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我的恩师--张君秋
只要提起我的恩师,心绪便似潮涌。从孩提时代到现在的一幕幕便萦回脑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任着思绪带回40年前——20世纪中期,中国戏剧史的一代巨人张君秋大师风华正茂的五六十年代。
我9岁多向母亲学戏,为了不耽误学业仍和普通孩子一样上学念书。上学前天不亮起床去喊嗓,晚上练唱。到14岁已学了不少梅派戏和几出花旦戏。13岁那年从收音机里听到张君秋老师的《望江亭》唱段,一下子就像被摄去了魂魄,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张派艺术的不懈追求,努力自学。15岁时,通过陈少霖先生的介绍,正式拜在张君秋先生门下。
张君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一位促使京剧艺术进入新潮流、新时代的巨人。虽然在本世纪末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艺术风范,他的人格魅力,他对艺术的贡献,不仅推动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也影响了20世纪爱好京剧的人们,就是新一世纪的国粹艺术也将继续受其影响。
1962年至1966年初,生活在师傅身边的三年半时间,是我终生最难忘的宝贵时光。
1962年初,母亲拉着我的小手走进兵马司后街老师家大门时,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了嗓子,迎面大门的门框边一块红木板上刻着的“张堂忍思”四个大字,深深地嵌入了我幼小的心灵。走过前院、中院,来到后院大客厅,一眼就看到了我视为神仙天人的张君秋老师!那年他40刚出头,胖瘦适中,一脸的英气,一身的潇洒,完全不像唱旦角的。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宗师,但他又是那样的朴实无华,纯真善良,平常得像一个普通的人。他和善的笑脸使我忘记了刚才的紧张。陈少霖先生和我母亲介绍了我一心迷张派自学自钻的情形。老师笑抚着我的头问:“十几了?学多少戏了?”听完我的回答又笑说:“唱两句给我听听好不好?”我抬起头,望着他那清澈超尘的双目说:“好,老师,我唱《苏三起解》吧!”随后放声唱起《女起解》的[散板]。先生听后开心地笑着说:“这孩子嗓音天赋不错。好,我就收下这个小徒弟吧!”妈笑了,老师笑了,我却不知为什么拼命也忍不住那夺眶而出的热泪。
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2年2月19日,在前门一家饭店里,举行了我的拜师典礼,到场的有著名导演王雁、何顺信老师夫妇、张似云老师夫妇及汪本贞老师夫妇等十多人。1962年正是我国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之时,一切食品均在限制供给中。我一生感激我的母亲,她不仅养育了我,还教我学戏,更在1962年那种困难时期,尽心尽力为我操办了拜师仪式。尽管老师一再要求一切从俭,妈却坚持说:“一朝为师,终生为父,这个仪式万万不能从俭!”拜师会上大家都讲了话,恭喜我,鼓励我,而我的师傅却在宴会结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诸位慢走一步,咱们都留下点儿粮票,她娘儿俩不容易!”那年头,粮票就是金子!师傅一句朴实的话,感动得我母女热泪盈眶。
从饭店回到老师家中,履行叩头拜师大礼,又叩拜了师奶、师娘,从此踏入师门,踏上了追求张派艺术始终不渝之路!以前我曾写过、记者们也写过不少有关我拜师习艺的文章。现在我只说几个看似平常却终生难忘的小故事。
我和老师的孩子们在一起长大,那时学敏、学华、学聪都唱得很好,连6岁的小学沄也会唱《雷峰塔》。老师视我如同自己的孩子,烧一碗鱼汤还会叫我这馋丫头喝两口。那时肉蛋都是稀罕物,全家把好东西留给老师,让他好到台上有劲儿唱。可一开饭他看到我们这帮小孩的馋样,就把我们叫到身边像老鸟哺小鸟一般,一人喂一口。
我那时向老师学艺,真是得天独厚,福分不浅。经常能听老师吊嗓（练唱）,“看”老师吊嗓,看顺信叔、似云叔跟老师说戏,编腔…那时老师一周有三四场演出,当时正是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四家合作的鼎盛时期,新戏一出接一出上演,北京工人俱乐部红火的不得了。老师演戏我爱在后台看他化装,然后到大幕侧条边和几个小伙伴(马连良女儿马小曼,裘盛戎女儿裘福来,马富禄孙女马小荣)或蹲或坐在台板上看戏。年纪小记性好,我眼都不眨地看着老师台上的一招一式、一句一腔,深深地刻在脑海中(当时的几位名家正值如日中天之势,台上常有得心应手即兴创作,灵感飞来之际,偶尔一个小腔气口略有变化便美得难以形容,可惜有些未保留下录音资料。)。老师的嘴形画得很美,最后全部化完妆,还要在唇红上再扑上一层艳艳的干玫红胭脂,灯光打上分外鲜活。每次演出,我总是早早的一路小跑到工人俱乐部(虎坊桥)后台去看师傅化装。有一天老师正要出门上三轮车,看到我在二门道蹲着,一脸的愁苦,弯身问道:“怎么了丫头?今天怎么不欢实活泼快乐)啦?”我说:“肚子痛。”(以后才知道是灾荒年患下的十二指肠溃疡)师傅亲切地拍拍我的头说:“走!上车,跟师傅走,今晚演《状元媒》!”他拉我坐在脚下,用他盖腿的小毯子盖住我弱小的身子,我心里那个热乎劲就别提了!到了后台师傅换上化妆衣服,洗洗手,从大衣兜儿里取出一个纸袋塞给我说:“快趁热吃!”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夹着烧羊肉的芝麻烧饼,我知道他开戏前是要吃东西的(有人说“饱吹饿唱”,但我的师傅是一定要吃饱了唱),师傅看我不肯吃就又说:“听话!