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碑志展 / 四六文摘

碑志是指镌题文字的刻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已出现刻石纪事的实例，两汉时期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魏晋则开启了后世墓志之端，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渐成定制。碑志是集多种文化元素于一体的艺术品，蕴含社会历史、书法、雕刻、人物传记、丧葬礼俗等信息，是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

展览中共展出200多件/组展品，时代跨度大，上自汉魏，下迄明清。具地方特点，数量众多，以北魏墓志、辽代墓志中的帝后哀册最具特色。

一方碑志一段历史。本次展览陈列的碑志是我们解读历史，感受文明，欣赏艺术，陶冶性情的珍贵文物，也是中国东北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建设家园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

展厅局部

拓片展示各时期碑志历史演变

先秦石鼓文拓片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秦泰山刻石拓片（上面镌刻着秦始皇功德铭和二世诏书，由丞相李斯篆书）

秦泰山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计222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臣去疾臣请矣臣”七字完整，“斯昧死”三字残泐。这十个残字，又称“泰山十字”。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

刻辞之碑，始于东汉初年，为述德纪事、标志葬地、颂扬逝者之用。其后，渐成固定形制，书写形式从秦篆过渡到隶书。随着崇尚儒学及厚葬之风盛行，产生大量风格多样、艺术水平高的碑刻。由于年代久远，汉代传世墨迹目前难得一见，碑刻文字成为了解汉代史实及书法艺术的重要标本。

开通褒斜道石刻是秦蜀交通要道，位于今陕西省褒斜城县褒谷中。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汉中邵太守奉诏书动用人工766800余人，花费三年时间，于此修建阁道。竣工后，在崖壁上刻文，记载此事，此即著名的褒斜道石刻,其拓本称为《大开通》。

褒斜道是穿越秦岭的持续时间最长，最为便捷的一条蜀道；石门是东汉永平年间开通一条隧道，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历代文人墨客在石门隧道及其南北的山崖间镌刻了178种石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国之瑰宝的石门十三品。石门十三品，指的是公布在古褒斜道石门隧道及其南北山崖间的十三种摩崖石刻的总称。虽然只是十三种摩崖石刻，但它反映出隶书由古隶—汉隶—魏书—宋隶的演变历程，这是其它石刻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历代书法家对它无比珍爱，而且在国外享有盛誉。日本著名书法家种谷扇舟先生说：“汉中石门，日本之师”，其中的《大开通》《石门颂》《杨淮表记》和《石门铭》，被列入日本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现藏于汉中博物馆。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汉祀三公山碑拓片

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立。篆书。现存于河北省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

东汉杨淮表记拓片

《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为《石门十三品》之一。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亦称“杨淮碑”。杨淮、杨弼兄弟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杨涣)之孙。东汉熹平二年(173)二月，同郡卞玉过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因作此表纪，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东汉张迁碑拓片

张迁碑是中国东汉重要碑刻。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立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是张迁由古城(今山东平阴西南东阿镇)长升为荡阴(今河南荡阴县)令后，其故吏韦萌等人捐资为表彰其政纪而立的功德碑。明初出土，先置于乐平州学东平儒学名伦堂前，建国初移置于山东东平县政府院内，建亭一座，将此碑置于亭内。1965年再迁至泰安岱庙，1983年移岱庙天贶殿东廊炳灵门内之历代碑刻展室内。碑内容为故吏韦萌等追念县令张迁的业绩。其书法以方笔为主，笔划严谨丰腴不失于板刻，朴厚灵动，堪称汉碑中的上品。

东汉华山庙碑拓片

华山庙碑，全称为《汉西岳华山庙碑》，简称《华山碑》，也称《延熹华岳碑》东汉石刻。东汉延熹八年(165)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碑文22行，每行38字。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因原石被毁，传世只有四种拓本，即“长垣本”、“华阴本”(即“关中本”)、“四明本”、“李文田本”(或曰“玲珑山馆本”)。

