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里口外
本文作者：黄金亮
我有一个蒙族朋友，一次从山西太原出差回来，大家给他接风洗尘，酒足饭饱后，问他旅途感想，他说：“我在太原街上散步，只见人来人往，听口音都是我们这里的人，真是想不到啊。”说得大家先是一脸茫然，继而开怀大笑。原来，朋友自小在牧区长大，接受的是蒙文教育，对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不够，他不知道在座的汉人，多数都是山西移民的后代，辈辈相传下来，当然口音和山西差别不大，太原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原因在于“我们”来源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源头。
有善于讲故事的，把山西人移民内蒙的由来，简单地给这位老兄恶补了一番，并现身说法，高歌一曲流行于晋陕蒙一带的二人台名段为证：“家住在太原，爹爹名叫孙朋安。所生下我这一枝花，起名就叫孙玉莲……”蒙古人听了哀怨嘹亮的《走西口》，大有如梦初醒原来如此的感觉。
其实，这位老兄有所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汉蒙对峙，也就没有山西人移民口外的传奇，更没有名满天下富甲一方的晋商的崛起。如今，口里口外已经成了一个文化概念，没有了地理上的实际意义，由内蒙驱车去山西河北，沿途望去，横亘于长城一线的各个关隘，残缺不全，断断续续，不见往日的庄严和荣光，只剩下了荒凉的废墟。
口里口外的界限虽然已经模糊，但内蒙山西各地有关走西口的历史痕迹却到处都是。远的不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有大召寺，因康熙皇帝西征葛尔丹时，曾经在此驻跸，从而声名显赫。大召门口除了玉泉井，还有两处看点令人瞩目，其一是高悬于寺门的横匾，上书“九边第一泉”五个大字，另一处是近年修建的蒙古阿拉坦汗的雕像，宝相庄严，香火旺盛。这两处景致，正和山西人自明代以来的生活轨迹密切相关。九边第一，说明了呼和浩特当年享誉塞外的地位，而阿拉坦汗是蒙古人历史上杰出的首领，同时还是大召寺的主要创建者，他不仅开创了蒙古民族的新纪元，也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正是此人，当年为取得蒙古土默特万户和明朝边贸互通的地位，不惜连年使用战争与和平的两手策略，既兵临城下，也不忘和平谈判，打，随时奉陪，谈，大门敞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开放边贸，蒙汉交易，最终取得了隆庆和议的外交成果。
中国自秦以来，虽然中间也有分裂和战乱，但大一统的局面是主流，用《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去评价，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合”，却不是秦始皇当年设计的万世一系，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更替。中国的统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延续，而不是种族和统治者的传承。这一点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有很大区别，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有一点却和中国截然相反，那就是日本皇室的传承。日本天皇家族起自于何年何月已经没有文字可考，算上今年刚刚进位的德仁天皇，已经整整126代，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说过一句经典台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项羽看见秦始皇的仪仗队，也都发出过同样的感慨，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发誓：“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心态成了王朝更换的心理动因，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结果，使得中国古代，一方面是家天下的专治，另一方面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反复，帝王本无种，明年到我家，一路走下来，不知不觉跨越了两千年。而且其中也不乏外族的占领和统治。
大明朝的江山正是取自于蒙古人手中，游方和尚朱元璋混迹于反抗朝廷的队伍时，蒙元王朝统治中原已经将近一百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人完全征服，元顺帝于汉民族的宗教和种族起义中失去了中原沃土，却并非一败涂地，只是迫于形势率领十万部众遁至了草原深处的上都，面对尾随而来劝降的明朝使节，匠人加诗人，汉文化熏陶出来的元朝皇帝大笔一挥，还颇为风雅地给朱元璋赠诗一首，诗云：
金陵使者过江来，
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
皇恩无处不周回。
莫言率土皆王化，
且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丁宁频嘱咐，
春风先到凤凰台。
