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形饰”的传入、融合与衍变
“胜形饰”是西汉中晚期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并盛行两汉魏晋南北朝600年，同时贯穿中国2000多年。这个是基于笔者这几年所收集的各种相关资料所得出的暂时性观点。有可能在未来，经过不断探索和学习，会有更多的证据或推翻、或佐证这个观点。
第一章 什么是“胜形饰”
要想知道什么是“胜形饰”，就要先知道什么是“胜”？
《山海经·西山经》：“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妆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郭璞注：“胜，玉胜也。”即玉制的头饰。郝懿行笺疏：“郭云‘玉胜’者，盖以玉为华胜也。”
《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自处之，其下有弱水三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西汉·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目睹西王母暠（gǎo）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东汉·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慭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李善注：“戴胜，谓西王母也。”
《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而《大人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一篇赋，此赋是司马相如任孝文园令时作。当时，作者见汉武帝“好仙道”，于是作《大人赋》以讽谏。由此可见，有关“胜”的记载可追溯到先秦，至少在西汉武帝时期即已经开始被文人所引用。
我们只知道《山海经》等古代文献反复提到西王母头上“戴胜”，“戴胜”即是西王母的主要特征。由众多古代文献记载上来看，“胜”是指古代妇女戴在头上的某种装饰物，如“花（华）胜”、“春胜”、“方胜”、“人胜”等等。两晋时期的文学家郭璞对《山海经》中“胜”的解释为：“胜，玉胜也。”即玉制的某种头饰。
既然古代文献中“胜”兼与西王母有关，且“戴胜”泛指西王母头上的某种头饰。那么西王母头上所戴的“胜”是件什么样的头饰呢？要想知道“胜”是件什么样的器物，我们就先从古代有关西王母的图像去寻找答案。
2015年底，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主椁室内，考古发掘出一组漆木和铜板组件，正背两面有孔子及众多弟子画像，并录有师徒生平与言行多篇文字。
目前，根据上面的铭文推测，这是一件“衣镜”。衣镜铭文目前对外公布的有19行，包括缺失的一整行。已经有学者对《衣镜铭》里的铭文做了释读，笔者就直接引用过来方便大家看的更明白。其内容如下：
1、新就衣镜兮佳以明
新造了一面衣镜，既漂亮，也很明亮。点明主题，这是衣镜，是穿衣镜。
2、质直见请兮政以方
质直是正直之意，政以方是说明铜镜的形状为方形。此句当为双关语，另有方正寓意。
3、幸得降灵兮奉景光
这个“降”字不能确认，但整体意思是明确的，是说镜面光亮吧。
4、脩容侍侧兮辟非常
5、猛兽鸷虫兮守户房
脩容、侍侧，是说铜镜为身边常用之物，脩容、侍侧原本是后宫嫔妃名号。猛兽鸷虫，害人之物，《淮南子·氾论训》：“为鷙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有了大镜子，这些伤人之物就进不到房间里来了。这里一句说的是护身，一句说的是守宅，汉代时认为铜镜有这样的功能（镜子镇宅辟邪等功能延续至今）。
6、据雨蜚雾兮匢凶殃
7、傀伟造物兮除不详
两句都是说铜镜有除凶避邪的能量，这也是汉代时普遍存在的观念。
8、右白虎兮左仓龙
9、下有玄鹤兮上凤凰
汉代四神之象，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常谱。这里变朱雀为凤凰，还比较好理解，但改玄武为玄鹤，却是前所未闻。龟、鹤均为长寿之象，也许因此可以互换吧。
10、西王母兮东王公
西王母、东王公和四神同时描绘在铜镜上，这做法在西汉并不多见。从这一点看，铜镜也明显透露出道教观念的影响。
11、福熹所归兮淳恩臧
12、左右尚之兮日益昌
这是祈福之语，类似汉镜铭文常见。
13、[***]圣人兮孔子
14、[**]之徒颜回卜商
这里提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与铜镜背板上的孔子与弟子漆画相呼应。
15、临观其意兮不亦康
面对铜镜，揣摸孔子的道理，不也是一件开心的事么？
16、[心]气和平兮顺阴阳
17、[千秋万]岁兮乐未央
这两句也都是汉镜铭文常用语，心气平和，快乐到永远。
18、[亲安众子兮]皆蒙庆
“亲安众子”为妄补，不会很准确，大意应当如此。此语及后面缺失的两句，猜测是为后代祈福的，也是汉镜铭文常有的意境。
19、[********]
20、[********]
专家推测可能缺失了两行，合计是20行。
西汉东方朔撰《神异经·中荒经》记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
此衣镜上画像左右分别为东王公和西王母，中间正好有一张开双翼的大鸟，与《神异经·中荒经》所描述的完全吻合。不过《衣镜赋》：“右白虎兮左仓龙，下有玄鹤兮上凤凰”已经非常清楚的指明了这是“凤凰”。再从画像整体图像来看，这只红色的大鸟在此应该是四神中的朱雀，“凤凰”、“朱雀”在汉代是经常被混用的。包括与西王母有关的三青鸟，在西汉武帝时期就已经被三足乌代替。那只红色的大鸟不管是《神异经·中荒经》中的“希有”还是四神中的“朱雀”，都不影响旁边西王母和东王公身份的确认。《衣镜铭》里的铭文“西王母兮东王公”已经足够证明此画像为东王公西王母无疑。但是，我们从画像上来看，他们的头部两侧并没有所谓的“戴胜”等任何相关的器物出现。
虽然在衣镜上出现西王母的画像，在整个海昏侯墓园里也出土了大量的域外珠饰。但除此之外，目前都没有发现一件与“胜”有关的文物出现。《大人赋》：“……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汉武帝好神仙之道，司马相如就写了篇《大人赋》来讽劝，但是因为对仙境的描述过程中用过于华丽的、辞藻的大肆渲染，反而使汉武帝更加地倾心于对神仙的向往了。可见，西王母的崇拜至少在西汉武帝时期即已经开始兴盛。
但是纵观整个西汉时期大型诸侯墓葬，比如江都王刘非（公元前168年―前128年）及其王后墓、中山靖王刘胜（公元前165年－前113年）及其妻窦绾墓、海昏侯刘贺（公元前？-前59年）墓，却没有一件与“胜”有关的文物出现。这又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此时的西王母形象正处于转型期，其职能和造型正开始转变。而西汉晚期之前的“胜”仅仅是存在于文字形式上面，西王母头上出现真正意义的“戴胜”形象，应该是从西汉晚期开始形成并逐渐统一标准化。
除了海昏侯墓，目前所知最早的西王母形象还见于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根据出土文物推测，此墓约建于西汉中期偏后，即昭帝、宣帝时期（公元前86~前49年）。从整体壁画看来，以西王母为中心主题还并不十分明显。以至于西王母形象在壁画中几乎被忽略，甚至还被视为普通仙女。但从其面前跪拜的玉兔手执带叶树枝（麻秆或仙草），后面卜千秋夫妇下面分别还有奔跑引导的九尾狐和蟾蜍，这些都是汉代西王母题材的组成部分。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此壁画中的西王母形象，其头上戴有一发饰，这应该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王母及其“戴胜”的形象了。
海昏侯刘贺墓和西汉卜千秋壁画中西王母为贵妇形象，这与《山海经》中有关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所描述的形象全然不同。其实，这主要源自于当时出于对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不断的在对西王母形象进行演变和推广。
西汉中晚期，随着当时流行的谶纬（chènwěi）神仙思想广泛传播，在热衷长生不死的历史背景下，西王母因可以提供长生的“不死药”而最终成为一位受到普遍祭祀与崇拜的神灵。
正是因为西王母掌管着长生不死药。西汉末年（汉哀帝时期），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反映当时的西王母崇拜与当时社会上下盛行的长生追求有关。
《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崇拜为意识基础，以“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演生出一次席卷26郡国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其实这背后是乎可能隐藏着另外一种政治阴谋，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位高权重，王莽为篡夺汉位，不断鼓吹她为西王母的化身。《汉书》记载了西王母能够保佑帝室，继承汉功。“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汉元帝）生成（汉成帝），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
