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兼国学大师与多情种子于一身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刘师培，人称“刘疯子”；还有一个就是以狂狷和孤傲著称的黄侃，他的学生私下里叫他“黄疯子”。
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二人与黄侃还有师生之谊。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识渊博，桀骜不驯，性情乖张，特立独行，其中尤以黄侃为甚。
求学东京 拜师章氏
黄侃，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祖籍湖北省蕲春县。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
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延师教读。幼时的黄佩聪颖好学，显示出过人的才气。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东京“师事章太炎”，为“章氏门下大弟子”。
说来，黄侃与章氏本不相识，但二人却有缘分。此话怎讲？当时，初到东京的黄侃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公寓的二楼。巧合的是，一楼住的就是正在日本流亡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一向我行我素。一天夜里，内急的黄侃来不及上厕所，便倚靠楼窗解裤方便起来。黄侃洋洋洒洒，一泻数丈，而此时章太炎正在窗旁伏案夜读。
凝神思索的章太炎被突然而至的“飞瀑”之声惊扰，抬头看一看，分明来自楼上；嗅一嗅，一股腥臊之味扑鼻。章太炎明白了，遂高声怒骂：“谁家的野孩子，怎这般没有教养？”
黄侃呢，也不是省油的灯。黄侃本系公子哥出身，且正年轻性躁，听得楼下有人叫骂，立即就与之接上了火。但毕竟自己理屈，于是就用“国骂”（引经据典，吊书袋，拐着弯骂）回击楼下。 双方越骂越欢，声音不仅加大，而且距离也逐渐拉近。
骂着，骂着，章太炎这边呢，突然声音变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出对方“还击”的语言里，夹杂着一股文绉绉的学究味——似乎这厮有些“学问”。
此刻，二人都感精疲力尽，声音不仅变小，且由互骂转为攀谈。或许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当得知对方的身份后，二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旋即双方开始互相道歉。
章太炎率先伸出来右手，朗声道：“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大水冲了龙王庙！”黄侃接道：“别人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呢，是不骂不相识。”
随后，二人手挽着手，相拥走进章太炎的寓所。两个人促膝而坐，谈起了史学、经学，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白话文，也聊起了他们景仰的北大以及孙中山的同盟会，尤其在学问上他们越谈越投机。因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自此，中国近代史一段“章黄之学”的佳话开始上演。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同住3年，一直埋头苦读，期间他不时向章请教，直到黄侃回国前，他才向章太炎正式磕头拜师。
作为一代大师，章太炎一生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包括其弟子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哪四王呢？“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章氏又封朱希祖为“西王”，此5人合称5大天王，其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1910年，黄侃返国还里，筹设孝义会，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论，一时间名声大噪，听者甚众。1914年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等学校任教。
1935年10月8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殁于南京，年仅49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黄侃一生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狂放不羁 恃才傲物
黄侃学问既渊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们把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
黄侃学问大，脾气亦大，这一点常被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就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没得说。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黄侃不仅认章太炎为师，而且还认了刘师培为师。说来有意思的是，黄、刘的师生之谊，源于一次偶然的对话。刘师培出身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奇人。刘家尤其精于《左传》研究，刘氏家学具有学术经世的眼光。1919年的一天，时年36岁的刘师培患了一场大病，黄侃来看他，刘师培非常感伤，凄然道：“我们刘氏的家学恐怕要在我手里断送了。”
黄侃忙问：“你在北大教书，还担心没有传人吗？”刘师培答：“哎，你知道，那些学生是不行的。”黄侃接着说：“那你觉着什么样的人才行？”刘师培：“要是我的学生有像你这般才华，我就不愁了！”黄侃愕然肃立。
第二天，聪明的黄侃用红纸包了10块大洋，来到刘师培的家里。不等刘师培发话，黄侃磕头便拜：“师傅在上，徒儿这厢有礼了！”那一年，黄侃34岁，只比刘师培小两岁。也在那一年，刘师培病逝。拜学期间，黄侃对刘师培极其恭顺。
黄侃不仅对于恩师尊敬有加，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并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回国后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世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据说，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却非黄侃生母，不过，黄侃对田夫人非常孝顺，视若生母。
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为人狂妄，在圈内是知名的。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期间，发起新文化运动。胡适，犹如一颗新星，在北大上空冉冉升起。胡适横空出世。然黄侃却不以为然。黄侃属于守旧派，那时候，胡适主张白话文，而黄侃则主张文言文。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上他的课。
