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
2018-03-18 15:07:17 来源：浙江大学校史网 作者：吴英杰 张钢
抗日战争的八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艰难、最悲壮的时期。随着战火的蔓延, 中国当时的许多大学被迫迁往内陆。内迁的多数大学限于战时条件, 学校规模较战前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教学和科研水平也大受影响。然而, 在浙江大学的校史上, 1936年至1946年,即抗战前后的十年却是浙江大学最重要的发展时期。这期间, 在竺可祯校长的领导下, 浙江大学由一所后起的地方性大学, 迅速崛起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全国性名牌大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 揭示产生这一奇迹的关键原因, 以期对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一
抗战期间, 浙江大学是内迁国立各大学中迁校次数最多的大学之一。浙大自1937年11月开始西迁, 历经江南六省, 辗转跋涉两千六百多公里。初迁天目山和建德, 继迁江西吉安和泰和, 再迁广西宜山, 最后迁至贵州的遵义、媚潭和永兴, 在那里艰苦办学六年半后于1946年5月举校回迁返杭。西迁中, 浙大不仅弦歌不辍, 教学和科研基本正常进行, 而且学校规模逐年有所扩大。西迁伊始, 浙大仅有文理、工、农三学院十六学系, 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校学生仅613名, 教师也只有170多人, 而到抗战胜利时, 浙大已有文、理、工、农、法和师范六个学院, 二十五个学系, 一个研究院(下设四研究所五学部)、一个专门研究室, 一个分校(龙泉分校, 下设八学系)、两个先修班及一所附属中学, 另有工场十一所,农场有地三百亩, 1946学年度在校学生为2188人, 比西迁前增长了近两倍, 教师总数也达到309 人。
尤其弓!人注目的是, 浙大在西迁的极其困难条件下, 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许多居世界领先, 在国际上影响重大; 另有一批属国内首创, 在学术界独领风骚; 还有一批则极具社会效益, 至今仍对当地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物理学领域, 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宇的研究, 当时乃至今日在国际学术界都是影响重大的成果。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在1947 年发行的《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 纪念刊中列王淦昌为贡献人之一, 当时中国人名列其中的只有彭恒武与王淦昌。浙大物理系另一位教授卢鹤线, 1946 年研究出估算原子弹及原子堆临界大小的简易方法, 成果翌年发表于美国《物理月刊》第15 卷, 在美国文献及专著上被广泛引用。美国《物理月刊》主编也寄来了感谢信[1]。另外, 束星北教授关于相对论的研究, 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1939年秋, 理科研究所数学部成立, 下设解析与几何两组, 分别由著名函数论专家陈建功教授和微分几何专家苏步青担任指导老师。在他们二人的主持下, 浙大数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高水平成果, 在国际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浙大学派”, 也即“ 陈苏学派”, 与当时的美国、意大利两大学派鼎足而三。[2]陈建功教授有关富里埃级数的研究蜚声海内外, 而苏步青教授则被誉为“ 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3]
在生物学研究方面, 著名实验生物学家贝时璋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 改变了自细胞发现以来国际生物学界一直认为的细胞分裂是细胞繁殖增生唯一途径的观点, 在国际生物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另外, 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在微量元素, 生长素和植物早期生长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遗传学家谈家祯对“ 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 的研究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罗宗洛被邀请在纪念蔡元培先生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做特别报告, 此前李四光曾享此殊荣, 而谈家祯则因其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被誉为“ 中国的摩尔根。”
农业化学系的朱祖祥教授40年代初期研制出的土壤酸度指示剂配方一直广泛地为国内外土壤学研究所采用。[4]周厚复教授的《有机化学中的新电子学说》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最早的有关边缘学科的理论研究。[5]在土木工程的研究方面, 钱令希教授首创余能定位及其在悬索桥设计上的应用研究, 其成果获美国土木工程学会颁发的Moiseff奖。[6]化工系主任李寿恒教授撰写的《化工教育标准与本系课程》一书, 参照当时美国著名大学化工系的标准, 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个高标准、高起点、严要求的教育构想。该构想在实施中产生了良好效果, 使得国内的许多单位宁要浙大化工系70分的毕业生, 也不要其他学校90 分毕业生, 一些美国著名大学也同意浙大化工系留学生免修基础课。[7]
