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家风

家教家风

人的成长不能离开教育。教育主要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两个方面。在现代，虽然教育更多地由社会来承担，但家庭教育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建立在亲亲文化基础上的儒家学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故而家庭教育也便在教育中得到很高的重视。以《颜氏家训》《治家格言》为代表的家庭教材，历朝历代，在许多家庭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它们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造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等方面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比如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格言：“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便是出于刘备、诸葛亮对子侄辈的家教中。在近代，有一个人物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尤为受到后世的广泛赞誉，此人便是曾国藩。

一、优秀的家长

对于曾国藩，大家并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他有着传奇性的人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没有任何的依傍与靠山，靠着自己的努力，走进最高权力圈。他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却白手起家组建了一支军队，仗着这支军队平定内乱，改写历史，也让自己封侯拜相，实现封建时代男儿的最高理想。此人持身严谨：身为军事统帅，却自奉如同穷书生；手握生杀大权，却谦退自抑；一生供职官场，却平实拙诚。此人思维独特：三十多岁一切顺利时，他却提出要“求阙不求全”。辉煌荣耀无人可及之时，他却主张人生的最好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此人见识卓越：在面对着国家因贫弱受欺侮、举国上下苦无对策的时候，他力主学习洋人造炮制船的科学技术。他的建议终于化为国策，由此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为中国走出封闭、徐图自强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他因而赢得人们对他的尊重，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们更是对他敬仰有加。蒋介石以他为偶像；毛泽东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除开大政治家、大学者外，曾国藩还有一个当之无愧的头衔，即优秀家长。

之所以把曾氏称之为优秀的家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编写了一部极好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曾氏的一生，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千多封家书。他的家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尤其可贵的是，他在给子弟的大量书信中，结合自己艰难探索而得来的切身体验，耐心细致地向他们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因为此，近世中国有识之家，莫不把曾氏的家书奉为治家的规范。蒋介石给儿子写信，常常会说，我近来很忙，没有时间写字，《曾文正公家书》中的第几封，即我此刻要对你说的话。毛泽东故居至今仍保存着封面上写有“润之珍藏”的四册线装本曾氏家书。这两个例子极具代表性地说明曾氏家书在近世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是他的家庭教育的成果特别显著。他的四个弟弟（分别比他小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两个儿子，都是在他的教育下成长的。四个弟弟中后来有三个走上前线，带兵打仗，成为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尤其是打下南京的九弟贡献最大。他的大儿子曾纪泽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在沙俄虎口中夺回四百平方里的土地，是近代中国在谈判桌上为国家争得利益的唯一外交官员。他的小儿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致力于圆周率的研究，曾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的一百位，属于那个时代世界领先的地位。他的家族后代人才辈出。他的直系后人，有第三代的著名诗人曾广钧、外交家曾广铨、实业家外孙聂云台，第四代的著名教育家曾宝荪、曾约农、做过台湾高级官员的外孙俞大维。他弟弟的后人中有第四代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第五代的著名革命家曾宪植、著名画家曾厚熙。有人作过统计：曾氏家族从他的父亲以下到科举制度废除七十余年间，共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二十多个。实行新式教育制度后，他的子孙大都大学毕业，留学外国。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氏家族却五世不斩。这种家族福泽长久绵延的奇迹令人敬仰。

曾氏家族为何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基因。一代两代，或许是基因的影响，三代四代后，基因基本上不会起作用。这种奇迹的创造，应该归之于家风。什么是家风？家风就是一个家庭中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可以代代传递下去的。曾氏家族的家风是曾国藩开创的。我们来看看他所培植的家风有哪些主要内容。

二、家风八个字

孝友

曾氏在家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他曾经仔细思考过，天下做官的人家，荣华富贵大多只维持一代，官家子弟刚开始是骄奢淫逸，接下来是行为放荡，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能再绵延一两代的很少。做生意的人家，勤劳俭朴者，则财富能绵延三四代。既种田又读书的人家，好的景况可以绵延五六代。若是孝友之家，则良好的家风，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什么是孝友？孝，是对长辈的态度：恭敬顺从。友，是对平辈的态度：善意仁爱。一家人若以孝友态度相处，则家庭的兴旺可持续到十代八代。