东汉袁安碑拓片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碑高1.53米，宽约0.74米。篆书，共10行，满行16字，下截残损，每行各缺 1字，故现存15行字。除第8、10两行为不满行外，其他行下一字均缺(现已考出)，仅存139字。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画较瘦。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题字。碑中间有穿，位置较低。

袁安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但较简约无赞颂铭辞。碑上有圆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司徒残碑》，碑主袁敞，字叔平，东汉章帝建初末年任太子舍人，安帝元初三年（116年）官至司空，元初四年（117年）卒，《后汉书》有传，司空掌水利、营建之事。此碑是研究中国古代碑志发展演变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碑身剩篆书十行，行存四至八字不等，字口清晰，字迹锋颖如新，界格明显可见，笔画方折，骨力劲拔而富有弹性，书体接近秦隶风格，充分体现了汉代篆书灵动而厚重的特点，为汉碑中之精品。

《魏郡等字残碑》系罗振玉旧藏，残碑为板状青石,两面均有枢轴研磨痕,一边中部凸出呈榫头状,改作及使用痕迹明显。存宽45厘米,存高32厘米,厚9厘米,碑阳文字全部被磨除,碑阴漫漶,界格明显，残存16行，每行存字多寡不等，精拓后字口尚称清晰。此碑仅余碑阴题名部分，可辨识的残字已不足三十个。此碑一无官职，二无年爵，又莫知为何人碑，书不甚佳但写有着一定的特色。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由议郎蔡邕主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世称"熹平石经"。

该石经历时九年。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据记载，石经刻于46块高一丈、宽四尺的长方形石碑之上，共20多万字，因仅用隶书一种书体刻成，所以又称“一体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其主要残留碑块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熹平石经》残石位置示意图

《毌丘俭纪功碑残石拓片》。公元1906年，吉林集安乡民筑路发现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反叛纪功。现藏于辽博。碑系赭红色含石英粒岩石凿刻而成，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表面光洁，碑阴亦作修琢。残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8.5厘米。汉字阴刻，可见7行47字，另有三字虽残但可辨识，共得50字。其字体为隶书，遒劲古朴凿刻工拙。此刻残损甚夥，首行刊“正始三年高句丽反”，二行有“督七牙门讨句丽五”，三行有“复遗寇六年五月旋”，四行有“讨寇将军魏乌丸单于”，五行“威寇将军都亭侯”，六行“行裨将军领玄”，七行“裨将军”。

第二部分北朝时期（公元439—589年）

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和对命运的关注作用于丧葬礼俗，客观上促进北朝墓志的发展和兴盛。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促使魏碑形成率意、雄强的书法风格，影响深远。20世纪初，河南洛阳北邙山出土的一批北魏墓志，便是此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书丹上石的书法珍品，使“魏碑体”流传百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元氏墓志作为帝胄权贵专利，数量庞大，刊刻考究，超越前代。墓志形制完备，下为志底，上为盝盖，盖镌名号，底刻志文，摞在一起称作“一合”。志文分成“志”与“铭”两部分，合称墓志铭。“文”在前，用散文记述墓主名讳、籍贯、职级、世系爵里、德行学艺、功业政绩，以及卒时葬地等等，浓缩成个人历史小档案。“铭”在后，韵文概括志意，褒其品行，扬其功德，伤其无奈，悼其垂永云云。“妄（佞）言伤正，华辞损实”，极尽谀墓之词。元氏墓志蔚为壮观，妙品联篇，刀笔精准，构思机巧，技艺高超，完全处于创作最佳状态，处处飚显皇家气派，足以令人望志兴叹。

北魏神龟二年（519）元祐墓志

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4年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随即大规模推行激进彻底的鲜卑汉化政策。孝文帝率先改“拓跋氏”为“元氏”，作为皇家姓氏。公元499年即太和廿三年四月，孝文帝最后一次南征归途中驾崩，葬于洛阳邙山长陵，从此以长陵为基准，辐射四围，皇门望族、显贵勋亲纷纷效法，聚族窆穴，拱围附葬，最终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元魏皇陵聚葬区。由于禁碑，代之以墓志，于是，墓志随葬之风就沿袭汉代埋幽之习，“埋铭”地下，一埋逾千载，致使大量书法珍品保全至今。