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皱起眉头问道：“这位兄台，为何口出此言？”黄侃就说：“你若真心实意，那么你就不该叫胡适之，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才是。”说完，黄侃哈哈大笑走了。
站在一旁的同事听了，有的点头，有的发出会意的微笑。胡适却十分尴尬，呆立原地良久。
黄侃之狂，常令人忍俊不禁。黄侃与胡适在北大相处很长一段时间。黄侃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须费过多笔墨阐释。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白话与文言，孰优孰劣，一比便知。”全场捧腹大笑不止。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没有。”
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这样吧，我用个例子来说明。前几日子，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给他拒绝了。这封电报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最为简洁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但还是太长了。我只用了５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
谈及黄侃的才华，他的敏捷才思令人咂舌。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引来喝彩之声不绝。坐在一边的黄侃却感不屑，冷不丁丢了一句：“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眉头微皱，但不便发作。黄侃接着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
一听此言，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再也忍不住了，遂霍然起立，勃然大怒。黄侃笑道：“息怒，息怒，且听我言。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
不仅对胡适，即便是北大文科学长，黄侃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当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众所周知，陈独秀能够长北京大学文科，全赖蔡元培的赏识。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那天，校长蔡元培和钱玄同、沈尹默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等候在那里的文科教授员工见了面。众教授碍于校长的面子，对于陈独秀非常客气，但未等蔡元培介绍完陈独秀，突然有一人破门而入。
众人急忙回头看。只见此人身穿蓝缎子团花长棉袍，头戴黑色短绒瓜皮夹帽，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全然没有一丝斯文的样子。此公正是章门大师兄黄侃。黄侃见满屋子人对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恭维有加，便不屑地怪笑道：“好热闹！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呢！原来，不过区区一桐城秀才耳，何需如此劳师动众！”说罢，黄侃转身拂袖狂笑而去。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原来，二人早在东京时就已熟识。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见陈氏来访，为表对其尊敬之意，章太炎遂令正在和他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
在章氏不大的客厅里，陈、章二人天南海北聊了起来。过了会儿，他们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为证明自己的观点，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湖北，陈独秀直言，湖北这个地方，没有出什么大学者。一听此言，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待不住了。
黄侃一把掀开门帘，挺身走了出来，摇头晃脑道：“此言差矣！湖北固然没有知名学者，不过呢，还有区区在下；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那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无言以对，赧然而去。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小。回国后，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又相遇了。一向恃才傲物的黄侃，见众人对陈氏执理有加，其狂放不羁的本性再次流露出来。
特立独行 我行我素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有一次，两人一起研讨《小学》的心得。
一开始，黄侃与陈汉章互相诘难，难分伯仲；渐渐地，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看对方不服自己的看法，黄侃的豪爽血气陡然就冒了出来！他怒冲冲走进厨房，随手拈了一根擀面杖，递给了两手叉腰的陈汉章，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道：“我们既然见解相异，又不知谁对谁错，那就让我们手中的家伙一决高下吧！”
说罢，黄侃跳出门外。然后，他弓腰招手，示意陈汉章到外面来。黄侃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隔壁的同事闻言，慌忙跑了过来。见此情景，急急把二人分开。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方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
黄侃乃性情中人，虽脾气火爆，却也爽快，据说，黄、陈二人“后又善遇焉”。
黄侃一生9次结婚，其最后一任妻子叫黄菊英。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名曰“量守庐”。据说，在中央大学的时候，他和校方有个“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因此，每逢老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的时候，学生便猜测“黄侃老师会不会来上课”，有同学因知其“三不来”之约，往往预言极其精确。
校方规定，师生进出校门应佩戴校徽，可黄侃偏偏不戴。一次，黄侃去学校上课，执行纪律不打折扣的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自然把他拦了下来：“请您出示您的的名片。”
黄侃正色道：“我本人就是名片。要拿，你就把我拿去吧。”