从曾氏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无形的良好家风要胜过有形的权势财富；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要胜过从官场商场中得来的富贵。当然，官宦之家、商贾之家也可以造就孝友家风，只是权和钱最是容易腐蚀人的两样东西，孝友要在这样的家庭中扎下根来很不容易。身为大官的曾氏，所以要处心积虑，时时刻刻谈家风，其原因就在这里。他在一封给守家的四弟的信中说：现在我给老弟谈艰难等话题，老弟能够有同感。这是因为你也曾经有过艰难的岁月，但是如果跟子侄辈谈这个话题，他们会听不进，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富裕之中，只做过大，没有做过小。曾氏这段话说得很准确。对于“富二代”“官二代”所进行的教育之所以难，其深处的根子就在这里：没有经过艰难。

勤俭

曾氏家书中出现得最多的两个字，即勤与俭。

他说：“身勤则强，家勤则兴，国勤则治，军勤则胜。”又说：“勤则兴，懒则败。”“千古之圣贤豪杰……不外一勤字。”还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惰字毁。”“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

他给家里定下规矩：“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

他甚至规定：吾家男子，要勤于看（浏览翻阅）、读（认真仔细阅读）、写、作四字，即勤于读书写文章。吾家女子，要勤于做家务，做女功，做小菜等等。他为两个媳妇一个未出嫁的女儿定一个指标：每个月寄点小菜到军营给他吃，还要求她们每个月做一双鞋。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作为生活在物产维艰的农业社会的一个团队领袖，曾氏深知，勤劳是一切财富、成就获得的根本手段，也是最稳妥可行的正途。他要将自己的这个体验不厌其烦、切切实实地传递给他的家人和子孙后代。至于俭朴，既是对物产的珍惜，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也是难以达到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欲壑难填”。即便是在物质产品已经很丰富的今天中国，仍然需要提倡俭朴，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浪费将导致资源的过度挥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这样说过：地球进化史持续五十亿年，而人类文明从开始到现在顶多二十万年，可是这二十万年已将五十亿年积攒的资源消耗一半。也就是说再过二十万年，人类如果没有找到别的可供居住的星球，人类就要灭亡。再则，过分的物质享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古人说：巢林不过一枝，饮河止于满腹。俭朴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智慧的选择。我们看，历史上那些穷奢极欲者，没有几个长寿的，如中国历代帝王，活过八十岁的，只有几个人。近代如一妻九妾的袁世凯，有“谭厨子”之称的谭延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而生活俭朴者往往高寿。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出现一批各个领域里的成功者，以及一个中产社会阶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部分高素质的成功者和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在谈到自身生活要求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述，即生活简单，有的甚至长年吃素，定期禁食。这说明在物质日益充裕的今天，许多智商很高的人更懂得简朴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

读书

古往今来，读书应是接受教育的最为主要的途径。无论是做人的道理，还是谋生的手段，无论是过往的历史，还是身外的世界，最为便捷的获得，只有读书。舍读书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式。由读书而改变命运的曾国藩，自然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也更加重视子弟的读书。

自从他做官之后，他的四个弟弟的学杂费都由他提供，他先后接过三个弟弟进京读书。每次家信，都是长篇大论不厌其烦地与四个弟弟谈读书，谈治学，谈为人。诸弟做的诗文，大多随信寄到京师，由他改定后再寄回来。他常说，父亲就是这样教他读书的，他有责任指导诸弟读书。

对于读书求学，曾氏还有高人一筹的认识，即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人们通常把气质视为与生俱来的本性，难以改变。其实，一个人的气质本来就是先天与后天的共同产物；即便是本性，也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关键在于学习修炼。读书是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咸丰十一年年底，曾氏得到一架洋人造的望远镜。他发现能看到很远之外物体的望远镜，其实就是用几块打磨而成的镜片组合而成的。他想到洋人造的轮船枪炮，也无非是将铜铁、树木琢磨成器而已。于是，他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他将这番感悟写在当天的日记中：“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曾氏认为，人之读书求学，每日自新，就好比物体之受磨砺陶铸，既然磨砺陶铸可以使物体的本性得到改变，那么人经过日新又新的读书求学，天生的气质也可望得到改变。

同治元年，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读书甚至可以改变有形的骨相，这是古之精于相法者说的。曾氏写出这句话，至少表示他认为可以聊备一说。对于纪泽禀气太清的毛病，曾氏一方面对儿子指出：“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者易刻，惟襟怀淡远，则可化刻为厚。”从而一再要求儿子读李、杜、韩、白、苏、黄、陆、元八大家的诗，这些人的诗可“开拓心胸，扩充气魄”。又关照儿子要读陶渊明的五古、杜甫的五律、陆游的七绝，因为这些诗可使襟怀淡远。他甚至说“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生若具备这种高远淡泊的胸襟，就可以很快乐。这种快乐，即使是做皇帝、做国王也不可取代。