到了王莽时代，已经把对西王母的信奉，发展成为国家统一的信奉，并把这一信奉纳入政治的范畴。《汉书·元后传》就记载王莽下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通过诏书的形式，把对西王母的信奉合理化。这一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其实就是帝王利用百姓对西王母崇拜，来为自己的统治笼络人心。
经过西汉中晚期对西王母崇拜不断的推广和衍变，从陕西定边郝滩乡新莽时期出土的壁画上可见，西王母的地位已经处于壁画的主要位置了。中间最大的天柱台上坐着西王母和两位侍女。左右两侧有两个羽人，一羽人立于天柱台上手擎华盖，羽人所擎华盖，轻盈若羽，两端生花；华盖下有一三足乌，乌黑色，三足清晰可辨。另一羽人跪于祥云之上，以漆豆奉于西王母，其身边的侍女伸手去接羽人手中的漆豆，漆豆内所盛之物应该就是长生不死之药。而在西王母对面的另一天柱台上九尾狐和蟾蜍疑似正在捣药。
西王母之侍从原为三青鸟，《山海经·海内北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称“幸有三足乌为之使”，便将西王母使者的角色加诸三足乌上。三青鸟与三足乌的角色混淆，是因为三足乌融入到了西王母的题材里。当代表太阳的三足乌成为西王母的陪侍时，代表月亮的蟾蜍、玉兔自然也随之而来，除此之外还有九尾狐。
发现于河南偃师高龙乡辛村新莽墓中的天门画像更有趣，画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是象征天门的砖雕门阙，上部是表现天门之内情景的壁画，壁画中有端坐于云端的西王母、捣药的玉兔、九尾狐和蟾蜍。
西王母天堂中的带翼者非羽人独有。在偃师辛村的新莽壁画墓中，我们看到，在西王母身边的玉兔、九尾狐皆生有羽翼，使这些走兽也似乎翱翔于苍冥间。从这些变化可见以西王母为主的题材在不断的吸收融入各种元素。
到了东汉，以西王母为中心地位的画像石在山东一带随处可见，此时的西王母及其仙界图像中，不但有了三足乌、蟾蜍、玉兔、九尾狐、羽人，伏羲女娲也成为其左右侍从。而且在四川一带的摇钱树、画像石等上面的西王母形象还将龙虎视为坐骑。更主要的是，此时的西王母头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统一标准化的“戴胜”形象。
西王母传说和形象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扑朔迷离，她在不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并融入了很多本土和外来的元素在里面，这些元素及其关系是在西王母形象演进的不同阶段逐渐形成的。虽然在这个时间段里，西王母头上出现了相对统一标准化的“胜”形发饰，但并不是所有的西王母形象都戴有“胜”形的发饰。
练春海在《汉代玉胜研究》中介绍：“独有一种符号——胜饰——必定会出现在西王母图像的头部，因此‘戴胜’成了辨认西王母的必要条件。”
“戴胜”确实是成了辨认西汉晚期到东汉这一时期西王母形象的主要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一说到“胜”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想到“西王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西王母形象都会出现“戴胜”，“胜”饰并非“必定”会出现在西王母头上。这一点，在东汉时期的青铜镜上尤为突出，很多形象旁边有明确标注“西王母”，但头上却并没有“戴胜”。而有些同类形象没有标注“西王母”，头上却明显有“戴胜”。另外，还有些即没有标注“西王母”，头上也没有“戴胜”。但从整体图像来看，这就是以西王母为主的形象。
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四章最后有一段介绍西王母的，笔者摘要如下：
西王母形象之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图像内容的不断丰富，另一是其标准化表现图式的形成。这两个趋势与这位女神形象在大众信仰中的演变密切相关。西王母最先是以永生不死之象征出现的。西汉时期的人们把她与西方神仙世界联系起来，认为她拥有升仙之药。到了西汉末年，她变成大众宗教崇拜的对象，法力也大大增加，被视为能操纵生死的神祇。西王母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成为“阴”这种宇宙力量之化身。伴随着这种观念的流行，东王公应运而生，成了她的配偶和“阳”的化身。这位女神在汉代最后的重要演变发生于公元2世纪之际，这一次，原先被认为是上帝所居的神山昆仑变成了她的乐园。
这些演变全都反映在汉代美术中。随着西王母地位的不断升高，她所统辖的西方领地在艺术表现中也吸收了不同来源的众多人物和象征物。到了东汉末年，西王母及其仙界的表现至少拥有十种图像特征。正如鲁惟一所总结的，这些特征包括：1.西王母头上所戴之胜；2.龙虎座；3.捣药之玉兔；4.神龟；5.三足乌；6.执兵器之侍卫；7.祝福者；8.九尾狐；9.六博戏；10昆仑山。这个清单或许还可以加上西王母崇拜者手中所执，作为西王母信物的带叶树枝或麻秆。
（不过，笔者个人觉得清单中第4.神龟应该换成蟾蜍，蟾蜍基本上和玉兔、三足乌、九尾狐等形象最早同时出现于西王母题材中，而神龟笔者却从未见过）。
如果说西王母与此造型的“胜形饰”是与生俱来的，它又是西王母形象的主要特征。那么，所有各时期的西王母戴胜形象都应该会有此造型的饰物出现。但纵观全国各地出土壁画和画像石等文物中的西王母形象来看，各时期西王母的形象没有统一和标准化，
且发现其头上所戴之“胜”也都不一样。
所以，到了这里，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山海经》里有关西王母头上“戴胜”的具体形象是怎么样的。
鲁惟一所总结西王母形象的10个特征，其中将“西王母头上所戴之胜”排在第一，这确实是分辨（东汉时期出现的）西王母形象的首要特征。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以山东为主）出土了众多东汉时期有关西王母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数量庞大，且造型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上面雕刻的西王母形象其头上普遍出现了种一头饰，其造型是：中间圆形，在圆形上下各有一对称的梯形组合而成，左右各一个，用连杆贯穿发髻装饰首髻（如上图）。
这种造型的头饰在东汉画像石西王母的形象上频繁出现，而这些画像石中西王母头上所戴的这款头饰，显然就是表达《山海经》等文献中有关西王母头上“戴胜”的形象。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并不是所有西王母形象头上都有‘戴胜’；同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还存在‘戴胜’形像中‘胜’造型的差异。”
西王母头上出现的这种相对统一标准化的头饰，是目前国内普遍认可西王母“戴胜”的形象标志，也就是“胜”。那么怎么样证明这就是“胜”？
武梁祠位于山东嘉祥县，大概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前后，是东汉时期唯一一座从始至终刻有榜题的墓祭祠堂。武梁祠屋顶上的画像石：祥瑞石二的第二行最后一个祥瑞图像有榜题：“玉勝（胜），王者......”。这便是目前唯一已知带有图像和文字有关汉代“胜”最早的记载，而这个祥瑞图像又与同时期画像石上西王母头上所戴之物完全一样。因此，此祥瑞之物便是“胜”。
根据武梁祠画像石的分布来看，“玉胜”显然是一种祥瑞之物，虽然榜题仅有“玉胜，王者......”。但依然可以根据祥瑞石前面的祥瑞图像来分析，“玉胜”只有在王者实施某一“德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常见的“胜”由中间的一条杆连接着两边单体的“胜”构件组合而成（上图正中）。左右两个“胜”构件相对称，从侧面看单体的“胜”构件都呈“亞”字形，上下均为外长内短的两个梯形连接着中间的一个圆形。常见的“胜形饰”在圆形正中间又有一凸起的部分，呈圆形或方形纽状。这个凸起的纽状部分是中间的连杆贯穿两个“胜”构件的“栓”，通过连杆和“栓”将两个“胜”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一件标准的“胜”了，也就是通常所见的“胜形饰”。
1975年，江苏扬州邗江甘泉双山1号汉墓（据推测为刘元寿墓）出土了一件“胜”的玉构件，尺寸：高6.8、宽5.1厘米（笔者有幸在南京博物院里见到了这件玉胜）。可惜的是此墓被盗，仅出土这一件。但我们可以对这件玉质胜形饰进行分析。在这件玉胜的最中间留有一长方形小孔，很显然，这个小孔的作用就是连接杆用于连接左右两个“胜”所预留的。
两晋时期的文学家郭璞对《山海经》中“胜”的解释为：“胜，玉胜也。”即玉制的某种头饰。因为郭璞生活的时代非常接近于东汉，所以对于他的解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如果像郭璞所解释的那样，用玉制作的头饰。那么，双山1号墓出土的这件“胜”的玉构件会不会就是戴在头上的“玉胜”？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推荐。不过这种“胜”的玉构件仅出现于东汉，同样的器物在汉代的乐浪郡（朝鲜）遗址也有出现（守屋茅藏氏藏，见前图中右）。
河北定县（现定州市）43号汉墓（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虽被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各种与胜有关的器物，其中即有两件“胜”形构件金箔片。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些金质“胜”形构件出土的具体位，更不知道他们的作用。笔者在定州市博物馆目测其尺寸高约5-6厘米，可能曾经是贴于某件器物之上。