北魏建义元年（528）元略墓志

元氏墓志至“洛阳时期”观念转换。首先，规定墓志必须加盖，固定为正方形，有了新的款式。包装精美，优质高档，审美取向落实在典雅方正上。其次，已经成熟的魏楷得到官方认可和推广，被确定为标准字，好比颁发专利证书，几乎成了墓志专用书体，称作“洛阳体”，风格从早期古拙严峻转化为圆融流美。再者，按界格书写，规矩多了，不再一味欹侧随意“出格”，庄重严谨，书刻精致，对于逝者之崇祀和孝亲之表达，越发虔诚和隆重。

北魏永安元年（528）司空元钦墓志

中后期墓志“洛阳体”蔚然成风，南北朝之间渐次接轨，舒缓平正一路成了主流。书风从险峻凌厉向雍容典雅过渡，不乏细劲圆浑、疏朗平静、醇厚含蓄姿致呈现，奇伟与遒劲深藏于内而不浮显于外。表现手法灵活多变。开始注重笔画的就让、结体的均衡、谋篇布局的谐和。方圆并用笔法体现质文观念转换，从“以质为主”，由质趋文，到“文质并重”，虽然中规中矩，却不致局促呆滞。畅达空灵的章法，赋予了顾盼提携之相，冲淡了松懈阻塞之局。真情实露，既反映生活之本真，更有自觉意识之传递。摄入隶章笔意，蕴涵古雅厚重，预留了想象和抒发的自在空间。

北魏普泰元年（531）元诲墓志

元氏墓志依据风格变化、作品精致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年即公元496年开始，到宣武帝元恪正始五年（508）为界，属于早期。主流风格是“斜划紧结”，“方峻雄强”，刀凿痕明显，烟火气浓厚。意态凌厉，率直生动，粗放而不荒蛮，拙朴而少板滞，传递生机和天趣。

中期从宣武帝元恪永平元年（508）到孝明帝元诩神龟三年（520）。开始化奇崛为妍美，变雄强为洒脱。方整劲健，俊朗雅致，主题格调产生了明显变化，出土数量也在增多。

从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520）开始，到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终止，是为晚期。朔北风骨兼融江南气息，平正宽厚，端肃醇美，清劲而华茂，秀整而俏逸，有典雅古风，精良程度到了极致，人情味足矣。

北魏建义元年（528）广平王元悌墓志并盖

北魏太昌元年（532）元徵墓志

北魏太昌元年（532）元文墓志

北魏永安元年（528）蔺夫人墓志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元桢墓志

优秀的中期元氏墓志有：永平元年的《元勰》、《元详》、永平五年的《元诠》、延昌二年的《元显儁》、延昌三年的《元珍》、熙平二年的《元怀》、神龟二年的《元晖》、《文昭皇太后》等等。其中《元诠》灵气古雅，超脱洒然，动态中留得静穆，笔简意赅。《元怀墓志》端庄疏朗，匀称瘦劲，宽博流美，秀润挺峭，渐脱北体犷悍，添加魏晋典雅，近似唐楷丰标，贴近南朝书风。

北魏永平元年（508）彭城王元勰墓志

北魏正光五年（524）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

晚期精品包括：正光元年的《元贿》、正光四年的《元倪》、《高猛》、《元引》、孝昌元年的《元怿》、《元瑛》、建义元年的《元略》、太昌元年的《元顼》、永安二年的《元恩》等等。《元倪墓志》点画流畅，行笔洒脱，妩媚婉约，古雅秀逸，由原始北碑过渡而来，是“邙山体”成熟的标志。

