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何绍基临古习书

一、临古不厌
（一）临古不辍，终其一生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并未汲汲于如何运作自己的书法市场，他或许不具有我们今天的“书法大师”所应必备的市场意识和经济头脑。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维朴在其父临《衡方碑》后跋道：“咸丰戊午，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年）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何绍基如此坚持临帖的动力何在？很显然，他是在给自己补充养料，他并没有满足和陶醉于当时已有的名利，他愿意为书法艺术而耕耘一生。
《蝯公残墨》中的篆书作品，是何绍基平日临习的《说文解字》中的一个片断。 若按翁同龢题记 “皆在吴时作”，书写《蝯公残墨》时，何绍基已是耄耋之年（何绍基于同治九年春应丁日昌之约主苏州、扬州书局，时年72岁）。如从何绍基廿年学《说文》算起，距此已有五十余年，而其仍然坚持将《说文》作为自己的日课，仅此一点，即令人由衷钦佩！

（二）临古精勤，无所不涉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何绍基临古之精勤，常为世人称道，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尝谈及：“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何子贞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三百六十日，除作诗文时，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有恒者也。”马宗霍在论及其临古时也说到：“暮年分课尤勤，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向燊亦记曰：“蝯叟博洽多闻，精于小学，书由平原兰台以追六朝秦汉三代古篆籀，回腕高悬，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虽舟车旅舍，未尝偶间，至老尤勤。”
何绍基临帖之数量动辄十通、数十通、上百通，远非当前浅尝辄止者所可想象。与清代相比，当前可谓资源丰富，历代碑帖铺天盖地，俯拾即是，美术出版业的繁荣为习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然在看到昔日秘藏的善本时，我们还有何绍基那种激动与兴奋，进而持之以恒的数十通的临摹精神吗？风格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因素，而专注于某一碑帖，进行强化性的练习，不断增加量的积累，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
何绍基一生对《张黑女墓志》用功之深，尝被传为佳话。他在《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记曰：“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如此功夫不是谁都愿意下，谁都能下得了的，它需要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爱好。这种爱好是真诚的、纯净的，它不需要附庸任何外在的条件，在这种境界下，苦乎，甘乎，已无暇顾及。这或许正是书法的魅力所在，让你不觉为苦，反而能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何绍基的所获多矣应指在艺术范畴的体道、味道、得道，与我们当代“书法大师”动辄千万的润笔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