浙大西迁所经过的地区, 其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都相对落后。因而, 浙大十分注重将自己的科研与这些落后地区的开发结合起来, 以农学院为主, 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例如, 罗登义在黔北山区发现产量丰富的一种野果—刺梨含有多种维生素, 尤其是含维生素丙特别丰富。罗登义前后发表有关刺梨的论文近十篇, 受到了科技界的重视, 使刺梨身价百倍, 一跃成为含维生素丙、乙的蔬果之王。1944年, 英国著名的生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又把这种果子介绍到欧洲, 命名为“ 罗登义果” 。今天贵州人民用这种果子酿制成刺梨酒和刺梨饮料等系列轻工食品, 畅销国内外, 形成了独特的刺梨工业。又如, 刘之远副教授带领史地系学生施雅风等人在野外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了团溪锰矿, 这项发现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且对支援当时抗战都具有重要意义。到1985年, 遵义的锰矿企业已成为我国第一家专业生产铁合金的企业。其生产的锰至今仍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而遵义化工厂利用锰粉作原料研制的高锰酸钾则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并获国家金奖, 产品畅销国内外。再如, 当时浙大在江西泰和的校址所在地—上田村处于赣江边上, 过去几乎年年遭受洪灾。学校与江西省当局商议并拨给一定经费后, 由理学院长胡刚复和土木系主任吴钟伟参与设计, 土木系的学生测量水位和堤基, 规划东起泰和县城, 西迄梁家村的一条十五华里长的大堤。从此后上田村多年没有水灾。这条堤几经修理, 至今仍在, 人称“ 浙大堤” 。
上述列举的科研成果只是抗日战争时期浙大科学研究工作中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 其他著名的专家教授如竺可祯、任美铐、谭其骤、涂长望、王葆仁、张肇鸯、吴征钙、蔡邦华、黄秉维、张其均、叶良辅、王琏、钱宝琼、陈立、卢守耕、吴文晖等也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44年, 作为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的李约瑟博士曾两度参观浙大, 对浙大师生在抗战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高水平科学研究以及形成的浓厚学术研究气氛非常赞叹,称誉浙大为“ 东方的剑桥”。李约瑟博士这样写到: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可以找到浙江大学, 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 公里的嵋潭, 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渭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景象。在那里, 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祯教授, 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 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级、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二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 本文拟从当时抗战大环境下浙大所选西迁校址的独特之处, 学园环境中形成的以倡导“求是” 学风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 校长竺可祯个人的杰出才能与优秀品格三方面对其进行初步分析。
1.独特的内迁校址为浙大科研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在环境
分析浙大西迁路线可以看出, 浙大选择的校址不是那些通都大邑, 而是象建德、天目山、吉安、泰和、宜山、遵义、循潭和永兴等中小城市, 甚至是偏静的乡村, 如泰和县上田村。在内迁的各大学中, 浙大在校址选择上可谓独树一帜。
大城市象贵阳、昆明、重庆等是战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中心, 同时也是敌人重点空袭的目标, 不免时遭轰炸。因而迁到那里的许多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也就不能不大受影响。象1941年前后, 昆明屡遭日机轰炸, 西南联大的上课时间不得不改为每天的上午7时到10时, 下午3时到6时。即便如此, 也还是经常因躲避空袭而中断上课, 以至实验半途而废, 有时甚至因整天有空袭警报而上不成课。[8]而浙大在四次迁校中, 只是在宜山时遇到较多的空袭和遭到一次大轰炸, 在其他地方空中千扰则几乎没有, 尤其是在定居贵州之后。
况且, 浙大原是一所地方性大学, 经费有限, 还要托运很多随迁的图书和实验仪器, 既不象中央大学那样, 受到政府的重视, 经费充足, 可以从南京直接迁至重庆; 也不象北京大学那样没有图书仪器的运输之虑。浙大迁校时既要考虑经费问题, 又要解决校舍问题。由于中小城市迁去的单位少, 往往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房舍。例如, 浙大迁至循潭时, 循潭县政府专门成立了“ 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 , 对所有浙大校舍的划拨、农田的购买和房屋的腾让等都给予极大的协助。[9]
另外, 由于迁人大城市的单位和人员较多, 造成大城市中大多数物品的价格比中小城市要高, 且物价上涨较快, 如1942年8月, 昆明的米价84元/市斗, 肉价18元/斤, 而同期嵋潭的米价、肉价却分别为14元/市斗和4元/斤。[10]因而, 大城市中的生活费用明显比中小城市高出许多。
更为重要的是, 在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 甚至偏远山区, 浙大的许多科研成果能够很快与当地迫切的需求相结合, 迅速推广开来, 转化为生产力, 既促进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又极大地推动了浙大的科学研究工作。
总之, 由独特内迁校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一方面使得浙大的教授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安心于科研工作; 另一方面, 也吸引了一批校外的著名专家学者陆续来到浙大从事教学与研究。著名遗传学家谈家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 “ 竺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环境。就我来说, 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 就是在循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在循潭县'唐家祠堂’ 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 [11]
2 . 以“ 求是” 为核心的办学思想重视科学研究