北魏孝昌元年（525）元篆墓志

北魏孝昌二年（526）冀州刺史元寿安墓志并盖

北魏孝昌二年（526）高广墓志

北魏永平三年（510）周午墓志

北魏熹平二年（517）王诵妻元氏墓志

北魏正光二年（521）世宗嫔司马显姿墓志

全称《魏故世宗宣武皇帝第一贵嫔夫人司马氏墓志铭》。志高67.2，广67.2CM，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一九一七年洛阳城西北水泉村出土，曾归上虞罗振玉，武进陶兰泉。此志的保存状态非常良好。具有张力感的字体，给人以清晰的印象，可谓充分表现出北魏的书风，颇具厚重风格的作品。字形向左倾斜为其特征。笔划较少的文字写得偏小，与笔划较多的文字保持一种协调均衡，使整体具有一种统一感。撇划很有特点，在文字中最为犀利，成为字体的核心笔划。因此，字体左侧形成的紧凑空间，其行气与字距相互呼应，构成了巧妙的配合。将同一时代的《张猛龙碑》与此志相比较来鉴赏，可资理解这一时代的书法风格。此志书刻皆精，为其时墓志铭中的上品，梁启超评为“于俊拔之中，别饶韶秀”，也是初学楷书的佳品。

北魏景明四年（503）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

《侯夫人墓志》是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形体精致，写刻俱佳的北魏时期的精品墓志之一。该志文辞简约华美，对研究北魏时期的民族史、官制史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这方墓志粗看简陋荒率，细品则蕴藉朴厚，无论是用笔和字法都随字赋形、时出新意、耐人寻味。它用笔雄强峻拔、生辣迟涩，观其发笔多侧锋切入，“点”多呈三角形，“捺”又多重顿疾出，通篇点画棱角分明，粗细对比强烈，刀刻意味浓重，多于笔意，字虽小而气象博大，与《龙门廿品》等北魏造像题记在风格气息上尤为接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第十一行的“而”、十二行的“吊”等字，居然蕴含着行书的笔意。与此相比，其在结字和章法上更具特色，全篇字形方扁，多左右取势，结字放逸恣肆，茂密险绝。章法上，志文大小错落、欹正随势，完全突破了界格的羁绊，充满自然之态，同时又不乏墓志所特有的顾盼之姿，别具韵致。献文帝嫔侯夫人墓志是北朝墓志书法临习和取法的重要参考范本之一。

北魏永安元年（528）齐州刺史元鑽远墓志

北魏正平二年至和平六年（452-465）刘贤墓志拓片

刘贤墓志，隶书，高101．5厘米，宽30．3厘米，厚12厘米。碑额篆书为“刘戌主之墓志”。立碑年代约在魏孝文帝迁都（493）以前。墓志规模不大，反映了一个下级军官的墓葬情况。字体基本为隶，但已向楷书过渡，字形不甚严整，书写较为随便，且杂有篆法、草法。简体、俗体字较多。从气质上看，也已无典型汉隶的雍容典雅。这可能同刘贤地位不高，书者也并非书法高手有关。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较多地透露出书者浑朴、厚重和自然的素质。

北魏正平二年至和平六年（452-465）刘贤墓志拓片

碑首刻四螃,外轮廓为圆雕,阴阳两面的图案花纹则剔地隐起。阳面天官题“刘戍主之墓志”三行六字,字体近篆,兼具隶意。阴面天宫隐起双鸯。碑文隶书,四面连文环刻,界以棋子格,每行十一格,阳面、阴面各六行,两侧各三行。除右侧三行题名外,皆满行,正文共165字,加上题名总计194字。

北魏皇兴二年（468）张略墓志拓片

40厘米见方的一块石头，刻满了长和宽皆近于2厘米的方格子，方格子里满当当写着楷书，朴实，静气，素雅，一方标准的北朝墓志。此墓志刻于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近年出土，字口清晰完整，计23行，满行23字，共421字。《张略墓志》结体宽博平正，气韵含蓄和雅，比常见的北朝墓志要温厚一些。它在整体上展现一种消除掉北魏前期楷书的欹侧倾斜而近于平正典雅的特点，这是东魏、北齐时代多数墓志书法的共有特征，预示着楷书向隋唐盛世迈出重要的一步。魏碑书法隶、楷兼存，这是时代大风气。