曾氏说过，人生办事，全仗胸襟。一个人若具有开阔的心胸，淡远的襟怀，则既可以享受富贵，又可以安于贫贱，既可以创大业，也可以乐于做小事。他的人生一定会是快乐的。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有不少有钱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快乐。我们也看到有不少有权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快乐。可见，钱和权不是快乐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个做事业的人来说，快乐不快乐，与胸襟有很大的关系。

睦邻

一个家庭不是孤单地存在于社会上的，它与社会打交道最多最经常最直接的莫过于邻里。与邻居和睦不和睦，的确是居家过日子的一件重要事情。

曾氏的祖父很重视和睦邻里，常说“人待人无价宝”。这六个字说的是，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的这种情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幕僚李申夫之母有两句老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意思是说富贵人家，平日忽视邻里，只看重远方来的亲戚，但遇到火灾抢劫这些突发事件，所能赶来帮忙的还只有四邻八舍。曾氏称赞这位四川老太太有见识，他常援引这两句话来警戒在家的子弟们。

针对世上不少富贵人家在与人打交道时，只重钱物而轻情感的现象，曾氏告诫儿子，对于邻里之间的庆贺吊唁等事，不能只打发下人送钱送物而已，要亲自上门，这样方显得诚恳。

我们知道，曾氏家族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四个兄弟长年在外领兵打仗，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到了同治三年南京打下后，被国人目为“天下第一家”。一个这等家族，能如此善待邻里，多么不容易！

孝友、勤俭、读书、睦邻，这是曾氏家风中的四个突出内容。曾氏家庭教育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教育孩子。

三、教子四要求

曾氏的长子纪泽三十岁时步入仕途，做过朝廷派驻英法公使、太常寺及大理寺少卿、使俄大臣、兵部侍郎、总署大臣等。次子纪鸿终生未仕，潜心数学研究。两兄弟均性情纯良，品行端方，从未有过纨绔子弟的恶行恶习。于此可见曾氏教子有方。我们来看看，曾氏究竟是如何教子的，他对儿子的期待在哪些方面。

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咸丰六年，已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认认真真地给年仅九岁的次子纪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那么，什么是君子呢？曾氏接着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意谓勤劳俭朴，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不怕劳苦，可以过好日子，也能过苦日子，这就是君子。在别的场合，曾氏多次说到他心目中的君子。如他说君子有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曾氏给儿子写过两次遗嘱。在遗嘱里他希望儿子要不忮不求，即不嫉妒不贪婪，要儿子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些都是他心中的君子形象。总之，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

这就是说，曾氏不期望子孙做大官，做出人头地者，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

我们中国父母都有望子成龙的习惯，就是希望子女长大后做大事、做大官、做大老板、做大名人。当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也是好事，但这种人毕竟少。为什么少？因为不容易做到。做到这一步，除开自己的努力外，还得要有许多因素的配合。曾氏对这点看得很透。他常说，成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那些不由我们自己掌控的因素。正因为有一半的因素我们不能自我掌控，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这点上。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事，那就是做一个读书懂道理的好人。对儿女的这个期待，既不会增加儿女的压力，也不会给做父母的带来很大的失落感。

与学业相比，心灵的活泼与身体的健康更为重要

曾氏看重读书，看重学业，但他深知读书治学是一种艰苦繁重的脑力劳动，极容易使心灵遭受堵压，身体遭受戕害。所以，曾氏在指导儿子求学的时候，总是强调一定要以轻松的心情读书，从读书中求得快乐。他对儿子说：“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因此，曾氏不主张读书太刻苦，不要死记呆背，实在背不出就算了。要多散步，多亲近大自然，看花，看竹，看山水。要注重养生，身心都要放松。要坚持饭后散步，临睡洗脚。他甚至在发自军营的家书中为儿子画出散步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走，既锻炼了身体，又看望了长辈，两全其美。

显然，在曾氏的心目中，儿子们的心灵活泼、身体健康比学业优异更为重要。现在的学生压力太大，全中国的家长都怕自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让孩子在幼儿园时代就开始超负荷地填补知识，学习技艺，使孩子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当然，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但是，我们的家长一定得心中有数，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减轻孩子的学业负担。

