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潮流

顺从大道

读《韩诗外传》第四卷·二十二

（峻岫）

（原文）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若夫总方略，一统类，齐言行，群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顺，隩要之间，衽席之上，简然圣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趋，工说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则是圣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工说者立息，十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仁人将何务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则仲尼之义，以务息十子之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著矣。《诗》曰：“雨雪瀌瀌，见晛曰消。”

这一段是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之徒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涌现了许多学术流派。这里把儒家以外的学术流派，都说成是祸乱天下，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这是不合适的，也是儒家的偏见。其中有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等人。范睢(?-前255年)，字叔，魏国芮城(今山西芮城)人，封地应城，人称“应侯”。范雎投靠秦国，拜为客卿，后拜为相，是当时的政治家。魏牟，战国时魏国人。又称魏公子牟，“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列子·仲尼》]田文，就是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战国时期齐国贵族，齐威王田因齐的孙子。庄周就是庄子。慎到，齐宣王时期，在稷下讲学，善黄老之术。田骈与慎到齐名，稷下学宫的的学者。墨翟就是墨子。宋鉼，宋国学者。邓析，郑国人，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的倡始人。惠施战国中期宋国商丘人 。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名家学派”的开山之祖。“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所谓“顺非”就是创立新说，“闻见杂博”就是知识广博。所谓“不师上古，不法先王。”就是不遵守上古传下来观念，不按照先王的规矩办事。是个人都标新立异，创立新说，鼓吹新的思想。但是“道无所遇，而人相从”。不管遇到什么人，都回积极地跟随他们相从他们。所以说：“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韩婴对“十子”持否定态度，说他们的思想，不合大道，不能美风俗，也不能治纲纪。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思想还是“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的，因此“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欺惑众愚”就是欺罔愚蠢的人，“交乱朴鄙”，就是搅乱质朴和纯真。这就是他们的罪恶。“若夫总方略，一统类，齐言行，群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顺，”如果总方略，一统类型，整齐言论，让天下的英杰都知道大道，教给他们“至顺”的道理，“隩要之间，衽席之上，简然圣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趋，”“隩”，室内西南隅谓之隩,尊长之处也。[《尔雅》]“衽席”就是床褥和莞簟。如果大家言论一致了，就不会有那些学说和议论出现了。于是“工说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战国末期，科学技术获得大发展，生产力获得大提高，新思想不断涌现，奴隶制社会面临解体，韩婴企图维护旧秩序，保持旧权威，坚守旧思想这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积极地提倡“克己复礼”，回复周朝的典章制度，而终生没有什么成就的原因。“〔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工说者立息，十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战国时期，唐尧、舜禹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仁人将何务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则仲尼之义，以务息十子之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著矣。”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开历史的倒车是不可能的。大变革的时代，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是很正常的，但是谁的主张正确？谁的思想先进？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要有历史来证明的。《诗经》上说：“雨雪瀌瀌，见晛曰消。”意思是雨雪飘飘，一见太阳就消融了。（署名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