北魏延昌四年（515）姚篆墓志

北魏延昌三年（514）高宗文成皇帝嫔耿氏墓志

北魏永平十年（511）太尉参军元侔墓志

背面

后燕建兴十年（395）崔通表拓片

据碑文,崔通曾为后燕昌黎郡太守。碑文字体规整，笔力苍劲，既兼有汉隶魏碑特点，又具有方正清秀的楷书字体雏形。

东魏兴和二年（540）王显庆墓记

北魏永平元年（508）彭城武宣王元勰墓志

元勰(473-508年)，本名拓跋勰，字彦和，北魏宗室大臣、政治家、诗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第六子、孝文帝元宏之弟。

东魏武定四年（546）章武王妃卢氏墓志

东魏武定六年（548）安丰王妃冯氏墓志

北周宣政二年（579）寇胤哲墓志并盖

后燕建兴十年（395）崔通表拓片

民国八年（1919）磁县新出魏齐墓志本末记

记文重点记述了民国初年磁县所出八通魏齐墓志的发现和流传情况，并结合新出墓志，详细考证了邺城故址所在，对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碑志出土情况和研究北朝墓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记文后附有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多位文化界和政界名流的观碑跋语，这在其他碑志上十分罕见。

东魏天平四年（537）华山王妃公孙氏墓志

东魏武定二年（544年）侯海墓志

全称《魏故伏波将军诸治令侯君墓志铭》。21行，行22字，河北磁县讲武城乡王家店村西出土，归沈阳博物馆。正书。字多异体，用笔细挺，银钩虿尾，字体方正有隶意，宽博雅致，方整瘦挺，给人以豁然全新之感，学书者可得一别脉尔。

东魏武定二年（544年）侯海墓志盖残石

东魏武定八年（550）吴郡王萧正表墓志并盖

东魏天平四年（537）张满墓志并盖

东魏天平二年（535）元开墓志并盖

北齐河清四年（565）梁伽耶墓志并盖

北齐河清三年（564）乐陵王墓志并盖

北齐河清三年（564）乐陵王妃斛律氏墓志并盖

北齐天宝六年（555）齐沧二州刺史高建墓志并盖

北齐河清四年（565）高建妻王氏墓志并盖

北齐乾明元年（560）襄城郡王高淯墓志

第三部分隋唐时期（公元581年——907年）

隋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书法艺术进入兴盛时期。唐代碑刻，数量众多，名碑迭出，大量使用骈文。唐碑对中国书法影响深远，是后世学书者之楷范。河南洛阳北邙山地区，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隋唐墓志，部分为罗振玉购藏，后辗转入藏辽宁省博物馆。建国以来辽宁省朝阳地区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隋唐墓志，记载了许多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及社会活动背景，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隋朝在碑刻、书法方面，出现了综合南北的趋势。熔南北于一炉。这时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来，直至今日，还遗留下为数较多，令人啧啧称道的一些名碑，其书艺的高超，即使唐朝的一些名书家也不能超越。这时期著名的碑志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刻石、《龙藏寺碑》、《贺若谊碑》、《曹子建庙碑》、《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

隋开皇四年（584）潘城录事参军杨居墓志

隋开皇四年（584）潘城录事参军杨居墓志盖

墓志

隋开皇九年（589）张僧殷墓志

《董美人墓志》

《董美人墓志》全称《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刻，蜀王杨秀撰文，无书者姓名。21行，行23字。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西安出土。为上海陆君庆官陕西兴平时所得，旋归上海徐渭仁。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上海小刀会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原石毁佚。徐氏拓本流传甚少，出土初拓本尤为难得。