世家子弟要有寒士风

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后来，他又一再嘱托在家的四弟管好子侄辈：“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由贫贱转为富贵的曾氏，对富贵销蚀子弟灵魂之普遍现象看得最为清晰。他深恐家族的富贵将会贻害于他的子孙，故而反复强调子侄们要珍惜幸福，要勤俭朴素，希望家族要有寒士风味。

所谓寒，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指寒素，即在社会等级这个层面，与普通平民无异，打掉子侄辈的依恃之心、特权优越感。他叫儿子参加省城乡试时，不可递条子，通关节。家属由湖南去安庆，坐的是湘军战船，他叮嘱因为他不在，不可张挂帅字旗，沿途不要拜客，不要接受宴请。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得高声呵斥仆人。

二是指贫寒，即在经济上与普通平民无异。他吩咐家中不可买田，子女们穿衣不能太光鲜，媳妇女儿们都得亲自下厨做菜。不要坐轿，尤不可坐四台轿，要多走路。儿子们要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甚至锄草、拾粪这类事也可做，不是丢脸的事。嫁女则硬性规定，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银子。

富贵家庭为什么多纨绔子弟？这是因为这种子弟有恃无恐。他们所依恃的无非就是两个；一权势，二财富。打掉这两个依恃，他们就不敢乱来了。

不留财产给儿子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在京师做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就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决不留银钱与后人。

咸丰五年给诸弟信里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

咸丰十年四月初四，他在日记中特意记下左宗棠的话：“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又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未益于子孙，即收积古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曾氏称赞左宗棠这些话是“见道之言”。这种见道之言，林则徐说得更有趣：子孙若如我，留钱干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干什么？

这种不留钱财的观点，所见之道在哪里呢？

原来，人的本性，是喜荣厌枯、好逸恶劳的。人上进的第一推动力，多来源于对生存环境改变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赢来环境的改变，也同样赢来事业和成就。如果生存环境很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进的推动力便不够强大。正因为如此，“从来纨绔少伟男”，便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次，人的才能，人生的事业，有不少是激出来、逼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曾氏自己有很深的体会。他说：“世上之事，有所激有所逼者居其半。”他公开承认，他办湘军这件事就是激逼出来的。是谁激逼了他？是湖南的官场和绿营。一个生活在境遇非常好的家庭中的孩子，受到的激逼很少，于是他身上许多的潜能得不到发挥的机会，慢慢地这些潜能也就消失了。一个本来很出色的人才，就会逐渐变成庸才。第三，人性脆弱，易受诱惑。钱财多了，则诱惑便多，易让人萌生邪念。若涉及坏事，为非作歹，小则害一身，大则害一家一族。曾氏说得好，儿子若有用，没有祖上家产也会自己找饭吃；若无用，家产再多也会败光。这种不留钱财给子孙的观点，实在是大智慧。它既不会消磨子孙创业自立的志气，也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为官则保廉，为商则保身。我们试看，多少官员为给子孙积攒钱财而身败名裂，多少商人为给子孙积累财富而过劳致死！

还是老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

四、家教特点

温情

家庭应该是人生中一道最为平静的港湾，一处最为温馨的后院。充满骨肉真情，是它与别的场所在本质上的最大区别；温情脉脉，是它与别的场所在表现方式上的最大不同。曾氏说，有三者可以导致家庭的祥和，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其中的恕就是指的这层意思。

身为大哥，他在家庭中丝毫不摆京官的架子，给诸弟的信里流露的全是长兄的友爱、宽容，甚至是退让。先后寄居在他京师家中的三个弟弟，多有令他不满意处：九弟不合作，六弟讥讽大嫂，四弟不愿意送诰命。他都以自己的退抑来解决问题，融洽兄弟的感情。即便在儿子面前，他也不摆老子的谱，甚至对儿子说自己平生有三耻：不识天文算学，做事有始无终，写字速度慢。

曾氏对老九所说的家人骨肉之间“不可说利害话”这句话十分赞同，并检讨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谓利害话，就是伤感情的话。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个家庭记取。有些家人骨肉，不但说伤感情的话，还做伤感情的事。比如常见兄弟叔侄之间为了财产上的事对簿公堂，恶言相加，最后法院可能会将财产理清楚了，但亲情也随之一笔勾销。这究竟值不值呢？

注重小事

与历史上的其他大人物相比，曾氏的显著特点是关注小事，看重小事。其实，家庭中的日常事，几乎都是小事。注重小事，既是治家的主要内容，也是培植良好家风的起点。曾氏常对诸弟说：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间。意思是说，不要轻看了家庭中的日常琐碎，这中间便包含着待人处世的绝大学问。