吃了胃就不痛了。”一下,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顺着腮帮子流下来了。师傅揪揪我的大辫子说:“就是爱哭！再哭就喂熊了!”说完笑指后台的熊形,我便破涕而笑了。说到熊,又想起我学唱《状元媒》时的情景。那时老师年轻演到围射一场时有与熊形开打的场面,边打边随唢呐唱(吹腔),手使光闪闪的银叉,好不威风!师傅为教我这场戏,常让我用小七(学浩)练功用的藤秆子在院子里练下场花。记得有一个串腕亮相,我就是弄不好,师傅一遍遍地耐心教我,我一下不小心打在自己鼻子上,酸痛难忍,师傅逗笑地说:“这就叫打拙!”16岁那年,宣武区文化馆(菜市口丞相胡同)约我演一场《状元媒》,我问师傅可不可以,他欣然同意,说学会了就要多实践。那天师傅早早到了后台,指点我试试翎子,踩踩台毯,跑跑圆场。开戏了,师傅和几个小师妹师弟坐在台下第八排中间,看着我这个16岁的小郡主,他时而点头微笑,时而鼓掌激励。我紧张而幸福地在师傅的目光下演完了《状元媒》全剧。一散戏,师傅快步走进后台,他没顾上和我说话,而是从大衣箱到盔箱,从乐队到检场人员,直至每一个配角均逐一道谢,热情握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这就是我的师傅!尽管他头上的光环已震撼了海内外,却毫无架子,他慈祥,善良,热情,纯朴,平易近人!我暗暗记在心里,有一天我成名了,也要像师傅这样,不忘记感谢合作演出的任何一位同伴。
我拜师后的开蒙戏是《春秋配》。师傅的西厢房有一台留声机,他常让我去听唱片,灌耳音,听熟了便逐句学唱。一个炎热的夏天,吃过饭老师去午睡,我看他上午排戏很累,就搬个小椅子坐在床边给他捶捶腿。见老师逐渐入睡,便走到隔壁客厅,坐在沙发上掏出自己的小本哼起《春秋配》慢板“受逼迫去捡柴泪如雨下”,我反复唱着第一句的大腔,忽然从卧房传来老师的声音:“雨下的'下’字要落在'啊’音上,你都唱成昂音了!尾腔也不对。进来,再唱一遍。”我说:“师傅,打扰您休息了,我不唱了,您好好睡吧!晚上还有戏……”师傅二话不说,翻身起床。我知道他的脾气,便进去听话地再唱起来。唱完后老师为我一一改正。就这样唱了一遍又一遍,等到我唱对时,他已到起床时间了。
师傅说我嗓音条件好,但是太贪高调门,把嗓子挤窄了。于是我就发奋苦练,模仿他的口形,探索寻找发音位置并降调门憋宽音。有一天,我在厢房用自认为不错的宽音喊了一句“来了”,师傅一听便喊“亚萍,过来!”我以为要受表扬了,师傅却说:“宽音不是硬憋着闷出来的,这样喊'来了’,走出来的不是谭记儿,是'大马虎子’!”直到有一天师傅教我练《大保国》的引子,发现我声音变得宽厚、圆润而且坚实了,就问我:“你下了什么私功了?”我说,每天天不亮去天坛回音壁喊嗓,并且摸索出了后膛音的运用。老师笑了笑说:“好孩子!有志气!就是要多学,就是要勤奋!要积攒,常言说:'有货不愁买主。’你的小仓库里多装东西,人家来买,才能要什么有什么呀!”言简意深,使当时十几岁的我,受用了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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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师傅被请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检阅。中午11点左右,我们正在看电视,只听师傅在大门外大声喊:“我回来了!”我们一群孩子一窝蜂地跑出去,哈!只见老师身着笔挺的中山装,满面红光,神采飞扬。我们把他拥到师奶奶房里,围坐周围,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天安门检阅的盛大场面。说到中央首长对他的鼓励、问候,说的很多很多……那份自豪与骄傲,那份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一片执着的深情,溢于言表。谁知时隔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关押、隔离、劳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他视为生命的舞台和创作生涯1966年我家也被抄了,我也成了“资产阶级狗崽子”。但是在那艰辛的年代,我和亲爱的师傅依然父女情深,没有丝毫削减。我给师傅送过烧饼,烤白薯、炸酱面。我不怕连累,不怕挨打,因为我最了解我的师傅。
自新中国成立后,我老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改革。他博采众长,向兄弟剧种学习,向曲艺民歌学习,上演了大量新编历史剧,创编了大量新唱腔,像《望江亭》、《状元媒》、《西厢记》、《秦香莲》、《楚宫恨》、《赵氏孤儿》等,均是老师经常上演的剧目,他塑造了不同时代、性格各异的人物艺术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立了“清新俏丽、刚健挺拔”和“以情动人、声情并茂”流芳百世的张派艺术。而他的内心,他的为人,仍像天真儿童一样,一直纯洁无瑕。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也是一个最平凡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他有最平常人的嗜好,他喜欢吃烤鸭、烧牛尾;喜欢自己去小摊买烧饼、炸焦圈儿。他高兴时会讲笑话,生气时会拍桌子…总之,他不掩饰,也不做作,他不奉迎,也不耍心眼儿,更不会拐弯儿抹角儿,他是一个最真诚的人,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