南朝·梁·沈约撰《宋书·符瑞志下》记载：“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宋书·符瑞志下》中提到的“金胜”，虽然和“玉胜”有一字之差。但是所记载的器物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指“胜”。根据出土文物来看，早在西汉晚期就已经出现了“金胜”——黄金制作的“胜形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长期的战乱，导致西北丝路的阻隔，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玉料和半宝石等珍贵材质的稀缺，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普遍使用金银饰物，其中即包括了“金胜”和“银胜”。
《宋书·符瑞志下》编撰于6世纪上半叶，将“金胜”列为符瑞，说明“胜形饰”依然盛行于此时。是完全可以来印证武梁祠祥瑞图中的“玉胜”亦是祥瑞之物，只是因为当下流行使用的材质不同而已。不仅如此，武梁祠祥瑞图中的很多祥瑞之物都能在《宋书·符瑞志》中找到。
其实《宋书·符瑞志下》在记载“金胜”的祥瑞之意时又举例印证了“金胜”的祥瑞之事：“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6年）二月，舂穀[chōnggǔ]民得金胜一枚，长五寸，状如织胜。明年（第二年，即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并于永和三年三月）平蜀。”平蜀之战以少胜多，成汉政权至此灭亡，也使得桓温声名大振。《宋书》以桓温灭蜀之战来印证“金胜”的祥瑞之兆。
宋代的《太平御览》中记载：“《符瑞图》曰：金胜者，仁宝也。不斲[zhuó]（砍；削）自成，光若明月。”
根据《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分析：祥瑞图像大多伴随着标准化的榜题，其格式通常是：某种征兆，如果国君有德（或治国有道）它就会出现。这些榜题及其相关图像的功能故而是宣告国君应具备的德行，以及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治理国家。其中认为武梁祠中的玄圭、胜以及连理树出现的条件是国家的强大、和平和统一。
由此可见，不管是玉质的“玉胜”，金质的“金胜”，还是其它材质制作的“胜”及“胜形饰”，至少在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被视为祥瑞之物。在全国各地两汉墓葬中出土了一种玉质的饰物，这种饰物的形状，与武梁祠祥瑞图上的“玉胜”造型一样，同时也跟东汉画像石西王母头上所戴之物一样。因此，这种造型的器物即为“胜”，而以这种造型制作的饰物即为“胜形饰”，又以这种造型图案的纹饰即为“胜形纹饰”。
《山海经》里从来只描述西王母头上“戴胜”，但却从来没描述过“胜”到底长什么样。那么，这种比较奇特的器物又是如何从字面形式转变成实体形象的呢？又或者说这种造型的器物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会在西汉中晚期突然出现？又如何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出现在了西王母头上，成了西王母“戴胜”的形象了呢？……还有太多太多的谜团需要去探索。
第二章 胜形饰的传入
笔者目前所见所有西汉中晚期出土的“胜形饰”（即“胜”形饰物，下同）均与大量域外珠饰组合成串饰佩戴使用的。而这些“胜形饰”材质多种多样，有玉、金、银、铜、琥珀、煤精、玻（琉）璃、水晶、青金石、砗磲、海蓝宝（绿柱石）等等。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在第40页介绍汉代出土琥珀饰物时介绍：“各种材质的胜形饰，侧视皆作‘工’字形，两端中心微凸。胜本是西王母头上的装饰，汉、晋时期也被移植到器物的造型中。......胜形饰的流行，当与汉代盛行的西王母崇拜有关。”这是笔者五年前第一次接触到“胜形饰”这个词。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都认为“胜形饰”是土生土长的“中原货”，是代表西王母的崇拜，这也是学术界目前的主流说法。就在三年前，笔者刚开始学习“胜形饰”时，也曾一直认为“胜形饰”就是代表西王母的饰物，并认为佩戴“胜形饰”来表达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和厌胜辟邪的作用。还为此写过一篇《论汉代“工字佩”“胜形佩”“司南佩”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
由于笔者爱好研究收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微雕饰物，“胜形饰”便是其中的主要饰物之一。随着笔者接触和收集到越来越多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微雕饰物之后，才发现实现并非如此。
“胜形饰”的传入要从汉武帝设立合浦郡，并大力推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开始。目前考古发掘西汉墓葬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以合浦为主两广地区的西汉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半宝石材质的串饰。其年代主要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这段时间，而出土的“胜形饰”几乎同样跨越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晚期。据《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统计：目前为止，广州共考古发掘出土11件两汉时期各种材质的“胜形饰”，西汉的4件（琥珀和玻璃各2件）、东汉的7件（透闪石1件、琥珀和玻璃各3件）。由于作者对“胜形饰”的认知不够，有几件残损的琥珀“胜形饰”并没有记录在内，比如97HXNM1里就有1件（P213页），将其定为动物形。广西地区出土更多，目前没有经过相关数据的统计，笔者初步统计了下，考古出土应该有三十件左右。
也就是说，“胜形饰”其实早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普遍出现在西汉帝国的疆域内。在两广地区的西汉中晚期墓葬中，抛开此时的“胜形饰”，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与西王母有关的东西出现。代表西王母崇拜的“胜形饰”大量出现在两广地区，那么为什么与西王母相关的其它元素却没有出现在这里？就像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西王母画像，却没有出现任何与“胜”相关的其它文物一样“不可思议”。所以......此时在两广地区使用的各种材质的“胜形饰”与西王母无关，它们仅仅是从海外贸易进来的一种珠饰而已。
笔者认为，扬州甘泉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串饰中的饰物造型兼为外来的。对于此类“胜形饰”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贸易而来的观点，肯定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我们就从考古出土文物去分析。
扬州甘泉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珠饰里有2件玉质“胜形饰”和1件玉质“壶形饰”，这3件玉质微雕饰物在同时期数千里之外的广西合浦风门岭M26号西汉晚期墓也有出土。这里必需要说明一点：玉，并不是中原特有和使用的材质，越南的冯原文化遗址发掘出与三星堆文化极其相似的各种玉器。而这种“壶形饰”除了玉质以外，在同时期的同类串饰中还出现了金质、琥珀、炭精、玻璃、绿松石等其它材质。
而这种“壶形饰”除了玉质以外，在同时期的同类串饰中还出现了金质、琥珀、炭精、玻璃、绿松石等其它材质（上图）。同时我们发现这些“壶形饰”中，除了材质外，有些造型和制作工艺都是源自西域的。至少在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原地区是没有出现过这类造型的饰物。
1996年9月，江苏扬州西湖镇胡场M1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了一组微雕串饰，出土于女主的胸部，应为其生前佩戴之饰。它选用金、玉、玛瑙、琥珀和玳瑁等材料琢雕成珠、管、胜、坠、壶、斧等形状及虎（或狮）、鸡、鸭等动物造型共28件连缀而成。这条串饰中除了1件玉质“胜形饰”和1件玉质“矛形饰”（暂定名），剩下的26件珠饰不管是材质、造型、还是加工制作工艺全是源自域外。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两件金质“壶形饰”，这两件高1.05厘米和0.93厘米的金壶表面用小如菜籽的金珠粘接堆成花纹和锯齿纹，壶身又镶嵌绿松石。采用了敲打、焊接、镶嵌等多种技法制作，极其精细，这是典型的域外金器制作工艺。而这两件玉质的“胜形饰”和“矛形饰”，其造型又并不是中原传统和常见的玉器，至少在西汉中期以前的几千年里都找不到与它们相似的身影。