　　《董美人墓志》撰文者蜀王杨秀，为隋文帝第三子。董美人为其爱妃，病逝时年方十九。　　隋人书法，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新风，是南北朝到唐之间的津梁，《董美人墓志》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属历代墓志的上品，开唐代锺绍京一路小楷之先河。其书法布局平正疏朗、整齐缜密，结字恭正严谨、骨秀肌丰，笔法精劲含蓄，淳雅婉丽。从字体面目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但是部分地可以看到外方里圆、华美坚挺的笔致，给人以清朗爽劲，古意未漓的感觉。清罗振玉对其评价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学习此志者，可祛尘俗气也。

《苏孝慈墓志》，全称《大隋使持节大将军工兵二部尚书司农太府卿太子左右卫率右庶子洪吉江虔饶袁抚七州诸军事洪州总管安平安公故苏使君之墓志铭》，又称《苏慈墓志》、《苏使君墓志》等。刻于隋仁寿三年（603）。墓志正方形，边长83 厘米，37行，行37字。清光绪十四年（1888 ）夏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原石现存陕西蒲城县博物馆。此墓志楷法成熟而工整，方中带圆，字体又小，兼有南帖之绵丽和北碑之峻整，集秀丽与雄劲于一身，由此可见，唐代的楷书在隋时已定下根基，风格和欧体相近，章法整齐，结体平正。书法结字谨严，用笔劲利，神采飞动，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是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由于墓志出土较晚，还以字迹清晰完好而著称，成为学习书法最佳范本，历来为人们所重。

隋大业六年（610）参军段模墓志

隋大业八年（612）顾君墓志盖

隋大业十一年（615）唐该墓志

隋大业十一年（615）唐该墓志盖

隋大业十二年（616）滕王长子杨厉墓志

唐代的碑刻书法艺术可与书法昌盛的晋代相媲美。这时期书家辈出，流派众多，名碑、墨迹尚多。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尤其是对楷书进行了大加工。唐代的楷书是继魏碑之后，我国书法史上又一书写体系，为学楷书奉为圭臬。在我国书法史上，唐代可以说群星闪耀，百花盛开，绚烂无比。

唐贞观九年（635）张秀墓志

唐贞观九年（635）蔡须达墓志拓片

唐永徽二年（651）永建府长史杨艺墓志

唐永徽五年（654）骆英墓志并盖拓片

唐永徽六年（655）孙则墓志并盖拓片

唐龙朔元年（661）杨律墓志并盖拓片

唐龙朔元年（661）王君墓志并盖拓片

唐咸亨三年（672）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卢承业墓志

唐咸亨三年（672）勾龙墓志并盖拓片

唐咸亨四年（673）左才墓志并盖

唐仪凤四年（679）王德墓志并盖拓片

唐光宅元年（684）卢君夫人李灌顶墓志

唐延毅元年（694）高英淑墓志并盖拓片

唐神功元年（697）王绪母郭氏墓志并盖残石

唐长安三年（703）张矩墓志

唐景云二年（711）卢玠墓志

唐太极元年（712）崔孝昌墓志

唐开元十二年（724）高守墓志

唐代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大书家，书写了大量的著名碑刻。有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时期颜真卿、李北海、苏灵芝都崇尚丰腴，以颜真卿尤为突出。

唐天宝三年（744）韩贞墓志

唐天宝三年（744）韩贞墓志盖

唐天宝六年（747）嗣曹王李戢墓志

唐贞元二年（786）嗣曹王妃郑氏墓志

唐会昌六年（846）韦公夫人温氏墓志

孙献墓志并盖

第四部分辽朝时期（公元916-1125年）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立国200余年，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使用，这一史实充分体现于辽代碑志之中。从20世纪初叶开始，辽代碑志陆续出土，20年代，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后哀册面世。这些保存在地下的石刻档案成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辽乾享三年（981）张正嵩墓志

