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叫魂案，一个小小的谣言为何会动摇盛世下的大清国？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秋，山东巡抚富尼汉通过密折直接向乾隆皇帝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
江南地区的游方和尚流窜至山东境内施展“叫魂”妖术，蛊惑大批民众，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作案”。
这一奏报引得朝野动荡，天子震怒。乾隆皇帝立即发下谕旨，痛斥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一番，并责令他们立刻开始清剿“妖党”，对图谋不轨者严惩不贷，最后引发了上万人被斩首的全国性恐怖事件。
但“案件彻查”的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最后所有人悲哀地发现：既没有所谓的“妖术”，也没有“弥天大案”，所有事件的起因，只是一桩再平常不过的民事纠纷。
一、耿直的石匠
话说乾隆三十三年的浙江德清县，有两座庙，分别叫做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每天前来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而另一边的慈相寺却门可罗雀，一帮寺僧几乎到了生存都无以为继的地步。
常言道，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慈相寺的和尚因为为生计所迫，逐渐在心底滋长出来了嫉妒和贪念，他们开始找机会谣言毁谤，企图搞垮观音殿。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时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县衙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需要找石匠来修复。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因为技艺精湛被推举为修复工程负责人。
慈相寺的和尚在工程破土动工时，开始暗地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在一起做法“叫魂”，他们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
随着工程进行，这个谣言被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乎，甚至开始有人直接来求石匠吴东明帮他做法去害仇人，其中吴东明的老乡沈士良是纠缠得最厉害的一个。
沈士良是富商出身，家中资产颇丰，但他却无儿女可以继承。所以早年间沈士良将家产赠予两个侄儿，并约好侄儿将来为他养老送终。谁知两个侄儿拿到家产后却不守信用，对沈士良不管不顾。
沈士良怒火攻心，找到老乡帮忙，希望吴东明能够把两个侄儿的名字写在石料上锤打，这样被“叫魂”后，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就会非死即残。
这做法过于歹毒，吴东明断然拒绝。怎奈那沈士良依然纠缠不休，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
德清知县一番审问，觉得实在荒唐，杖责了沈士良结案，但并没有布告百姓原委。
原本就谣言四起的德清，不明真相的百姓们看到官府都参与进来了，越发相信“叫魂”之说，但官府依然觉得只是平头百姓以讹传讹，不足为虑。
二、腐朽的官场
1768年的3月到6月，和尚“叫魂”谣言已经遍布江浙地区。
萧山、杭州、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很多起官司，当地村民怀疑附近出现的游方和尚在施展“叫魂”妖术，于是将这些游方和尚擅自捉拿起来用私刑惩罚。
有些游方和尚试图去县衙告状喊冤，不料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游方和尚无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机坐实了“叫魂”的罪名将其逮捕。
县令在审讯“案犯”时，出于对衙役的信任，往往对和尚们的辩解置之不理。而心中有鬼的衙役们，千方百计在审判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将这些游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使用了妖术。
这些稀里糊涂的案件，记录在册的，最终都被县令们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有些案件被重新审理过。
于是衙役的勒索行为和县令的不作为都一一浮出水面，但浙江省级的官员们，只是将被冤枉的游方和尚释放，同时打了衙役一顿板子，仅此而已。很明显，大家都不想让这件事闹大。
所以，最终既没有上报朝廷的奏折，也没有供民众了解事件的经过、解释心中疑团的公告。官员们都心照不宣：
“叫魂”这种妖术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是一个污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会开了是会对仕途不利。
但江浙官员们没有想到的是，谣言是不可能捂住的。它不仅在江南让民众惊恐，更是散播到了山东，并在那边引发了新的官司。
三、恐慌的乾隆
1768年的初秋，大批的乞丐流民被民众扭送到了山东官府，罪名也是行妖术“叫魂”。
当成堆的案卷被上报到山东巡抚富尼汉这里时，谣言早已被传播得走了形：妖术“叫魂”的目的是剪男童的辫子！
“叫魂”就忍了，还要剪上辫子了，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山东巡抚富尼汉亲自审问，乞丐流民纷纷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区某个和尚、道士的蛊惑，要他们到山东地区来从事剪辫子“叫魂”的妖术。
据他们所说，这些和尚道士颇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动极有组织性，他们还要将剪完的辫子带回江南地区的某个庙宇和村庄，交给这些和尚和道士。