“ 求是” 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1938年, 浙大校务会议根据竺可祯的建议, 决定立“求是” 为浙大校训, 并用王阳明的“ 君子之学, 岂有心乎同异, 惟其是而已”来解释“ 求是” 的含义。[12]1939年2月, 竺可祯进一步深化了“ 求是” 的内涵:“ 所谓求是, 不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途径, 中庸说得最好, 就是'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 必须审思熟虑, 自出心裁,独著只眼, 来研辫是非得失。既然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 然后吾力以行之。”[13]实际上, 以“求是” 为核心的办学思想旨在弘扬“ 薪求真理” 的科学精神, 培养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 即“(1) 不盲从不附和, 一以理智为依归, 如遇横逆之境遇, 但不屈不挠, 不畏强御, 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 不武断, 不蛮横。(3)专心一致, 实事求是, 不作无病之呻吟, 严谨整伤, 毫不苟且。” [14]
以“ 求是” 为核心的办学思想强调科学研究, 在校园里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于教师从事科学研究, 学校明确规定给予一定奖励, “ 奖励之目标, 文、史、哲、理各科及农、工应用科学并重, 其有特殊发展与贡献者当为郑重介绍于国外著名刊物发表, 或优惠给予奖金。”[15]教师在评定职称时必须具有相应水平的科研论文, 否则不予升职称。学校极力鼓励教师从事科学研究, 以科研带动教学。实际上, 科研和教学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正如竺可祯所说: “ 若一个大学, 单从事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 既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 又无科学的方法, 则学生思想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 [16]
具体地说, 抗战时期浙大注重科学研究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 诚聘国内著名专家学者, 形成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竺可祯曾说: “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 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 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 教授人才的充实, 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 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 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17]1936年4月竺可祯到浙大后, 决心“ 竭诚尽力, 豁然大公, 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 以充实本校的教授。〔这之后浙大先后从东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单位聘请了人文地理学家张其的、细胞遗传学家谈家祯、物理学家胡刚复和王淦昌、分析化学家王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骤、地理学家叶良辅和任美愕、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级、心理学家陈立、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植物分类学家张肇鸯、有机化学家王葆仁、电工学家王国松、文学家梅光迪等著名专家学者。在竺可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 浙大的正副教授人数从西迁之前的70 人发展到1941 年的107 人, 到1944 年已达14人, 形成了国内大学中一流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在解放前的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中, 浙大教授的人选率与战时其他各大学相比均名列前茅。浙大也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在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2 ) 教授治校, 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
当时浙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委员会, 由教务、总务、训导三长, 分部主任, 各院院长以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其他一些教授组成, 学校的大政方针都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校务委员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 负责招生、出版、奖学金、公费生免费生、建筑、卫生、学术工作咨询和其他各种问题。在校务委员会中, 教务、总务、训导三长、分部主任、各院院长、各种专门委员会主任等均由教授担任。这样形成了一种集体民主的办学方式, 使教授们在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杰出才能都得以充分发挥。对此, 竺可祯总结到: “大学宜民主, 固甚彰明, 惟民主有先后, 当自教授始, 如此可冀各安其位, 爱校胜己, 历数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18]教授治校, 民主办学, 在浙大形成了自由的学术空气。当时的浙大五个学院聚集了各类学术派别的专家学者, 留过学的教师中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及留苏派, 还有一些教授出身于教会大学, 这些不同学派的教授们在自由、平等条件下展开学术竞争, 推动着浙大的科学研究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 3 ) 千方百计保护并增购图书和实验仪器设备。