我们打开一部曾氏家书，扑面而来的都是曾氏在告诉子弟从小事做起：诚实，从不说假话做起；勤快，从不睡懒觉做起；戒骄，从不训斥仆人做起；戒奢，从不坐轿做起；端庄，从步伐稳重做起；打掉特权，从扫地抹桌椅做起。其实，一件件、一桩桩小事做好了，大事也就慢慢做成了。这正是老话所说的：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制定大规划

身为父兄，有责任为子弟的人生大规划提出建议，甚至做出安排。在四个弟弟的人生大事上，曾氏为他们做出的大规划是不要陷入科举中太深。当诸弟科考数度不利时，曾氏果断地对他们说：科举之事误人太多，年岁不小了，不要再一天到晚在为考试读书，要专心读那些有用的先辈大家之文。他告诉诸弟，千万不要以为人生只有做官才是正途，才能光宗耀祖，做一个好人远比做一个大官强。

对于两个儿子，曾氏也不要他们从科考中求出路。在儿子们成年之后，他请了两个英国传教士来家教他们学英文。这在当时，极为罕见。正是曾氏这种大规划，他的子弟才没有把太多的宝贵光阴浪费在八股文、试帖诗中，从而求得真才实学。这才有后来得力的军事帮手和能够说洋话识洋文的外交家的出现。

盛时当作衰时想

在曾氏的心目中，他始终把做官看作是暂时的。他说“做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他始终不把富贵当作一回事，而时时不忘过去的贫贱。直到晚年，老兄弟间对话，他还对四弟说：“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子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

他常对家人说：盛时当作衰时想。这话的意思是说：兴旺的时候，要想到也可能有衰败的一天。

正是因为常存这种想法，所以他凡事谨慎，位高权重而不敢自我膨胀，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后世有人据此看出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冥冥天意，说这个家族的开创者，自己没有把福禄寿禧这些好处用尽，为子孙预留充分的饭田，于是才有绵绵余庆，长保兴旺。

五、启示

曾氏的家庭教育，至少可以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家庭教育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当前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三重三轻的现象：一重知识轻素质，即看重知识的传授，轻视人格健全的培植；二重功利轻德性，即看重就业谋生的训练，轻视道德品性的培育；三重形式轻内容，即看重高分数高学位以及各种各样的奖状，轻视真才实学。

受此影响，许多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出现与之相应的三重三轻，即重成龙轻成人、重言教轻身教、重物资激励轻精神引导。其实，一个爱子女的家长应多为子女的立身之本考虑。什么是立身之本？立身之本一在品质，诚实、善良、勇敢、顽强、上进、有恒心、敬业等等，都是很好的品质；二在习惯，勤奋、俭朴、专一、有规律、爱阅读、好收拾、善于与人沟通等等，都是好习惯。习惯很重要。长久坚持的习惯，就是性格。有两句诗说得好：良好的习惯带来性格的收获，良好的性格带来命运的收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来自习惯、性格决定命运。这些品质与习惯，都要靠家长点点滴滴、持久不懈，以慈爱之心与温馨之情去为儿女们培植。

一个良好的家风对家庭的影响是长远的

一个家庭的家长，他的生命总是有限度的，但他营造的文化氛围即家风则可长久地存在，影响子子孙孙。古代人很重视家风，而我们今天的人比较忽视。此事值得我们研究。二〇一四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就家风一事采访了许多民众。大家对此很有兴趣。很多人会谈起父母的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影响了自己一辈子。这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彰显的就是家风。

良好家风的树立关键在于家长本人的以身作则

许多家长一天到晚都在教训儿女，许多家长也想建立一个良好的家风，但大多事与愿违。这其间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家长本人没有以身作则，或以身作则的力度不够。如我们的家长都督促孩子读书，但自己却不爱学习；教育孩子要诚实，但自己时常弄虚作假；希望孩子敬业，但自己对待工作马马虎虎等等。

曾氏虽不是圣贤，但他一生总在努力向圣贤靠近。他因此赢得中华文化的尊敬，赢得历史的尊敬。他对家人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他自己都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别人都好。这种身教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最为巨大，最为深入人心，也就最有成效。《颜氏家训》说：“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父母是儿女最亲的人，如果也能成为儿女最为敬服的人，则父母的话就可以有着一言九鼎的力量。

曾氏家教典型地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