争执中，双方互不相让。这事越闹越大，后惊动了校长。知道事情原委后，校长亲自来到门卫处调解，并向门卫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即使最为“节俭”的老师也经常有黄包车坐。“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每逢雨天，其他教授皆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
何为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以厚木块做鞋底，再在其上钉上铁钉以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舒服了。
一天课后，天突然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他的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仔细看去，此公不仅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十分可疑，遂上前盘问，并要检查其纸包。
看门卫执意要检查自己腋下的包裹，黄侃点了点头：“好的，好的，那就随你！”于是放下纸包而去。
此后几天黄侃一直未去上课。
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却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回校后急忙报告校长。校长遂亲自登门，再三询问：“教授缺课，到底所为何事？”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这成何体统？校方此举，形同搜身。是可忍，孰不可忍？”
校长这才明白就里，于是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前来“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黄侃脾气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黄侃虽被称为“黄疯子”，但治学丝毫不“疯”，甚至配得上严谨二字。“只要读书，黄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他的一个弟子这样回忆，“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读书，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
“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的一个学生如是说。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师生皆称黄侃为“特别教授”。黄侃讲授起《说文解字》中数以万计的字，经常不看原书，也不参考讲稿。讲起课来，黄侃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妙语连连，精彩纷呈。
当时，总有学生对其引用的经典论据心生疑窦：“原文是这样说的吗？”有好奇的学生下课以后去查图书馆的书，却都一字不漏，一词不错。一传十，十传百，所有学生皆啧啧称奇。
那么，黄侃是不是一个掉书袋子的迂腐之人呢？实际上，课余的黄侃是一个非常富于生活情趣的人。黄侃的学生程千帆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即使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
1913年，黄侃旅居上海时，异常贫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
“有文无行 为人不齿”
纵观黄侃一生，其第一大爱好便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常遭非议。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然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攻讦之语。
黄侃在武汉任教时，与他的发妻王氏聚少离多。有一段时间，百无聊赖的他曾经做过同乡兼同族女孩黄绍兰的塾师。
黄绍兰，何人也？黄绍兰，乃黄侃大女儿的同窗好友，当时武汉三镇年轻女孩子中的大美人也。她不仅长相漂亮，且学问深，主张恋爱自由。
武汉的夜色忽明忽暗，恰似黄侃那颗中年漪动的心。女儿常带黄氏来家里，每见黄氏，他的内心总会掀起一层层波澜。豆蔻年华的绍兰，已是情窦初开，青涩女儿，亭亭玉立。从黄菊英天真无邪的瞳仁中，他看见了年轻女孩的曲线美、洁净美，更看到了自己逝去的往昔。在微风中，黄菊英那一缕缕飘动的黑发，恍若浩瀚史学里五彩斑斓的经幡。他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孩就在眼前；他感觉，自己终于等到了一生望眼欲穿的终身伴侣。
发妻不在身边，寂寞的黄侃很快决定向黄绍兰发起“进攻”。他的攻势凌厉异常。后来绍兰考入北京女师大，黄侃也在彼处任教，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张勋乱后，绍兰移居上海。黄侃闻讯，暂辞北京女师大教职，蹑踪而至。
这个时候，他的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皇天不负有心人，黄侃很快抱得美人归。与黄绍兰结婚时，黄侃用了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你也知道我已经结过婚，如果再使用真名和你结婚，则我犯重婚罪。而你明知道我已经结婚，这就是明知故犯，所以你也有责任。”
黄侃的人品，注定了嫁给他的女人将是一场悲剧。
好景不长。尽管黄绍兰知书识礼，聪慧乖巧，却依然未能拴住才子的花心。黄侃不久回北京女师大教书，很快传出已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相好同居。
此事很快被黄绍兰女士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却又无可奈何——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此时，她与黄侃已生有一女。其父闻知此事，觉得女儿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当时，很多媒体一致声讨黄侃的无赖和不负责行为。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拍案而起，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其“有文无行，为人不耻”。
然而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并作词一首作答：“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一向心高气傲的黄绍兰受不了这番打击，欲诉无门，精神渐渐崩溃，最后居然自杀而亡。
一代国学大师，一生放浪形骸，桀骜不驯，惊世骇俗，留下无数是非，任后人评说。明朝人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纵观黄侃一生，虽狂放不羁、多有瑕疵，但“正学以言，大节不亏”。语言学家徐复更指出：狂生黄氏，“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