“ 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 。竺可祯校长伊始就极力强调: “人才固然重要, 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 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到图书设备的重要, 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 也唯有丰富的图书, 方能吸引专家学者, 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19]在西迁的流离颠簸中, 浙大克服了重重困难, 力保原有的两千箱左右的图书仪器虽经四次转运, 却于途中几乎没什么损失。在所有内迁的大学中, 这一点是特别突出的。1936 年清华大学藏书28万册, 中山大学约为27 万册, 北京大学2 3 万册, 南开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也在15万册以上, 浙大仅有5 万册。[20]然而抗战爆发后, 由于仓促迁校上述几校的图书仪器损失惨重。北大理学院的实验设备全部损失; 南开大学大部分图书仪器毁于敌手; 清华大学迁出的部分图书在北磅毁于敌人的轰炸; 中山大学在八年抗战中三易校址, 图书损失惨重, 仪器几乎荡然无存。浙大西迁时虽然图书仪器设备比不上上述学校, 但由于精心组织安排, 图书仪器基本上得以保存, 而且还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增购了一批新的图书仪器设备。仅就西文书刊一项, 1938年至1940年的三年间就增加了书籍10150册, 杂志1090册。战前浙大的仪器设备合1941年的价格约值60万元, 1941年在遵义、渭潭时期核算, 已增加到200万元。[21]1942年, 胡刚复又以其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为浙大购买了一批珍贵的仪器设备。当年教育部欲分拨给各国立大学“ 笔外汇购买化学仪器药品。胡刚复第一个获得这一消息, 并第一个向美国的化学仪器公司订购。在运输途中, 他又托很多关系做了精心安排, 使浙大的仪器安全抵达重庆。后来由于日军迅速占据了越南海防, 其他各校仪器设备均被敌掠走。
当时浙大的代数学教授蒋硕民曾在竺可祯面前讲到: “浙大物理设备、数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右者。”[22]这些一流的图书仪器设备既为教授们从事科研提供了必备的工具, 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学者来到浙大。例如, 当时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 有机化学家王葆仁教授离开同济, 应聘到浙大化学系并兼任系主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济大学理学院的仪器设备在战火中损失巨大, 以至无法从事正常的科研工作, 而1942年只有浙大理学院在国外购得一批化学仪器和药品, 为他从事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 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战时浙大每星期一举行的纪念周活动, 在行仪完毕, 一般都有一名校内教授作学术演讲, 内容涉猪广泛。而且, 每逢一些有意义的纪念日, 浙大师生们还举行学术纪念报告会,如在遵义时浙大先后举行过“ 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学术报告会” 等。暑期学校还组织留校的学生举办讲习会、夏令读书会及社会科学讲座等。尤其富有特色的是, 课堂中的杂志报告、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对于四年级的教学, 浙大有明确规定: “ 四年级注重专题研究、论文写作及学术讨论等。”战时浙大文学院开设了史学研究; 理学院开设了数学研究甲和数学研究乙, 物理讨论甲和物理讨论乙, 化学杂志报告; 工学院开设了电机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及土木工程方面的杂志报告; 农学院除了开设农经研究外, 还有农艺、园艺、蚕桑等方面的讨论课。这种专题报告、讨论和研究的课堂教学形式, 使师生们有会经常就各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探讨, 以至很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种探讨中产生的。
3. 竺可祯个人具备的杰出才能和优秀品格
一个校长的风格代表了一所大学的风气。竺可祯在接长浙大时就已是国内外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具有从事科研与教学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据不完全统计, 1927年至1936年, 竺可祯主持和出席的各种学术会议达十二次之多, 公开发表的各方面论文著作在270篇以上, 其中气象方面或与之有关的约占50 篇, 约有半数是开拓性著作。更为重要的是, 竺可祯倡导“ 求是” 学风, 并以身作则, 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他在公与私问题上, 一贯廉洁奉公, 身体力行。1946年1月, 美国援助浙大五千粒鱼肝油精,有人欲送给竺可祯体弱的长子少许, 当即被竺可祯拒绝。在西迁中, 沿途的舟车运输、宿营地的安置、与军政各方的联络、争取地方人士的协助、仪器的安全等一系列事务, 他都亲自出马, 求东奔西。为了浙大的生存与发展, 他甚至未能及时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儿子, 以至他们相继去世, 其子竺衡临死时也没能见上父亲一面。竺可祯这种一心为公、身体力行的高尚品格的表率作用形成了一股凝聚力, 使浙大这个集体在千辛万苦的条件下不仅团结不散, 而且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创造了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另外, 竺可祯与当时高教界乃至政府的领导层有较密切的联系, 这也使得他在关键时刻能争取到有关部门对浙大的支持, 为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竺可祯出任浙大校长是由浙大当时的教务长郑晓沧提议, 经竺可祯在东南大学的得意弟子陈训慈向其兄陈布雷推荐, 后由蒋介石首肯而任命的。竺可祯上任之初就提出三个条件:“ 财源需源源接济, 用人校长有全权, 不受政党之干涉。”[23]虽然陈布雷提出大学训育方面必须有党部人在, 但也毕竟为竺可祯办学期间筹集经费、、聘请专家学者留有很大自主权。
