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

2019年10月10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时间。由于性丑闻内爆,2018年诺奖停颁,故而今年宣布的,将是去年和今年的两位得主。那么,中国作家有戏吗?按博彩公司的赔率,排名靠前的有三个中国人,分别是残雪、余华和杨炼。

残雪我没见过,杨炼也只是一起吃过饭,倒是余华交流比较多。他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前,我和他在长安大戏院旁边的一家宾馆里抽着烟喝着茶,聊了一个晚上。他的大多数作品我都读过,不必说,才华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评委们应该都关注着。

前不久,我和美国的一位文学教授喝茶。他是余华作品的英文翻译者,我们一起讨论了余华的创作流变。我个人比较肯定余华的中早期作品,觉得那时候他的写作无论文字还是格调都更讲究更精确,相比后期的《兄弟》、《第七天》有明显的区别。教授同意我的观点,不过他提醒说,余华后期作品的那种“粗俗”,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的,这让他在翻译上很难把握。最近我读余华的一个讲座,他说:“粗俗也是小说的风格”,这印证了教授的说法。我想,我会找时间重新读一读《兄弟》或者《第七天》。有意思的是,易烊千玺也是余华的忠实读者。他读过余华的不少作品,包括《许三观卖血记》和我并不看好的《第七天》。

不过我觉得余华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他不够格——假如要在莫言和他之间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余华,但诺奖不是一个单纯考量文学水平的奖项,其中太多的算计,太多的苟且。

我记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颁奖的当天,电视台邀请我和西门媚去做直播嘉宾,预测和评述当年可能获奖的作家。我们当着摄影机向全国观众异口同声地表示,莫言不可能获奖。我还记得当时我冲着摄影机罗列了好几位堪获大奖的中国作家,北岛、余华、阎连科……掰着指头数,再怎么也没有莫言的事儿。

结果当然是被狠狠打脸。事后我们却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莫言不是第一个获得提名的中国作家,也不是最后一个获得提名的中国作家,那么为什么只在2012那一年,各大电视台会用北京竞争奥运会主办城市那样的规格来直播这一时刻呢?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嘛!

余华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2005年第一次见面,我问余华从《许三观卖血记》算起,差不多十年没有小说出版,到底什么感觉?他说他大概从1996年开始迷上了随笔,觉得这种文体直接而自由,没想到一写就写到了2000年。到了2000年,他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世纪的三个家族,写得很不顺,一直写到2003年。后来他到美国呆了七个月,回来后本来就不顺的小说写作就更不顺利了,因为他发现那种写下去的欲望没有了。《兄弟》其实是余华为了练手而写的一个小长篇,本来打算只写10万字,没想到写到后来失控了,篇幅大大增加,最后成了上下两部。

叙事手法的变化是篇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余华强化了叙述的丰富性,过去往往点到即止的细节,他刻意把它写充分,字数当然就多了。他认为这样充分的写,可以更加有力量。准确的说,不是更多的细节,而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更深入,力求走到每一个细节的尽头,从而向读者传达更多更重要的信息。余华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丰富。

为此,余华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强度叙述”。余华举例说,他在《兄弟》里写到一个人的死,死者的妻子回来看见他的尸体,把他埋葬的过程。按照他以前《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方法处理大概就五六千字,但是这一次他大概写了七万字。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过程,每一个细节他都充分地去写,增加叙述的强度。不过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更多的信息未必意味着更重要的信息,相反,过多的信息往往会扰乱或冲淡作者的真实意图,造成词不达意的后果。

在那一次聊天里,我也间接地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问他如何看待名声这个东西?余华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作家习惯名声比歌星影星要容易。因为作家的名声是漫长的,真正的作家不会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明星往往一夜爆红,心理一下子无法调整过来,但是作家不会。的确如此,余华从1983年开始写作,从第一个短篇小说算起,写了22年了。《活着》是1992年出版的,一直到1998年再版的时候才引起读者的重视。《许三观卖血记》发表是1995年,1996年出版的时候也是默默无闻,直到1998年才被人更多的注意。从1998年到现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所以余华认为,名声对他而言没什么感觉。

当然,我并没有把余华的话理解为他对诺贝尔文学奖毫不在乎。一个作家的成就,再怎么肯定也不过分。但是,没有哪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为获奖而写作的。

写到这里,我有些怀念那一天的情景了。后来和余华也有见面,不过放松和深入的机会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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