此诗绵里藏针，既有顺天济民的意思，也有不甘失败、觊觎天下之意。可见当时蒙古势力尚存，而蒙人再攻中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明史·兵志》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大明朝从立国之始，就将北部边疆放在国防首位，先后建立了九座大型的军事要塞。九边之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农桑稼禾的乐土，九边之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乃是游牧民族的世界。九边是点，长城是线，两点之间又有众多的关隘，大的诸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等，小的不计其数，以点带线，划线成面，口里口外就有了明确的界限，随之也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区。两大区域因为生产方式有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文化上的不对等，而由于九边设立形成的贸易壁垒又显而易见，明蒙议和后，开放了边贸市场，长城一线的经济活动如同烈火添油，空前兴盛起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山西商人很快发达的地理条件，蒙汉地区不对等的需求，游牧民族严重缺乏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现实，则成为边贸市场上中原产品倾销的原因，统治者的垄断和封锁，加剧了这一不平等贸易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山西商人致富的根本原因。
蒙古在明初分为鞑靼和瓦喇两系，又有漠南、漠北、漠西的区别，但蒙人与中原王朝的争端经久不息。公元1449年，蒙古瓦喇部首领也先率军在土木堡打败明朝军队，明英宗也做了蒙人的俘虏，要不是大臣于谦临危不惧，明帝国险些半路夭折。
瓦喇猖狂，鞑靼也没有闲着，嘉靖二十九年，阿拉坦汗在多次遣使要求开放朝贡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蒙古进行马匹交易。不久，明朝又拒绝蒙古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单方关闭马市，双方再次开战。阿拉坦汗并不是志在中原的侵略者，他使用战争、和平两种手段，也只不过是强烈要求明朝开放边贸互市。这一要求经过反复，终于在明朝一个寂寂无名的皇帝手里得以实现，明蒙双方在1570年开始和谈，次年达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地址在今天距离乌兰察布丰镇市三十公里的得胜堡，届时，明朝封阿拉坦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蒙古方面则把汉人要求的逃犯进行了引渡。贸易战争并不是近现代史才有的专利，早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和关内汉人就爆发过，其激烈程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不能不说范围广、时间长，现在一致评价说蒙明议和促进了民族团结，加快了经济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产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可见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意义也需要放到更广阔的视野里，才会有较为客观的评价。
山西在历史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史记·张仪列传》结尾时司马迁有一句评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三晋者，韩赵魏是也，春秋时有三家分晋的故事，战国七雄有三国来自于晋，晋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苏秦、张仪以连横合纵游说诸侯，却不想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华夏，最早被征服的就是晋地。不过后世所说“三晋”，含义大大缩小，而晋人善于权变之术的特色却在发扬光大。以至于到了明清时代，不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还崛起了一代晋商发家致富的神话。
早在元末明初，晋地就有过移民的往事，那一次是政府组织的有目标的迁徙。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过程则很悲惨，结局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大明立国之初，统治者发现晋地生活富庶人口密集，而周边的山东河南河北却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随之就有了以晋人移民其他中原省份的动议。一家人骨肉分离，同是乡亲却不得不南辕北辙，只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漫长岁月里抹不去的记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按这个传说，如今的中国汉人，竟然有一半是山西移民的后代。