竺可祯在国外留学, 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主任和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期间, 在中国科学社、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内均兼重要职务, 和学术界、教育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关系密切, 这使竺可祯为浙大广纳名师髦士、荟萃当时学术精英打下了良好基础。不仅如此, 其他象曾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朱家弊等人也与竺可祯有较密切关系。他们和陈布雷等一起在关键时刻力助竺可祯, 使得浙大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中不但没有被解散, 反而得以发展、壮大。
三
从上述对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取得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原因分析中不难看出: 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 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可以说是其科研发展的外界必备条件, 教学和生产的实际需求是其科研发展的动力;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其科研发展的主体条件, 图书仪器设备的充实是其科研发展的物质辅助手段; 在校内外形成的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校长本人具备的杰出才能和优秀品格都将对其科研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些推动大学科研发展的基本要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学的办学思想与办学方针。以培养具有“探求真理” 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人才为目’标是大学科研获得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同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较, 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办学条件已完全不同。然而,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系统深入地回顾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办学经验, 对于力争我国部分著名高校的科研水平以及教学质量在21 世纪上半叶进人世界一流行列, 并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吴英杰,经济发展研究所讲师。张钢, 1966年生,1963年生, 浙江大学科技哲学硕士, 浙江财经学院社会经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讲师, 科技管理专业在职博士生。
[1]杜晓庄: “ 不灭的红烛—记物理学家卢鹤缓” , 《中国科技史料》, 1982 年第4 期。
[2] 《循潭文史资料》, 第八辑, P.124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3] 《中国科学家传》, 第一辑, p.124，知识出版社, 1986年版。
[4] 《中国科苑英华录》, 新中国之部(下) P.46，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杨竹亭: “鼎盛时期老浙大剪影” , 《杭州大学校史通讯》, 第五期, 1988年9月。
[6] 《求是群芳谱》, 浙江大学出版社, p.38 ，1990年版。
[7] 《求是群芳谱》, 浙江大学出版社, p.2-3 ，1990年版。
[8] 《清华大学校史稿》, P.305，中华书局, 1981年版。
[9]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 第47 期, 1940年6月22日。
[10] 《竺可祯日记》I , 人民教育出版社, P.385-388，1989年版。
[11] 《竺可祯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 P.9-10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2] 《浙江大学教育文选》, p.38，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13] 《浙江大学教育文选》, p.45，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14] 《浙江大学教育文选》, p.54，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15] 《浙江大学档案》, 卷宗第53·1·26 号, P.78 -79浙江省档案馆。
[16]竺可祯: “ 大学生与抗战建国” ,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1941年10月10日。
[17]竺可祯: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年5月10日。
[18] 《浙江大学校史稿》, P.93，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19]竺可祯: “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1936年5月10日。
[20]竺可祯: “ 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 1936年5月10日。
[21] 《浙江大学校史稿》, P.100，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22] 《浙江大学校史稿》, P.552，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23] 《竺可祯日记》I , 人民教育出版社, P.18，1989年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8 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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