也有学者提出过，这些玉质的“胜形饰”有没有可能是中原仿制？确实是这样，因为在同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琥珀材质的龟钮印章。显然这种印章采用了外来进口的琥珀原料在本土进行加工制作，其特征是百分百的中原风格。而同时期进入中国的狮形饰亦在中原地区进行了仿制，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讲到。
广西合浦县母猪岭M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串饰中的玉质“胜形饰”和“鸟形饰”在广州汉墓中也有出土。虽然目前无法确定这些玉料的产地在哪里，但以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玉质的“胜形饰”“、壶形饰”或“鸟（鸭）形饰”至少从器形来分析，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货。笔者也看了不少两汉时期的考古简报和博物馆展品，除了“胜形饰”以外，在除两广以外的广大中原地区，再也没见过造型类似的玉质鸟（鸭）形饰”和包括一些扁圆形的玉珠。而在中原所见的“鸟形饰”兼已中原化，这也从侧面佐证了“狮形饰”、“鸟形饰”和“胜形饰”等饰物在中原吸收融入后进行了大量的仿制。
《珠光琉影——合浦出土汉代珠饰》中有一篇“胜佩”是专门介绍广西合浦出土汉代时期的“胜形饰”。笔者摘要文章的最后一段：
“越南北部红河河口地区的汉墓也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扁胜佩，且多见以绿柱石或透明水晶等硬石制作。泰国南部差那港曾发现一件赤红色不透明玻璃制作的扁胜佩，其外形粗犷，似是仿照华南流行的样式所制。泰国春蓬等地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中也见有黄水晶和绿柱石等材质制作的扁胜佩，泰国当地学者认为此类佩饰代表的是婆罗门教中的祭坛形象。”
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读取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越南北部地区在汉代属于九真郡，合浦是其来往中原的必经之路。同时，在广西合浦望牛岭M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琥珀串饰中亦有琥珀“胜形饰”，同时出土的还有琥珀“壶形饰”、“鸟形饰”、“馒头形印章”、龟纽印章和海蓝宝、水晶、玛瑙等各种材质造型的其它珠饰。其中“鸟形饰”的制作手法与同时期的“狮形饰”一样，特别是两只凸起的眼睛。还有两个“馒头形素面印章”，这些都是源自于域外。
另外，此墓还出土了2件陶提桶，其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从墓葬规格及出土文物分析，墓主可能是西汉中晚期曾任九真郡（今越南境内）郡守的官吏。
上图左：越南出土的海蓝宝（绿柱石）“胜形饰”（图片由刘琦提供），右：中国合浦望牛岭M1号西汉晚期九真郡郡守墓出土琥珀“胜形饰”，除了材质不同，器形一样。
越南北部地区汉墓出土数量可观的“胜形饰”。如果说“胜形饰”是西王母形象的主要特征，代表着西王母的信仰崇拜。那么在西汉中晚期的越南北部地区是否存在着西王母的信仰崇拜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西汉中晚期西王母信仰已经传播到越南地区，甚至连岭南地区都没有。所以，岭南地区和东南亚沿海地区出土大量的“胜”形珠饰，与西王母没有关系。
《珠光琉影——合浦出土汉代珠饰》：
“泰国南部差那港曾发现一件赤红色不透明玻璃制作的扁胜佩，其外形粗犷，似是仿照华南流行的样式所制。泰国春蓬等地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中也见有黄水晶和绿柱石等材质制作的扁胜佩，泰国当地学者认为此类佩饰代表的是婆罗门教中的祭坛形象。”
笔者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摘要了一些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三乔山遗址是除越南北部以外集中出土中国汉代器物的一个地点，在3号和4号山丘出土了包括1件完整的西汉铜镜（星云镜）、1件铜镜残片、1件菱形的金属箭镞、1件铜斧、2件青铜印章以及84件汉代印纹陶在内的数件器物。另外，还出土有东山文化铜鼓、高锡青铜碗残片、各式金饰（包括镂空多面体金球）等器物，相似金花球在缅甸骠国时期遗址和越南俄厄等地都有较多发现。
三乔山遗址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跨地域和地域内贸易网络节点。可能有来自印度东北部的工匠居住在此地，并对当地的手工业者进行了培训。泰国南部在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南亚。
比如：中原地区大量需要“胜形饰”，东南亚等沿海各国就制作好各种半宝石材质的“胜形饰”然后贸易过去卖给你。对于当时的贸易来说不存在“订制”，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制作、加工、运输往往一个来回可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以年来作为时间单位来计算的。所以不存在丝绸之路沿海各国特意为当时的中原地区制作加工某一种饰物。而是，泰国等地加工制作什么样的珠饰只能由当地的主观因素而定。同时也不存在返销问题，中国在两汉时期是各种珍宝的进口国，不存在中原地区制作像海蓝宝这类半宝石类的“胜形饰”珠子，去向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各国销售的问题。
合浦县北插江盐堆1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这件浅蓝色中等钙铝型钾玻璃无穿孔。
“中等钙铝型钾玻璃占49%，是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在中国、泰国、缅甸、柬埔寨、韩国等地均有发现。一般认为，印度阿里卡梅度及其附近地区为中等钙铝型钾玻璃的制作产地。”——《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
合浦红岭头M1新莽时期和机械厂M1东汉早期墓出土的这两件玻璃质“胜形饰”是属于低钙高铝型钾玻璃。
“低钙高铝型钾玻璃主要发现于我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缅甸，在泰国和柬埔寨有少量发现。”——《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
2001年，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M2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一组串饰，里面有两件琥珀材质的“胜形饰”，这是目前已知国内考古出土所见最早的“胜形饰”，《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内将其时间定为西汉中期。
像此类带“胜形饰”的串饰在两广地区出土很多、图片不一一罗列。纵观前面在中国西汉时期出土的串饰，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些相同形制的珠饰。暂且抛开各种材质的“胜形饰”，其它的珠饰没有一件属于本土的，不管是从造型还是工艺，甚至有些材质都不是本土所有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珠饰均是域外传入。
那么，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些在中国出土的串饰。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其它的珠饰都是域外传入，那为什么要在其中加入一件或两件中国本土的“胜形饰”？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哪怕里面偶尔出现的几件玉质饰物也都不可能证明是中原的器形。
笔者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合浦港》摘要了一些信息：
相同形制的狮形饰也发现于印度北部、缅甸南部铁器时代遗址、越南中南部沙莹文化遗址以及中国广州、合浦、河南等地汉墓。这些狮形饰都表现为较为统一的风格，且加工工艺十分相似，可能是一种广泛的贸易珠饰。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与“胜形饰”同时出土最常见的应该就是这种用不同材质制作的“狮形饰”了。其实这种狮形饰与“胜形饰”同时传入后，和“胜形饰”同样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仿制并盛行了600多年。并且其造型也不断的在吸收与衍变（在后面“胜形饰”的融入和衍变一节中将进一步详细介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这种微雕小动物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的，这是但大部分国内学者都认可的观点。唯一的区别就是，“胜形饰”后来在西汉末期开始被“西王母”形象所吸收并融入，然后在东汉开始推广并盛行。以至于后来受“西王母”形象的影响，“胜形饰”被“西王母”中原化后被成为了“西王母”的代表，并逐渐亦被本土化。
纵观两广、江苏等地区出土西汉中晚期的这些“胜形饰”，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一、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部分为东汉早期（不包括东汉中期衍变后的“胜形饰”）。