如果事情只发生在山东地区，富尼汉的做法一定是和江浙大员如出一辙，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绩最重要。
但现在牵扯到了江南，举报就不能落后了，毕竟这锅是他们的，得抢在前面扔出去。
摆在乾隆御案上的密奏，刺痛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满清对自己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一直有种先天性的自卑和敏感。
从顺治到康熙到乾隆，满汉问题和辫子问题一直是他们难言的痛，所以才有“留发不留头”的暴行，才有文字狱的血腥。
有目的、有组织地“叫魂”剪辫子，这是明目张胆地“反清复明”啊，查！一查到底！
但这还不是让乾隆最刺痛和愤怒的，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事发源于江浙，并且闹腾了大半年了，这些尸位素餐的奴才们竟然隐瞒不报！这是完全不把我“十全老人”当回事啊！
乾隆命军机处组成调查组，严查整个事件。
时任两江总督的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成了处境最为艰难的人。
因为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指明了“妖党总部”就在江浙，然而他们竭尽全力，掘地三尺也找不到传说中的庙宇或寺院。
这一结果自然招来了乾隆“无能”、“可恶”的痛骂。
与此同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刑讯出了新的线索，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说在河南等其他地区也有他们的“妖党”。
乾隆皇帝得知后寝食难安，又命令河南也要严查妖党，
但是河南省的官员查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妖党”，河南巡抚只好将情况如实禀报，不料却遭到乾隆的猜疑：
一定是河南巡抚的下属有所隐瞒，为的是逃避麻烦或者避免因为之前失察造成的惩罚。
乾隆皇帝痛斥河南巡抚办事不力，并责令他们继续追剿，河南巡抚最后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术事件”。
之后不久，直隶地区和湖南地区也传来有人目击剪辫子“妖党”出没的消息，乾隆皇帝愈发恐慌，他又督促陕西、陕西的巡抚和湖广总督严密戒备。
四、讽刺的结局
乾隆明显低估了吏治的腐败程度，那些“办事不力”的官员至少是用心在办案了。更多的不让乾隆操心的官员，却干出了无数令人发指的勾当。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起因原是浙江官吏们的知情不报，如今看到皇上下旨了，各地官员都纷纷邀功制造案件。
州县开始张贴布告，鼓励人们举报身边可疑“叫魂”的人，所有可能涉及的僧侣、游民、乞丐、江湖郎中甚至农民都被逐个审问，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不计其数。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下，人们纷纷揭发别人是叫魂犯，然后到官府举报领赏，于是这起普通的民间巫术案引发的一系列恶性谣言，很快扰乱了大清帝国的半壁江山。
当年6月，山东读书人韩沛显招供曾经接连剪人发辫；
7月，山东一个蔡姓乞丐招供他结识了几十位僧人，教授他用迷药迷晕路人剪人发辫；
8月，景州一名72岁的张婆婆，两次剪去周姓旗人家侍女的衣角，而他们的目的都是通过叫魂以图谋不轨…
10月，湖南一位觉远和尚也招供，他的同伙茂远教他用头发施展魔功……
就连陕西一位叫郭兴利的学童因为贪看街头戏法误了学业，也对其母谎称被人剪了发辫，摄去了魂魄…
而且随着调查力度不断增大，各个派系政敌们纷纷开始相互诬陷倾轧，不少地方官员也难逃干系。
直到1869年中，“叫魂”风波波及了全国十二个省份，因此案丢掉性命者达一万多人，但并没有清剿到任何真正的“妖党”。
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全国，但是妖党核心人物却不断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
1869年10月，军机处的大臣们，才终于查到了浙江德清县。面对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开端，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最终这个荒谬而又残酷真相被呈到乾隆面前时，骄傲的“十全老人”竟然十分淡定：
“叫魂”妖术一定是存在的，但以后就不必大张旗鼓地清剿了；另外，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丑恶现象，必须严惩和杜绝！
相信官员们无法淡定了：一万多无辜之人的性命，无数人家的家破人亡，举国上下官民一年多的手忙脚乱，在乾隆看来，那才是他想要的状态。
皇上信不信“叫魂”不重要了，让他确信他一直是整个帝国唯一且真正的掌控者，才最重要！
如果没有清廷大兴文字狱，禁锢百姓思想的愚民政策，就不会有大多数底层人目不识丁缺乏见识，而轻易被谣言蛊惑。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人，这样的谣言就不会演变成举国动荡的闹剧。
如果乾隆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明君，明辨是非，格局大一些，权欲少一些，何至于一万多无辜生命为一个莫须有的荒谬事件陪葬？
这世间，哪来什么真正的“叫魂”妖术？所有的妖，不过来自人心。
这场堪称“蝴蝶效应”的闹剧最终以“不了了之”收场，不过乾隆却很满意，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实实在在地秀了一把“皇权”。
只是骄傲的乾隆没有看到，大清国“康乾盛世”的皮囊之下，早已病入膏肓。浙江德清县几个居心不良的和尚，扇动的蝴蝶翅膀，让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更快地陷入万劫不复的漩涡。
因为，当乾隆正陶醉于翻云覆雨的权谋时，大洋彼岸的龙卷风正在一些乾隆嗤之以鼻的“番邦”形成。多年以后，曾让乾隆无比骄傲的大清王朝，在狂风暴雨的蹂躏中，体无完肤尊严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