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 南 洋
我与二哥做同班同学并没有多久，便因全家移居泰国首都曼谷而作罢。一九四八年六月，父亲出任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处长，先行前往，母亲在年底才带着五个孩子去泰国与父亲会合。
上世纪40年代末的曼谷大皇宫
去曼谷的时候，抱在母亲怀里的妹妹才几个月大。在上海出生的妹妹名字是大曼，这与父亲按出生地给孩子取名的原则不尽相符，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疏忽。上海的简称是沪，如果我这个惟一的妹妹名叫“大沪”的话，日后也许得步大哥的后尘，被他一帮高中同学发明的“吕大齐，骑大驴”一样，整天被同学戏滤“吕大沪，吃大户”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惟独妹妹大曼没有以出生地命名，实在是父亲的“远见卓识”。初到曼谷，我们住进了月光胡同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房子类似美国的sing-lehouse，但是，多了院墙和大门，车房不与小楼相连，厨房也不在小楼之中，而是悬空架在小楼后面小河的下游。厨师有时会把脏水直接倒进河里，所以厨房周围的河水漆黑浑浊，不似架在小河上游小亭子下的河水那么清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何以对那河水的色彩及成因有着如此深入的观察和记忆？只因我在这条小河里有过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曼谷地处热带，不只植物种类繁多、四季常青，小动物也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家里有个园丁，花园自然被他收拾得琳琅满目、整齐漂亮，但我最喜欢看的却是他爬树砍芭蕉。芭蕉树沿河栽种，芭蕉短小味酸，不如香蕉好吃。车房正对大门，那里面住着一只“多给”，模样是鳄鱼、晰蝎或四脚蛇那一类的，一尺大小，色彩斑斓，浑身长满了疙瘩，令人恶心。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多给”是它的叫声，晚上叫得最欢。在我家帮工的阿姆是个华侨，她说，“多给”一叫，家里就要来客人。不过，我倒觉得“多给”和来客人没什么关系。车房里的“多给”长相不讨人喜欢，河里的小鱼却很可爱。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到河里捞小鱼了。厨房下的河水里小鱼最多，一寸大小，和水一样黑。一块木板架在不宽的河面上，可能是为过河砍芭蕉而设的。木板上长满了青苔。这是捞小鱼的最好位置。和往常一样，有一天，我又去捞鱼了。那天的小鱼特别多，还有几条一寸半的大小鱼混在当中。它们挤作一团，好像在抢东西吃。脚下有些滑，我很小心，可是，一条小鱼还没捞上来呢，我这条“大渝”却掉下去了。我不会游泳，正在瞎扑腾的时候，一只手把我提了上来。以后，在我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里，英雄们在临死之前都会说“不要管我，救人要紧”、“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请把它交给党”，然后，头一歪，就死了。可我在这第一次“大难”的临死之前，什么都没顾得上想。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从楼里赶了出来。阿姆说，她刚巧在厨房里，听见外面“噗通”一声，出来一看，是我掉进了河里，就把我提了上来。母亲很紧张，她说，万一厨房里没有人，我就没命了。说的也是，早饭刚刚过后，厨师外出买菜去了，阿姆并不是厨师，只是照顾妹妹的保姆，那时妹妹刚刚会爬。阿姆去厨房纯属巧合，万一她晚两分钟去厨房，就根本没有人会知道我落了水。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也有过童年落水的经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应邀访华，在西安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谈起过他三岁在江西落水的事。那是战乱的逃难途中，他家正在船舱里，当他掉到江里的时候，被漩涡一下子就卷到了对岸。一个艄公正在拉起一根泡在江里的竹竿，不料，跟着竹竿还拉起了一个小孩。万一那艄公当时不在那里呢？万一那艄公没有泡那根竹竿呢？万一那才三岁的男孩没有碰到和抓住那根竹竿呢？当时，人们都说王赣骏命大。我并不迷信，但直到如今，每当听说或见到一些神奇的事，我往往会抱以敬畏的态度。我所知太少，万一冥冥之中真有点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话，我可不敢得罪任何神灵。我在曼谷第一次落水的“大难”，是阿姆帮我料理的“后事”，她带我去冲凉，洗去了浑身的黑泥汤。大齐大哥比我大六七岁，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多。在曼谷家中小河上的木头亭子里，他有时带着我和二哥玩“过家家”。做饭需要水，我奉大哥之命到河里去舀水。我拿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杯。河岸用木板搭了两层台阶，我自然要到下面一层才能舀得着水。我拿着杯子去够水时，一探身，屁股碰到了上层的木板，就栽进河里了。我已有过一次落水的经验，脑子便不似上次那样一片空白，在挣扎的时候，我紧抓住红杯子不放，心里想的是：不能松手，“没命”的时候，杯子还会在。当然，究竟“没命”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了然，只知道不是好事而已。大哥在亭子里“掌勺”，我正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跳进水里，把我托举上岸。那年他十一岁。多亏他水性不错，我才又一次得救。这次我没有哭，母亲闻讯赶来说了些什么，也一点没记住。此后，我一直为自己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思想，还能作出“抓紧杯子”的决定而沾沾自喜。就像我后来常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说“报告首长，阵地与我同在”一样，在落水现场，当我向母亲报告红杯子与我同在时，并没捞到一句夸奖。对此，绝不是因为我的境界不如英雄们那样高尚，除了“要财不要命”之外，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两次“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曾带我去游过泳，至于在那海滨游泳场，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毫无记忆，反正我没学会游泳。我只记得在开车去游泳的路上，两旁高高的大树都弯弯地向路中生长，到了中间便连接了起来，整条马路都覆盖在树荫里。我还记得，我站在更衣室里等着父亲和两位哥哥的时候，很多人都怪怪地看着我。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父亲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带进了男更衣室，那些对我“另眼看待”的人，一定觉得我很“流氓”。
长大后我学会了滑冰，而两次落水不能自救的经历，使我认定游泳比滑冰更重要，因为除去“锻炼身体”的共同功能外，游泳则多了一项“保命”的实用价值，但我至今仍不会游泳。实际上，我有着游泳的“悠久历史”，从小学生时代的暑假去北京什刹海游泳池开始，到“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下河“纲举目张”，二十多年中，我都是憋着一口气在水里作出个游泳状，扑腾两下而已。我不会换气。在曼谷，捕鱼捉蟹的快乐时光，淹没了我对求学生涯的全部记忆。但我确实是泰国留学生，物证则是一张我捧着幼儿园毕业证书的照片和一件小小的绿纱舞裙。据母亲说，那是条毕业典礼上表演用的舞裙，它一直被我保留到“文革”前。至于那张照片上的樱桃小口，我倒能说出个名堂。我长了一张轮廓很清楚的大嘴，小时候因为太瘦，这张嘴就显得格外大，我认为很丑。那次照相，我把嘴喝成樱桃小口，以为这样便变美了，结果得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注意到我小时候那张大嘴的还有人在。想当年，我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少儿组导演果青就曾和我开玩笑说：“小刘菊光长个大嘴了。”刘菊是我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的角色。
作者吕大渝女士摄于美国家中
作者简介：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祖籍江苏苏州。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少年时因其独特气质和姣美容颜而常被选出在外事活动中向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
10岁时拍摄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至今；1960年，17岁时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进入中央电视台，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为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贡献了美好青春。现定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