二、所有出土“胜形饰”（玉质或琥珀质地）的墓葬，从墓葬规格来看，其墓主都是西汉中晚期当地普通贵族，或者是地方高级官吏、富商及其家属，没有发现诸侯王以上规模的大墓出土此类饰物。这些墓葬其规模远不及东汉时期有出土“胜形饰”的中山穆王刘畅墓、广陵思王刘荆及其子刘元寿之墓。而像西汉中晚期的江都王刘非（前168年―前128年）及其王后墓、中山靖王刘胜（前165年－前113年）及其妻窦绾墓、海昏侯刘贺墓（公元前？-前59年），却没有一件与“胜”有关的文物出土。
三、所有出土的“胜形饰”（玉质或琥珀质地），与其一起出土的全是各种材质造型的域外珠饰，并组合成一组串饰佩戴使用或储存的。
四、这个时期所见制作“胜形饰”的材质多种多样，笔者所见有玉、金、银、铜、琥珀、玻（琉）璃、煤精、水晶、砗磲、青金石、海蓝宝等。除了玉、金、银、铜等材质无法确认其来源外，其它的诸如琥珀、水晶、砗磲、青金石、海蓝宝等材质兼为外来，玻（琉）璃通过鉴定，内外兼有。
五、地域性明显，以两广地区为主，江苏、陕西、河南、山东等地次之。两广地区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输入口岸，考古出土数量最多。江苏以扬州、徐州地区为主，属于富裕之地，此地的诸侯及贵族都是有钱的主。陕西和河南是京畿重地，皇室贵族集中生活区。而山东，在东汉时期是西王母信仰崇拜比较兴盛的地区。
通过以上这些特征，再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各国出土的类似文物可以确定，西汉中晚期出现的“胜形饰”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在被称为“胜”以前，它具体又叫什么？具体又是哪个国家或地区最早制作使用？又有什么宗教或文化含义？这都需要待日后再作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章 胜形饰的吸收、融入
西汉中晚期，“胜形饰”刚传入西汉疆域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域外珠饰，并与其它各种材质造型的域外珠饰一起佩戴使用的，与西王母没有直接关系。就像“天珠”一样，从目前考古出土的资料来看，“天珠”在西汉晚期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贸易传入中国。在当时，也仅仅是作为一种域外的珠饰而已。而“天珠”在西藏地区最早出现的时候，与佛教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在随后的几百年里，通过宗教文化的融合后。才在西藏地区被藏传佛教所吸收，并成为藏传佛教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珠饰，并被广大藏民所追捧。
其实，“胜形饰”和“西王母”一样复杂，“西王母”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为什么在《山海经》里称其为“西王母”？很多学者认为其来自遥远的西方，这种遥远又神秘的西方女神，逐渐被中原人所崇拜，就像同时期对胡人的神化一样。她的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在衍变，在这衍变的进程中，吸收并融入了太多其它本土和外来的元素在里面。
从《山海经》的介绍来看，除了描述其外表特征外，唯一有记载的身边之物是为其取食的三青鸟。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可见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已经将三足乌代替了三青鸟。既然代表太阳的三足乌都成了西王母的“宠物”，那么，代表月亮的玉兔、蟾蜍也跟着变成了西王母的“宠物”。二比一？九尾狐加入三足乌的战队。这样还不够，羽人、侍女等也要加入进来。到了西汉晚期西王母崇拜达到疯狂的地步，应该正是在这个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汉疆域的“胜形饰”也被移嫁到西王母头上，成为其《山海经》里记载“戴胜”的形像。到了东汉，这种“戴胜”形象逐渐成为部分地区西王母统一的标准形像。然而还不够，龙虎也成为她的坐骑，既然龙虎都来了，也不差四神中的朱雀和玄武了。又感觉她一个人太孤单了，再给她找个配偶吧——东王公也出现了（此时是大量出现）。这个时候佛教开始传入，就连这也不放过。在四川出土的西王母形象中，头部出现了高耸的发髻，极似佛像的肉髻；还有有头部周围有圆形光圈环绕，类似早期佛像的头光等等。不仅如此，什么伏羲女娲都成为其左右侍从......谁让她是当时最受崇拜的“女神”啊，只要认为好的，都可以加入西王母题材里面去。
通过“胜形饰”的传入结合西王母的形象演进过程，我们还发现戴有“胜形饰”的西王母形象也是有地域性的。在东汉的画像石和青铜镜上面并不是所有的西王母形象都有“戴胜”，其“戴胜”的形象主要出现在山东、四川、河南、陕西等地区的画像石上为主。所以，“戴胜”的形象并不是两汉时期西王母形象的标准性和唯一性。如果说西王母头上“胜”的形象有与生俱来的标准形象，就不会出现“胜形饰”由来的说法“众说纷纭”和“混淆不清”这样的情况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西王母头上所戴之“胜”的这种造型是由其它相似的器物或饰物吸收并融入进来的。具体是如何被吸收并融入暂时还是个未解之谜。
很多艺术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内都会融入本土特色的宗教信仰或艺术文化。笔者再举另外几个例子来佐证。胜形饰和畏兽形象在山东地区与北齐佛教艺术的融合。而这两种纹饰很有意思的只出现在山东一带北齐时期的菩萨造像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同样是山东地区。在使用最为广泛的东汉西王母画像石中，“胜形饰”与西王母普遍结合并广泛使用。这可不是巧合。
再回过头来讲北齐造像璎珞中的这两种纹饰。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畏兽”形象又分别被祆教和佛教吸收并融入，而北齐菩萨造像身上所佩戴的璎珞中有出现一种兽首形象，这种兽首形像的原型就是同时期的“畏兽”形象，这种“畏兽”形象在南北朝时期的各地区普遍存在和使用。
山西晋中寿阳北齐贵族厍狄·迴洛墓出土琥珀“畏兽”形象的组佩和大量玛瑙珠饰，另外在山西太原北齐贵族娄睿墓还一次性出土5件同类“畏兽”形象的饰物及几千颗各种珠饰。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种“畏兽”形象的琥珀佩饰普遍出现在北齐贵族墓中。说明在北齐时期，这是一种有特殊含义的饰物。而将这种特殊的饰物融入到同时期的佛教艺术中，是完全符合外来宗教为适应当土文化，而融入本土元素普遍存在的形式。
山西东魏九原岗壁画墓和北齐娄睿墓出土的壁画中，雷神以“畏兽”的形象出现，并在雷鼓中以“胜形纹饰”相间隔（图1-2）。而在敦煌莫高窟西魏时期同题材的壁画中，所有出现“畏兽”形象的雷神，其雷鼓中间无“胜形纹饰”相间隔（图3-5）。而且，时间更早一些的东汉画像石上的同题材也没有，可参考江苏徐州画像石艺术馆和山东临沂吴白庄东汉画像石墓中“畏兽”形象的雷神（图6-7）。同时在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出土的壁画中又有“畏兽衔胜”的形象组合，在壁画的下面左右还各有一“飞天”形象（图8）。这种“畏兽衔胜”的组合还在南京江宁区东晋墓中出土的金珰上出现（图9）。我们可以参考（图10）东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头上“戴胜”形象，来确定“畏兽衔胜”的形象是“畏兽”和“胜”的结合。“西王母”和“畏兽”等传统中原宗教信仰中的形象，在西魏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中已经融合为一体。这种融合在四川地区东汉时期的摇钱树上已显雏形（图11）。所有的这些例子可以充分的证明了，“畏兽”和“胜”在青州地区北齐菩萨璎珞上的出现，是佛教在青州地区的本土化和汉化的特征之一。
北齐菩萨璎珞上出现的“胜形纹饰”，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晚期。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二期工地出土一串饰物，上面有两件琥珀“胜形饰”（上图4，《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中定为西汉中期）。这种“胜形饰物”主要出土于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汉墓中，与之同时出土还有大量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入合浦的各种半宝石珠饰（上图4），而这些珠饰即可能就与当时印度佛教中的璎珞有关。另外，北齐贵族墓所出土大量的玛瑙琉璃等珠饰，也都是当时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进入中原北方的。北齐菩萨造像身上的璎珞中，那些圆圆的珠子无非也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玛瑙和琉璃。而且，在个别北齐菩萨造像的璎珞珠中还有明显的珊瑚枝纹饰。
