能夠背誦，而不是抄寫，這樣能夠提高速度。二、熟悉各種異體字的結構，並曾多次書寫過這些異體字，在書寫時不假思索。關於背誦能力，傅山曾在《訓子侄》這篇文章中記述自己年輕時與人比較記憶力，看誰每日背文章多。傅山「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對方「嘆服如神。」他在文章中還專門列出了要細讀的經典，就包括《莊子》。（註6）因此，熟讀《莊子》的傅山應該能背誦其中的很多篇章，書寫時不必邊寫邊看。雖然《嗇廬妙翰》手卷是我們目前能見到的傅山書寫異體字最多的作品，但從其書寫純熟程度來看，傅山應該早已熟悉各種異體字，雖說此卷寫於1650年左右，類似的書寫實踐應該早於此。從傅山存世的墨跡來看，他能書寫小篆和大篆，他還自創草篆。在《嗇廬妙翰》中的篆書都是大篆。（圖13）雖然，傅山的至交戴廷栻收藏青銅器，（註7）傅山作為一個世家子弟認識很多山西境內的收藏家，一定見過一些青銅器及其銘文。但是，在他那個時代，並不流行製作青銅器銘文的拓本，所以，傅山以青銅器拓本為臨摹範本的可能性不大。《嗇廬妙翰》中的大篆來源十分複雜，既有宋代字書《汗簡》、（圖14）《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等著錄的傳世古文，也有例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著錄的青銅器銘文。但是，由於這些字書有後世的翻刻本，也有後世編的字書收了這些字書中的字，傅山究竟用甚麼本子，不詳。由於翻刻和重編都經過傳摹、刊刻、刷印，很多字都變了形。今天我們從青銅器的銘文和出土的先秦墨跡可以清晰地看出毛筆粗細的變化，但是這些用筆特徵在傳世字書收的古文字已經基本消失了。所以我們看《嗇廬妙翰》中傅山的大篆書法，點畫的粗細變化很小，這應該是把字書裏的古文字用毛筆字寫的結果，只取其形，沒有筆意。和晚清以來書家寫大篆的方法完全不同。傅山的篆書雖然點畫的粗細變化不大，但在視覺上，卻大小錯落。傅山曾這樣寫道：「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佈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註8）傅山的大散亂，只是他的一己之見。其實，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有排列非常整飭的，如《散氏盤》銘文和《史牆盤》銘文，只不過傅山當時還看不到這些銘文拓本。《嗇廬妙翰》卷中的隸書，也是傅山講的「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佈置」。（圖15）他在其中一段隸書後有小跋云：「此法古樸，似漢之，（註9）此法遺留少矣。《有道碑》僅存典刑耳。」但是《郭有道碑》並不是一塊可靠的漢碑。傅山雖然在他的一些零散的書論中，多次提到臨習漢碑，他也收藏過漢碑的拓本，並且臨摹過漢碑，但是他的隸書，依然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比如說，傅山在書寫橫折時，橫畫通常都會長出接着竪畫的部分，形成右上角的的一個「疙瘩」，這樣的寫法，通常在漢隸中是見不到的。但是，與其他一些明末清初的書家書寫隸書的橫折相似。因此，雖然傅山心儀漢隸，但也難免時風的影響。只不過，傅山的隸書，不似一般漢隸書寫那樣排列整齊，「大散亂」是他的章法特點。《嗇廬妙翰》的書法，非常具有前衛性。中國書法歷代風格的嬗變與經典的形成，基本都是一個不斷積累改進、緩慢演變的過程。生理的習慣，工具的變化，不經意的偶然效果，都會令追求書寫美觀的人們，把自己發現的更為合理、順暢、美觀的書寫效果，積澱下來，傳承下去。而傅山的書法變形，是一種更為自覺、更為主動的嘗試。在探索中，字的結構的比例誇張應該到達哪個節點？度如何把握？怎樣才能做到作者自己滿意，觀眾也能接受？起碼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此卷的書寫的速度極快，誇張的部分通過點畫、部位之間的呼應和縈帶，筆勢的舒暢來打通，既「出人意料」，又讓人覺得尚在「情理之中」，「奇」與「自然」比較和諧地統一了。（作者/白谦慎）註1 白謙慎，《傅山的世界：17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頁153-187。註2 艾先生的文章發表於2017年9月22日《文匯報·文匯學人》。註3 以上兩條材料，均由我的學生蔡春旭提供。特此說明。註4 傅山抄儒家經典如《禮記·曾子問》和佛教的經典《金剛經》，多用小楷。註5 八大山人晚年的書風，始於1690年代，比傅山書寫此卷的時間，晚了四十年。兩者雖有相似之處，但並無關聯。關於八大山人晚年書風的探討，參見白謙慎《金石學的復興對八大山人晚年書風的影響》，載《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3號，1995年，頁89-124。註6 《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冊，頁243-244。汪世清先生曾整理傅山用杜甫詩句批註的《廣韻》，輯錄為《傅山〈廣韻〉杜詩句匯批》，共錄杜詩一萬餘句，他這樣感嘆道：「傅山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才，即以其精研杜詩而論，他在《廣韻》上按韻手批杜詩句，均為默寫而出，並非照書抄來。真是熟讀杜詩，不論長篇短制，幾乎多能背誦出來。其讀書用功之深，在古人中亦不多見。」（見汪世清先生1995年12月14日致白謙慎信札）。註7 清初著名詩人王士禎（1634-1711）曾作《戴氏鼎》一詩詠戴氏所藏銅器，註云：「為楓仲作，同山長教授，愚山侍讀。多父敦亦戴氏物。」王士禎，《帶經堂集》（1711），卷37，頁4a-5b。註9 此句疑有脫字，令人難明其義。由於漢代為隸書之鼎盛時期，傅山在此討論的是漢代的隸書，殆無疑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