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的人民教育思想（三）

来源：十堰日报

明邦春

二、施洋教育思想的特点

施洋的人生道路、社会生活、教育实践及其所完成的历史重任，具有特殊性、人民性和先进性特点。

（一）时代性。施洋的世界观、教育观形成、发展的轨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础阶段。施洋23岁以前饱尝了旧社会剥削压迫制度下人民生活之困苦，逐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的罪恶，产生了对社会“非积极改革不可”的宏愿。他少年时期读过“四书”“五经”等，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逐步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而且，他从乡村来到郧阳府学堂，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又受到实用主义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民主主义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理念。

第二阶段，形成阶段（1912年—1920年）。施洋从乡村来到武汉进入法政学校，学习近代社会科学知识，如社会学、宪法、比较宪法等学科。施洋生活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他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坚持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坚持进步，勇于向传统势力挑战。“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目睹了武昌反动军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胸中怒火燃烧，从此投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主动将教育与政治结合起来，致力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振兴国力。但是，结果教育仍然不能普及，国家依然落后。总结历史教训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后，他重新考虑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在兴办教育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革命运动，从而形成了具有全新意义的“教育救国”思想，为其世界观、教育观的转变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阶段，成熟阶段。1921年至1923年，施洋在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其世界观、教育观形成了新境界。他通过开展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树立远大理想，并在组织罢工斗争、发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革命教育思想。在当时武汉工人运动中，他一方面是教育者、宣传者；另一方面，是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战略决策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在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中，进一步加深了对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主要问题的认识，从而摆脱了改良主义、唯心主义的束缚，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表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二）人民性。施洋教育思想的人民性与时代性特点相联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关心劳苦大众、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是施洋教育思想的第二个特点。

首先，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群众路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城市平民是社会最下层的劳苦人民。施洋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学校、商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开展国民教育、平民教育和工人革命教育。他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痛斥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努力激励人民觉醒，促进社会进步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他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施洋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劳动者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劳工是神圣的，我们应该尊重劳动者”。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组织群众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组织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劳工运动和驱逐军阀的斗争，他以一颗赤诚之心，为劳苦大众争人权、争自由，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第三，他关心群众生活，热忱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施洋作为律师，积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面对军警残杀工人，他愤然而起，仗义执言，全力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义正词严地与压迫者抗争，为工人说话。

（三）先进性。施洋坚持改革，勇于向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挑战，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坚持改革旧式教育，培养时代新人。从办学宗旨上看：他主张办农村学校，在于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农业生产进步、农民生活改善；办平民学校，在于“开发民智，增进国力”；开展工人教育，在于增加工人知识，提升其能力，使其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由于辛亥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通过深刻反思，形成了共识：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就必须有适合新政权的新文化作为基础。政治革命，应以文化革命为前提。于是，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开始了“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

从教育方法上看，中国教育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方法，教师照本宣科，学生被动接受，学习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施洋反对这种教育方法。在乡村学校，他通过组织学生种地、植树造林、养蚕等，把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城市成人教育中，运用启发式、演讲式、讨论式等方法，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知识教育的任务，卓有成效地启发了民众的思想，推进了工人运动。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原则、方法，极具先进性，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