在湖北鄂城五里墩一座编号M4037号的东吴后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青铜镜（第一部分左）。在这件青铜镜上面，出现了佛教中“梵天劝请”的故事，和疑似坐在龙虎坐上的西王母形象，同时还有“双凤衔胜”的纹饰。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西王母形象就已经开始受佛教影响产生了变化，比如头光和肉髻等。佛教在中国的真正立足并迅速发展，最足征信的记述，当在汉末三国时期。而且中国人正式皈依佛教，则始于东吴孙权时代。因此，我们才会在这面东吴后期的青铜镜上看到了“ 儒释道”的大融合。再讲“双凤衔胜”的纹饰，这种“双凤衔胜”的纹饰普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铜镜上，在河北、湖北、江苏等地都有发现。（见上图第一部分）。
同样的纹饰还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疑似“金花胜”的圆形发饰上。笔者在收集的这些考古出土“金花胜”图片中发现，所有这些“金花胜”的造型没有完全一样的。别说上面的“胜”形纹饰千奇百怪了，就连两边的双凤也是（上图第二部分）。正因为笔者掌握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出土文物，才能确定这些是“胜形纹饰”，也同时解开很多器物上面“胜形纹饰”的谜团。
比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族中，有一种“双马形铜（金）牌饰”。在部分这种“双马形铜（金）牌饰”上，偶尔会出现一种比较特殊的“太阳纹”和“几何纹饰”。虽然中间那个像太阳一样的纹饰笔者目前还无法确定是不是“花胜”的形式，但是左右两边的几何纹饰，我们在魏晋时期的“金花胜”上找到相同的纹饰。并且，与山东滕州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戴胜形象中的“胜”完全一样。因此，笔者可以肯定，那个几何纹饰就是“胜形纹饰”。（上图第三部分左）
无独有偶，在河南安阳孝民屯一座西晋末期到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青铜马具上的坠饰。在这些坠饰中，大量的使用了同一种“双凤衔胜”的纹饰。这些大量的“胜形纹饰”并没有像东汉那样的统一标准化，已经变的十分简化抽象，且每个“胜形纹饰”都不一样，只有个别还能直观的看出来是“胜”的痕迹。而这些青铜马具坠饰上大量的“双凤衔胜”纹饰，又与南方同时期出现在“金花胜”上的“双凤衔胜”纹饰一样。这些大量的出土文物足以相互证明，“双凤衔胜”和“胜形纹饰”也已经融入到了早期鲜卑族的文化中（上图第三部分右）。这也侧面的说明了早在魏晋时期，汉文化即已经开始融入到鲜卑族中。后来北魏拓跋宏迁都洛阳，和一系列汉化改革也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通过前期长时间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融入到汉文化中来。（笔者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文物的部分图片整理后制作了一张大图，从上面这张图片上的资料可以溯源到“胜形纹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化。）
从这些不同时期和地区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不管是汉代西王母头上戴的“胜”、北齐时期菩萨造像璎珞中的“胜”、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畏兽衔胜”、“双凤衔胜”，她们（西王母头、菩萨、畏兽和凤鸟）仅仅是“胜形纹饰”在某个历史阶段中，某个地区的某个载体、或某种艺术形式而已。而它唯一且始终普遍使用的却是作为一种饰物（胜形饰），并能贯穿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5、6百年。
第四章 胜形饰的衍变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P222页有一段对“胜形饰”的介绍：胜形饰，属于中国传统器形。“胜”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头饰，西汉开始出现，与当时盛行的西王母崇拜有关。从大量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形象上看，她头上的发冠两侧总是左右对称各戴一支装饰物，如一只张开双翼的飞鸟，抽象后变成了两个梯形（象征鸟的翅膀）在一个圆形（象征鸟的身体）两侧展开的图形，如扁壶状，后来又出现2个扁壶形相连的双胜形及简化双胜形。胜形饰佩戴在身用以驱鬼辟邪祥福，是汉晋时期流行的厌胜佩的一种。
上面这种演变说法完全是臆想的。虽然在山东微山县出土过一件东汉时期的西王母画像石，其头上有只神鸟，但这也仅仅是个案。可以认为其为三青鸟，但要说胜是由张开双翼的鸟变幻形成，这太牵强了。同样，还有比如说是由玉琮、由甲骨文中“龙”字头上的记号等等衍变过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杨之水著作的《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第41页有关胜的解读是这样的：胜的造型实缘自织机。胜之繁体为“勝”，乃“榺”[shèng]之假，又名摘，原是织机上面的一个构件，即缠卷经丝的一根木轴，安置在机架的顶端或后部，木轴两端有钮。《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注者多谓“胜杖”之“杖”为衍文，其实未必然。胜杖即中间一根横木、两端有钮的“织胜”。“杖”者，当指横木而言，而胜杖、织胜，俱可简称为胜。《说文·木部》：榺，机持经者也。《列女传·鲁季敬姜传》：舒而无穷者，摘也。王逸《机妇赋》：“胜复迴转，克像乾形”。是均云此物。
唯一比较有理有据的要数由织机的构件滕（织胜）衍变而来的说法。但是，在笔者收集的所有此类织机画像石都出现在东汉时期，而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胜形饰”比东汉画像石的年代早了至少上百年。年份更早的“胜形饰”是由年代出现相对较晚的织胜衍变而来的，这显然没有说服力。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西汉时期的织机就是东汉画像石这样的造型和结构。反之，如果画像石上的这些织机出现于同一时期的西汉中晚期，或者更早的话。那么，这个结论就无疑是可以成立的。
另外，成都西郊土桥镇西侧曾家包M1号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在其中一块画像石上同时出现了两件纺织机，另外的那件纺织机上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构件。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东汉画像中出现的纺织机上都有这种构件。这就和所有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并不是都有戴“胜”的形象一样，不是绝对的。
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的话，青州地区北齐菩萨璎珞上大量出现同样的纹饰。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由此演变过来的呢？拿近600年后北齐出现的“胜形纹饰”，印证西汉晚期“胜形饰”的起源和形成，显然这种说法不可信，没有说服力。同样，东汉画像石中“织机”上出现的“胜形纹饰”，和同时期画像石中西王母头上“戴胜”的“胜形纹饰”一样。仅仅是这个时期“胜形纹饰”和艺术文化的一种融入形式。从始至终，“胜形饰”最普遍的还是作为一种珠饰在使用，“胜形纹饰”只是在“胜形饰”的基础上，进行了同时期的艺术创作。
刘海宇在《汉代画像砖中的西王母持纴器图考》中说：“《后汉书·舆服志》云‘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可知华胜是发簪两端的装饰。小南一郎利用东汉画像石以及铜镜中的西王母画像资料，引郭宝钧‘胜’即织机卷经线的横轴“榺”说，考证西王母头戴之‘华胜’象位于织机卷经轴‘榺’两端起固定和控制转动作用的‘榺花’之形。从训诂学角度看，‘榺’《说文》训‘机持经者’，与’胜（勝）‘字均从朕声，自可音近通假。早期西王母持纴器图向东汉中期之后西王母头戴华胜图演变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笔者摘要文章中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早期西王母持纴器图向东汉中期之后西王母头戴华胜图演变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西王母头上“戴胜”的形象早在西汉晚期即已经出现，而非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同时作者在此文章中介绍说“戴”即“持”，“戴胜”即持胜(纴)。并引用“西王母蓬发戴胜”，认为蓬发为乱发与“戴胜”矛盾，所以不是蓬发“戴胜”，而是蓬发手持纴。但有意思的是，文章中几乎所有举例画像石（砖）上西王母形象的头上都戴有“发饰”。这与作者“乱发头上不能戴饰物”，显然矛盾。
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博物志》卷之八：“汉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文献中也表明是头戴玉胜，且从西汉晚期开始到东汉时期，西王母形象的头上大部分还是有“戴胜”的。
