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和人的本质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研究，而不同思想家的看法又极不相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偏重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述人的本性。孟子主张性善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即人为，是后天加工的结果。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恶之分，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如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董仲舒则持“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屑之性”三等。杨雄则持善恶相混说，认为“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古希腊的思想家十分关心人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德谟克利特提出了“人是一个世界”，看到了人的复杂性；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意识到人在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已经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提出“人天生是社会动物”“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论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把人看作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追求享乐的，认为理性、自由、享乐是人的本性。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冲破了神学世界观的束缚，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提出了“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权利不是神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点是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看待人性，把人性看作先天的、抽象的、不变的。他们的思想虽然包含某些合理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属性。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社会属性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从根本上讲，人之所以是人，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本质不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对人的本质做了界定。
1.劳动是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人的本质有两个层次的观点:一是“人的一般本性”，即一切人所共有的本性，我们把它称为人的一般本质；另一个是“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各自具有的特殊本性，我们把它称为人的具体本质。所谓劳动是人的本性，是指劳动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一般本质。为什么说劳动是人的一般本质呢?这主要是因为劳动是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基本标志和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人与动物有很多区别，如人有自我意识，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人有宗教信仰，动物没有宗教信仰；人使用文字符号，动物不会使用文字符号等。
但这些都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特征。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特征，是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是人的本质这一界定，只涉及人与动物的区别，尚未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和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对人的本质的界定，讲的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既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区别，又包含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它讲的不是一切人所有的共同本质，而是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本质，即人的具体本质。由于人的具体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它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它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相应变化的；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有阶级性的。
3.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讲的是人的需要是人的具体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具体本质的形成，与个人的需要密切相关。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事社会活动，积极地实现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去与其他人发生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而每个个人具体的社会联系即具体本质的形成，是由他们特定的需要决定的，所以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
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界定，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有从这三个界定及其内在联系考察人的本质，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