这么看来，走西口缘起于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穷困的说法，大大值得商榷，为什么第一次移民是因为晋地富裕，而第二次就成了贫穷呢？这类说法主要还是受了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的影响，民谣说山西地方“女人挑苦菜，男人走口外”，戏曲里也唱到“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没钱的人真可怜”，贫穷加苦难，爱情伤别离，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永远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戏曲传唱，文学转阅，于是走西口就逐渐被描绘成了一副流民图。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不是所有的山西移民是因为生活无着。走西口是因为外交封锁形成的贸易壁垒带来了商机，再加上官府进行资源垄断，权力寻租带来的结果。
直到今天，你去三晋大地看一看，走一走，古色古香的平遥老城，曾经汇通天下的票号钱庄，巍然耸立的皇城相府，深宅大院里雕梁画栋，富豪人家红灯高挂，这些如同传说的人间奇迹，哪里会是因生活所迫而流浪天涯的人群所为？当年外国人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嫁给山西富豪孔祥熙的宋大小姐，虽然横跨欧美，见识丰富，也曾为山西人的豪奢而惊叹不已。你要是想当然地以为山西前辈是因为生活所迫走西口，还可以思考另一个问题，当年出口外的，除了山西，还有陕西直隶甘肃等等各省人口，何以就听说过晋商，而没有京商陕商陇商横空出世？难道这些地方就不穷困不为生活所迫吗？
正如中国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一部分人呢？从地理位置看，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江流域和华南的珠江流域，这些地方得风气之先，占尽天时地利，创造了新的中国神话。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怀抱理想去闯荡的情怀固然美好，但客观的因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最为深刻的原因。那一场悲悲切切、你走我留的伤别离，不过是晚清时代国破家亡，老百姓出走谋生的另一副画面。几百年来走西口，其中既有中饱私囊、官商勾结的黑幕，也有芸芸众生颠沛流离、关山难越的愁苦，尤其是满清末季，国内的人口压力，海外的列强蚕食，政府不得不打起了塞外千里沃野的主意，大面积的草原荒川，被各种名义的官府二官府开垦，晋西北缺地少食的移民们蜂拥而至，关山崎岖，路途遥远，伛偻提携，老少相扶，讨生活养家糊口而已。
山西人走西口，始于元明，盛于清初，衰于清末，这也是晋商兴起与衰落的大致脉络。蒙汉对立，刀兵相见，九边加固，长城分割，额外增加了边贸的份量，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除了人民的正常需要，还有军事后勤的需求。山西人得天独厚，正好处于两国对立的边缘，想不发财都不行。再加上晋人聪明机灵，善于权变，长袖善舞，拉运货物倒买倒卖之余，结交官府，依靠强权，捎带做一些情报收集、里通外国的勾当。大清国满洲人崛起的时候，晋商跟着也就风光无限，几个买卖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皇商”，手拿朝廷颁发的特许执照，顶戴花翎马褂加身，显然成了红顶商人，除了腰包鼓鼓还有一品二品官衔，更加肆无忌惮如同虎插双翼。对蒙地的贸易中，由于朝廷的垄断和封锁，晋商的地位，好听一点说是旅蒙商，实质上就是政府的帮办，是官商勾结做的垄断生意。人人都讲晋商如何如何高明，究其实不过是封建王朝的依附，从现代商业规则来看，是反市场、反文明的行为。成也王权，败也王权，大清国不幸于二十世纪初垮台，再加上外蒙古独立，中原的权力再不能左右外蒙古王公贵族的经济活动，辉煌一时的晋商也跟着葬送了前程，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而今只有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向外人展示着昔日的辉煌。
我的祖父母都是山西人，小时候，老家来了客人，街坊四邻就会来嘘寒问暖，家里一下子显得门庭若市，满屋子都是浓浓的山西口音，恍惚间仿佛是时空的穿越，交流的话题经常是：口里收成怎么样？雨水好吗？亲戚们可安康？村头那棵老榆树还在吗？得到了意想中的结果，人们满脸就笑开了花，不住地点头称是，出现了意外的回答，则怅然若失，两眼的光彩也随即变得灰暗起来。
我岳母也是山西人，平时喜欢唱歌，最拿手的曲目是一首叫做《西口情》的新编民歌。委婉高亢的曲调，形象生动的歌词，再加上歌唱者永不褪色的山西口音，听者无不动容，评者以为绝响，我私下认为就是和那些专业歌手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于歌者本人就是走西口的亲历者，上世纪中期，岳母一家由山西到内蒙，再由现在的旗下营镇西侧的红石崖沟步行，一路跋涉走到了茫茫的四子王大草原。所以，这一首《西口情》几乎是她人生的总结，歌就是她，她就是歌，人与歌融为一体，这样的境界是任何专业人员都不会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