《宋书·符瑞志下》：“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6年）二月，舂穀[chōnggǔ]民得金胜一枚，长五寸，状如织胜。解读这条文献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将金胜“状如织胜”定义为就是“织胜”。南京地区出土不少东晋时期的金质“胜形饰”，其外表特征几乎脱离两汉时期“胜形饰”的样子，变的十分的抽象，造成很多人都混淆不清。比如笔者在《长沙汉墓出土金器研究》一文中就发现，作者称其中一件为“金胜”，另外一件却称其为“长方形金牌”（上图）。其实这件“长方形金牌”是一件典型的金质“胜形饰”，我们再看这件长方形“金胜”，他还能被称之为“状如织胜”吗？
大部分学者在写有关“胜”形饰的文章时，都受到“选择局部性”研究，和“掌握的资料不够广泛”等等因素。因此，所有学者都先入为主的将“胜形饰”主观的认为是由西王母“戴胜”的形象衍变过来的，又或者西王母头上“戴胜”的形象又是由“织胜”等衍变过来的。其实，“胜形饰”在西汉中晚期刚传入中原的时候与西王母信仰没有直接关系，它的造型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珠饰。到了新莽时期，“胜形饰”逐渐开始衍变，并结合融入到西王母的形象衍变过程中。大概从东汉早期开始直到东汉晚期，“胜形饰”与西王母信仰息息相关。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王母信仰的衰落，佛教的兴盛，还有“畏兽”的流行。“胜形饰”及“胜形纹饰”脱离西王母后，又与“凤鸟”、“畏兽”和佛教中的菩萨造像相结合。
不管“胜形饰”在中原的几百年里怎么衍变，从始至终，“胜形饰”都是作为一种珠饰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使用。而“胜形纹饰”与“西王母”，“畏兽”等其它中原文化上的结合都是短暂的、局限的，它们根本不能真正的融为一体。这种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从来都没有被记载过的饰物，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滚动，最终消失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不管是兴盛几百年的“西王母”，“畏兽”，还是“胜形饰”都逃不过命运的枷锁。唐以后的青铜镜上，大量使用的已经是“双凤衔绶带”的纹饰了。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逐渐衰落，更有的在之后的历史中找不到一点痕迹。虽然在随后宋代兴起的复古风让其中的一种“胜形饰”短暂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在当今的中国人中，可能除了“西王母”，“畏兽”和“胜”已经鲜为人知了。
第五章 胜形饰衍变示意图
“胜形饰”自从和“狮形饰”同时传入中国开始，其造型便开始了长达600年的不断融入和衍变。这两种饰物在中国的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造型），这正是中国古代的工匠在吸收了这种微雕饰物之后，融入了本地的文化和制作工艺，并开始大量的仿制和不断的衍化。
笔者随机挑选了一些全国各地出土和私人收藏的各时期各种造型“兽形饰”。这些兽形饰从刚开始西汉时期瘦长单一的狮形饰或虎形饰，然后吸收后并仿制，开始出现了“汉八刀”形式丰满圆润造型的虎形饰。在随后还出现了带双角、带翅膀的“天禄”等独特造型富有中原汉代特色的“兽形饰”。此时的“兽形饰”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原文化中，再通过东汉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演变，在各地出现了不同造型的“兽形饰”。虎形饰的衍变笔者在此仅举例简单说明，但同样的情况亦表现在同时期的“胜形饰”。
笔者现将整个“胜形饰”的演变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即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早期。出土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的普通贵族和地方高级官吏、富商及其家属墓葬中。这个时期的“胜形饰”仅仅是作为一种外来的珠饰贸易进入中国。其主要功能和职能就是能佩戴的异域奢侈品。
第一期的“胜形饰”分为四类，第A、B、D类主要出现在两广及东南亚沿海古丝绸之路各国。其中A类主要出现在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及越南泰国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等沿岸各国；B、D类主要出现在以合浦为主的两广地区，少量出现在中原地区；而C类主要出现在中原地区，在岭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并未发现。D类“胜形饰”的出现时期主要是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并且以东汉早期为主。另外，其材质主要是玉质。与ABC三类的正方形形状相比，D类明显更瘦长，呈长方形。在随后的整个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便开始出现以D类为基础衍化出各种造型的“胜形饰”。有意思的是，在广西合浦北插江盐堆M1号西汉晚期墓中，分别出土了5件（目前掌握5件）各种材质造型的“胜形饰”，分别是D-1、D-2的两件玉质“胜形饰”；和B-4、B-5两件琥珀“胜形饰”；B-6一件玻璃“胜形饰”。AB两类“胜形饰”以琥珀、水晶、绿柱石、玻璃等材质为主，这些材质中，特别是琥珀、水晶和绿柱石都是源自域外的半宝石材质，其材质和形制应该最初都是源自海上丝绸之路。这和之前提到和狮形饰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属于同时期贸易进入中国的域外珠饰，在通过合浦进入中原之后，在中原地区吸收后融入了中原工匠的制作工艺，并开始大量的仿制。因此，D类应该是在西汉晚期开始由AB类“胜形饰”衍化出来并仿制的一种“胜形饰”。
另外，笔者在西汉中晚期有出土“胜形饰”的墓葬并没有发现与西王母有直接联系的证据。特别是大量出现“胜形饰”的两广地区，暂时都没有看到与西王母信仰有关的直接证据。
第二期，分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晚期。这个时期的“胜形饰”受西王母影响，开始逐渐大量与西王母结合，形制出现大量的演变。
西汉中晚期所见的“胜形饰”均为小形带穿孔饰物，此时传入的“胜形饰”造型还是比较单一，无非就四种。从东汉早期开始到东汉晚期，“胜形饰”在第一期D类的基础上逐渐衍化出各种大小不一，造型多变的“胜”形饰物，其中主要还是以可以佩戴的小型饰物为主。第二期的A类与第一期的D类十分相似，两者其实可以归为一类。但由于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承上启下的一种衍化器形，为了能更好的让大家看明白，笔者才做此分割。
第二期B类主要出现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其材质目前仅见于琥珀为主的半宝石材质，并未见玉质。与同时期的A类相比较，主要区别是整体变的更瘦长。由于第二期的A和B类两者出现的时间相近，目前无法确定B类是不是由第二期的A类衍化过来的。但至少在随后的东汉中晚期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很多种“胜”形饰物都与此相似。所以有理由相信，它们都是由第二期的B类衍化出来的。
而第二期的C类与E-1类同出土于河北定县M43号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公元140年-174年在位）墓。C类的造型是所有两汉时期“胜”形饰物中最独特的一种，从目前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其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由于其一面单体“胜”形结构的“栓钮”被认为像个“勺”，另一面认为是一个盘，便被臆想衍化出“司南佩”这样的器物来。刘畅墓同时出土三件C类“胜形饰”，仔细对比三件就能发现，所谓上面的“勺”都不一样，特别是最小的一件（C-4），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勺”。另外再看江苏扬州甘泉双山东汉墓和安徽亳州凤凰台M1号东汉末期墓出土的另外两件，上面的造型完全不能和“勺”相联系。可以通过D类来说明，C类其实就是衍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形制的“胜形饰”，而非什么“司南佩”。
而D类和C类一样，都是“胜”形饰物在衍化过程中附加了像“西王母”和“四神”这样的宗教题材。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介绍过以“胜”为基础，在不同时期融入当时流行的主要宗教文化，是“胜”形饰物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常用的方式。比如E-3、E-4和G-5、G-6、G-7都是属于同时期的一种特殊形制的“胜”形饰物。
E类与C类同时出土于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说明E类和C类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其中C-4与E-1除了上面那个“栓钮”外在器形上非常相似，都是瘦扁形的。但很明显的是E类应该就是由B类衍化形成的一种“胜”形饰。其主要出现的时间是东汉中晚期。
