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建钢：我如何拍袁隆平的故事

2021年5月24日刊|总第2514期

（本文为导演阎建钢在2021电视剧导演论坛的发言整理。）

开会时，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袁隆平先生和吴孟超先生已经逝世了，所以我现在的心情有些沉痛，就在这里谈谈《功勋》里袁隆平篇章的创作吧。

《功勋》系列是我的创作历程中，最独特的一次。其实，说现实题材的难度也好，主旋律的难度也好，或者说英模人物的创作难度也好，对我而言最大的难度，是作为一个导演如何适应今天这个时代。

《功勋》写的是功勋卓著的人物。这是一个极其有个性的类型，这次我创作上最大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我如何把功绩变成故事。因为我们所看到是大量的史料、报告、报道，而不是有声有色的故事。

第二，我一定要把仰视变成平视。我们敬仰这些人，但我们不能用敬仰的视角来表达。

第三，如何把制作做到极致，把品质做到极致，这是我最大的体会。

我觉得这次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它绝不能单独用电视剧的语言，因为篇幅短，只有六集，相当于三部电影。作为一部电视剧，作为一个叙事类型，你必然会面临如何表达人物的精神空间，但却没有多余的时长给你发挥，这就对视听语言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为什么我说要把功绩变成故事。故事是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故，一个事。这里面它会有两个空间，一个就是叙事空间，一个是精神空间。你如果想从他们身上找我们常规创作中那种跌宕起伏的生死故事，很难，或者几乎没有。

我第一次去见袁老的时候，坐下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多大？”我说61岁了，挺大的，挺老了，我算老导演了。

袁隆平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是你这个年龄就好了。”

我能从中读出他的潜台词：恨不能向天再借500年。你想，他育种一个世代、完成一个试验是八年，人生有几个八年？这都是他在后来给我讲的。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题材的时候，决不能单纯地死磕一系列密集度极高的情节，那绝对不行，你必然接近不了这个人物。我们降为平视创作，不是说要把他的品格降低，而是要把我们的姿态降低。因为我首先要把袁隆平拍成将来所有的观众愿意把他加到自己朋友圈里的一个人，拍成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这才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事情。

那么，关于他的精神空间，作品应该怎么表达呢？

单靠电视剧语言，肯定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电影语汇、电影镜头的参与。比如，我们在选景时，对美术的要求就是“大天大地”。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景，等待三天。可以用25头和18头（25mm和18mm的广角镜头）拍他的特写，这也是我的一次尝试。

因为在我心目中，袁隆平是大天大地写大文章的人，是站立在世界中的人，不是站在一个山头、一块儿稻田的人，那么这种镜头的景深关系以及背景的展现度，才能表现出来。

我在拍袁隆平夫人的时候，用的是常规镜头也就是85头（85mm的镜头）来表现，她的一生都在帮助袁隆平。

其实，我以往拍电视剧，我不会刻意地来调整我的表达手段和表达工具，但是主旋律题材，恰恰是一个对专业度要求极高的类型，包括团队的专业度、主创的专业度、演员的专业度、技术表达的专业度。

必须把品质追求到极致，才有可能出新，有可能让大家关注，有可能成功。

除此之外，还要看你对人物的认知到了哪种程度。这种程度决定了你选择故事类型、故事形态，以及情节的眼光和视野。

比如，在《功勋》中，我将袁隆平母亲作为他的一个精神支点，描绘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我拍摄时用到的所有特效段落都是袁隆平对母亲的闪回，包括我们这里面用了一个结构性的语言，就是袁隆平在他母亲坟墓前的自白。

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想在今天把这些非凡人物拍活，拍成观众能接受的朋友，同时又不失他的伟大，那真的是需要提高我们自身的专业度。

我们现在有一些现实题材，拍成了穿着现代服装的历史剧。观点太老了，价值观也太老了，手段也太老了，似乎在看80年代的一部片子。如果拍出这种东西，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抱怨，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今天的观众不会被这种语言吸引，他跟你的作品之间无法建立交流的语境。

所以，我们必须得变，必须得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做到“让我们的作品传递正能量，让我们的镜头聚焦新主流”。谢谢大家。

【整理/午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