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二王”，二条重要路径！
王羲之《行穰帖》
从新书体体裁的层面看:
其一，在从长期而大量的隶书草写中演化而出的张芝、卫瓘为代表的汉魏时人书法成果的基础上，王羲之完成对隶草的改制，形成了成熟的今草。今草完全消解了隶草遗存的隶意（笔势、字势的横张），以竖向下引、起伏流贯之笔势为主导，生发出纵横曲直、自由多变的单字及字群的空间形式。
这就突出了笔势运动的合理连贯性及其导引空间形式营构的主动性，强化了书法的时间特征（所谓“字群”的创树实源于此），使线的意义更为纯粹。这对于形成今草“以使转为形质，以点画为情性”的体裁，对于沟通笔势运动与主体的内心律动，形成空间形式的有机整体，拓展书法通于音乐、舞蹈的艺术表现功能，至为关键。
其二，在篆、隶与隶草的基础上，方圆交互，由变化生动的笔势运动衍生出空前多样的空间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笔法、笔形、结字、章法的涵容，形成了今草的一套技法规范，既为新体的行书、楷书提供了形质上的参照（约草就行、规行成楷，“损益锤君之隶”，此不详论），又为其后草书、行书、行草书风格多样演化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从审美内涵的层面看：
其一，魏晋时期思想文化重大变化的标志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二王新体则成为书法艺术本体自觉的标志，并典型地体现出”魏晋风度”（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二王草、行书的艺术风格表现为：萧散简远悠游自在的风神、俊逸多姿爽健流便的势态、超逸绝尘意于形外的韵致，从而反映出晋人精神解放、尊重个性、生机活泼的艺术心灵和远朴趋华、耀文含质的审美取向，—言蔽之曰：晋韵。
其二，基于作为魏晋时期书法艺术主体的门阀士族的文化心理与精神风貌，二王草、行、楷书雅化了书法的形质与内涵，具体表现在形式要素的精妙唯美、技法的深入讲究、文化内涵的雅逸绝俗。以书名家自此形成社会文化风尚，而崇文尚雅则成为文人书法的鲜明特征，树立了影响久远的书法审美的新的价值标准。准确理解二王书艺真正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代而言至关重要。
在这一系统的后续发展中，初唐因太宗的推崇，王羲之书独尊一时，风从者众，虽对二王影响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历史地看，王羲之书艺的本质精神此后也因人为加之的种种神圣光环而受到某些曲解。
作为唐代书法突出成就之一的楷书，其所承续的”二王”，其实早已开始异化。如果说，“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宗白华《艺境》），那么，初唐的欧、虞、褚“俱用二王法”而各有特色的楷书，更是程度不同地受到由隋入唐所带来的文化南北合流的影响，而且，与实用功利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精熟更过于智永，完全理性的形式技法规范已然铸成。
到了盛、中唐的颜、柳之楷，虽各成一体并见时代气象，但理性规范也日益走向程式化，更发展到“森严”的地步。便于习字入门的今楷高度成熟了，但是离晋人那种“尽各字之真态”的艺术性、离二王那样的心性简远自然却是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了。唐楷的高度程式化在实用领域最终导出了宋代的印刷楷体，直到后来的仿宋字。
因此，理解以二王为发端的这一系统的后续发展，主要应从草、行书切入。以最具代表性而又至今可见作品的书家为据，由唐至明，择其要者，这一系统草、行书的后续发展可以梳理出两条线索：
其一，智永——孙过庭——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
其二，智永——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李邕）——杨凝式——黄庭坚（苏东坡）——（董其昌）——王铎
第一条线索中的各家，虽因时代思潮、个人积学与性情之差异而书风各具特色，但均以晋人为旨归，在二王风范与格局的总体规模内各显灵苗，代有通变。
其间，孙过庭俊拔刚断，顿挫流宕，风神“咄咄逼羲献”，“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米芾振迅天真、奇宕超妙，直入晋人之室，堪称二王“嫡传”且用笔之神变实有过之，其集古出新，不愧为文人草、行之一大重镇。
赵孟頫以遒媚秀逸见长，尤重笔法，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力倡复晋人之古，影响广泛，但所得形貌多于神理，不免唐人习气。
董其昌以真率古淡求诉晋韵，其书骨力内含，疏宕秀爽，尤饶墨韵；且见识超卓，慧悟二王“以奇为正”之要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