F类与E类十分相似，主要区别是两边单体“胜”形结构中间的“栓钮”由B类的圆形变成了标准的长方形，这个可以分别通过C、D、E类看到其衍化的过程。还有就是在中间的“连接杆”位置多了一条，使得原来间隔左右两个单体“胜”形结构的距离变小，更像是连接在一起了，感觉又回到了第一期A、B类的造型了。
G-1和G-2两种胜形饰都出土于湖南长沙，目前在国内考古出土仅见此两例，另外G-3在泰国一收藏家手中发现，据说出土于越南北部。这种特殊形制的“胜形饰”的制作工艺是典型的域外工艺，由此可见，这些“胜形饰”应该都是当时通过贸易进入中原的。所以这种特殊形制的“胜形饰”在国内非常罕见。G-4类型的“胜形饰”与F类“胜形饰”极为相似，可以肯定是由F类衍化而来。由于其黄金材质的可塑性非常强，所以在F类的基础上印制了大量的“胜”形符号的纹饰，就形成了G-4类。笔者所见最多的一件此类“胜形饰”上，在各个面总共印制了38个“胜”形符号的纹饰。同时，以G-4类为主的金银类“胜形饰”主要出现在东汉晚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东汉广陵思王刘荆墓出土的G-6类品字“胜”形饰物的制作工艺也应该是由当时的西域传入，同样造型的此类饰物还在东晋墓中亦有出土，但制作工艺上比这件差远了。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那件D-1类的“西王母东王公玉叠胜”，和这件G-6品字形是异曲同工。同时在刘荆墓中还出土两件小形金质“胜形饰”，其造型与西汉晚期合浦地区所见的第一期A类胜形饰极为相似。另外，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了G-5和G-6等一些制作非常精美的金器，这些金器里最有名的就是金掐丝镶嵌宝石的天禄，和一件由4只掐丝镶嵌宝石的小金组成的羊群。除此之外还有两件被称为“亞”形的“胜”形金箔饰，在非常薄的一片金箔上面用无数粟米粒大小的小金珠去点缀出图案，这样精细的工艺非常罕见。可见这种金质带有异域风格的“胜形饰”是由域外制作贸易进入中原并流行于皇室贵族。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司南佩”。“司南佩”这一名称，由殷志强发表于《传世古玉辨伪与考鉴》，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2页在《汉代司南佩辨识》里最先提出。孙机先生在《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和王正书的《“司南佩”考实》已经十分清晰的进行了解析和纠正，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论述。另外，朱晓丽在《中国古代珠子》第204页中有张司南佩、工字佩、玉双胜、金胜、叠胜的形制演变示意图也是即混淆又颠倒，误导不少人。
第三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受佛教和祆教等宗教的影响，西王母信仰已经逐渐衰弱。同时“胜形饰”亦逐渐脱离了西王母信仰，在南北方各地又重新融入到其它文化中。并出现在佛教艺术和“双凤衔胜”、“畏兽衔胜”等题材中。另还出现在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饰物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胜形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部分应该是东汉末年遗存，比如第三期内的A类即是如此，A-1、A-2、A-4、A-5这些都能在东汉晚期找到相同的类型，A-3在“胜形饰”上用圆形符号刻画了特殊图案，这与东汉时期在“胜形饰”上附加“西王母”、“四神”和“柿蒂纹”等一样。与A-3同时出土的兽形饰上也用相同的纹饰刻画于脸部来代替五官，这应该是魏晋时期普遍在西北地区出现具有特意义的殊纹饰。
第三期的B类算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比较主流的“胜形饰”，它主要出现于东晋时期以南京为主的南方地区。此时的胜形饰开始变的简洁抽象，由于西北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玉料和半宝石材料已经非常稀有。因此，此时东晋时期的南方主要以金银为主要原料制作各种饰物，其中即包括了各种“胜形饰”。B类的各种“胜形饰”均出现于东晋和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出土于南朝齐梁宗室贵族墓中的B-6类玉质“胜形饰”。这件玉质“胜形饰”非常罕见，不仅是表现在材质上，更是因为其独特的造型。正是因为掌握了大量同时期“胜形饰”的资料，才能从上面找出种种痕迹来确定它“胜形饰”的身份。
C类“胜”形饰物和纹饰其实在东汉时期也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C-1在东汉早期广陵思王刘荆墓中即有出土，除了制作工艺上的区别外，造型是一样的品字形“胜”形金饰。C-2目前仅见这一例，但从整个纹饰上分析可以追溯到东汉。纹饰的上半部分是双凤，下半部分是“双鱼衔胜”的纹饰，这与从东汉晚期到南北朝都有出现的“双凤衔胜”相似。同时，这种双鱼的纹饰应该就是祥瑞图中的“比目鱼”。而C-3、C-4、C-5这类与“畏兽”结合的题材在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比如在北方的北齐壁画中“畏兽”形象的雷神题材中就出现了两例。而C-6类的画像砖上出现“胜”形纹饰同样可以追溯到东汉，特别是在东汉时期的四川地区普遍存在。
D类是金质的“花胜”，主要题材是“双凤衔胜”。与B类一样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主流的“胜形饰”之一，它主要出现于东晋时期以南京为主的南方地区。D类中的“胜”形纹饰同样与B类一样的抽象，但从掌握的大量资料对比可以肯定，这类题材中双凤所衔之物，即为“胜”形纹饰。且同类题材的纹饰还大量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铜镜上面。
“双凤衔胜”纹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胜”形纹饰中的主要题材之一，从目前出土的相关文物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魏晋十六国时期。比如东吴后期的青铜镜，和魏晋十六国时期早期鲜卑族马具上的青铜坠饰上都有大量发现。“胜”形纹饰在南北朝时期被各种宗教文化和民族吸收和融入，说明“胜”及“胜形纹饰”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主流的文化。
西王母戴胜的形象最早见于西汉晚期的青铜镜上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有明确纪年“始建国二年”四乳西王母博局镜。在这面青铜镜上面有西王母形象，其头上有“戴胜”，而这个“戴胜”形象与后来东汉统一普遍使用的形象基本一致。但是同时期的青铜镜上亦有很多西王母头上“戴胜”形象的，但所有“戴胜”形象的“胜”并不是统一标准的使用同一种“胜”形纹饰。这种情况一直到魏晋时期也是如此。所以，这种“胜”形纹饰与西王母的结合并不是绝对的。
“胜”形纹饰同样出现于汉代的花钱上面，这些花钱大量使用了同时期的“祥瑞”纹饰。同样，这些“胜”形纹饰和同时期的青铜镜上面一样没有统一标准化。到了东汉时期，相对出现了统一标准化的“胜”形纹饰，这种纹饰开始大量出现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面。这种“胜”形纹饰随后被大量使用并出现于东汉到南朝时期画像石或画像砖上面。
同时，这种纹饰还被其它宗教和民族所吸收并融入到宗教艺术中，但这种融入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比如青州地区的北齐菩萨造象身上的璎珞饰物中，出现了“胜”形纹饰，这在佛教艺术中是仅见的。同样，在山西地区出现的北齐壁画中，出现一种“畏兽”形象的雷神，在雷鼓之间亦采用了“胜”形纹饰。但在西魏同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中，同样题材的雷神却没有出现“胜”形纹饰。
第四期，即中古（宋辽）时期。宋代文人崇尚复古，这个时期出现的“胜形饰”主要是仿制东汉中期到东晋时期出现的一种演变后的“胜形饰”，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司南佩”。这个时期的“胜形饰”早就脱离了西王母的信仰崇拜，仅仅是宋代文人崇尚复古的雅物而已。
笔者对此后的“胜”形饰没有研究，所以第四期和第五期的“胜”形饰物，没有深入的探讨，在此仅做简单的介绍。
第五期，明清时期到现在。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玉器文化的发展，任何一件器物的出现都有其漫长的过程。在西汉中期以前的所有玉器造型中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与其相似的器物。而“胜”及“胜形饰”又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而它出现的时间点又十分的巧合，即汉武帝设置合浦郡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就从这个时期（即西汉中晚期）开始，“胜形饰”开始出现在大汉帝国的疆域内，并逐渐传播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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