辽大安六年（1090）知上京盐铁副史郑恪墓志

辽大安六年（1090年）萧袍鲁墓志

辽太平六年（1026）中京提辖史宋匡世墓志

辽应历五年（955）陈万墓志

辽保宁六年（974）石重贵墓志

志石呈灰砂岩质,长宽各97厘米,厚9.3厘米。墓志四边框阴刻勾连回纹,四角刻“田”字纹饰,志文阴刻楷书,竖排27行,满行27字,合计409字。后晋出帝石重贵（914年－974年），又称少帝，942年-946年在位。天福七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重贵继位，沿用高祖天福年号，天福九年（944年）七月改元开运。石重贵不肯向契丹称臣，契丹攻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占开封，石重贵投降，后晋亡。

辽乾亨三年（981）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

释文秀，辽景宗（969~982年）时僧人。工文辞，善书法，有名于时。尤长于楷，书宗颜柳，兼吸收北魏楷法，取诸家之长，形成自家书法风貌。乾亨三年（981年）撰并书《彭城郡王刘公（继文）》墓志铭，署衔为“文章大德赐紫沙门”。碑文行书。三十四行，行四十字不等。直书右行。

辽佐移离萧相公墓志盖

哀册并盖

辽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皇帝哀册并盖

辽清宁四年（1058）圣宗钦爱皇后哀册并盖

辽大康二年（1076）兴宗仁懿皇后哀册盖

辽乾统元年（1101年）梁援墓志并盖

辽乾统七年（1107）赵国夫人张氏墓志

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王文熹妻张氏墓志

辽乾统四年（1104年）枢密院史刘郎中娘子傅氏墓志

背面契丹文

辽寿昌三年（1097年）相国贾师训墓志并盖

辽寿昌三年（1097年）张郁墓志

辽寿昌三年（1097年）张公恕妻陈氏墓志

辽重熙八年（1039年）耶律仁先（父子）墓志并盖

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赠检校太师王说墓志

辽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沧州刺史王隣墓志

辽统和四年（986年）耶律延宁墓志

辽清宁五年（1059年）耶律庶几墓志

辽重熙七年（1038年）晋国夫人墓志并盖

该墓志铭,绿沙岩刻制,较为完整。志盖方形,边长93.5厘米,顶面中心有46厘米的方形平面,上刻楷书阴文“故晋国夫人墓志铭”二行八字,四边磨成斜坡,志盖通厚15、边厚5.5厘米。盖光素无纹饰。现左上角稍毁坏。志石为方形。边长与盖同，厚13厘米。志石面边缘印刻直钩纹一圈，连线内刻志文。志文楷书，共三十行，满行三十字，共835个字。墓志涉及很多辽代皇族和后族中的著名人物，对于补证后族世系，价值巨大。

辽重熙七年（1038年）晋国夫人墓志并盖

辽大安六年（1090）萧袍鲁墓志

上刻汉字楷书志文三十八行行四十一字。志盖呈覆斗式。平顶处刻汉字篆书“故北宰相萧公墓志铭”三行九字,盖背面中间刻契丹字楷书志文十五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者为二十五字。平顶处刻汉字篆书“故北宰相萧公墓志铭”三行九字,盖背面中间刻契丹字楷书志文十五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者为二十五字。背面所刻的汉文是:右上、角刻“阿固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左上角刻“顶陀罗尼一切如来灌一切如来阿毗三摩耶百字密语”。在契丹字志文第四行之下刻“生天真誉,第十五行下刻“破地狱真言智炬如来心”。四周刻梵文。

第五部分金元明清时期（公元1115-1912年）

金元明清时期辽宁地区遗留的众多石刻是几代王朝经略东北，加强边疆管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封建统治的实录，也是各族人民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真实写照。其中明代碑志是记述“九边之首”辽东的重要历史实证，清代碑志则是记录满族崛起及明亡清兴的重要铭刻。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前代石刻碑志的研究日益深入，著作迭出。史学家也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金石学日渐流行，成为考古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