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风||【史海钩沉】王长华：金末状元、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王鹗
2019年第45期||总第308期
史
海
钩
沉
·鸷鸟累百 不如一鹗·
——金末状元、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王鹗
王长华
王鹗著作《汝南遗事》
己未（1259）年六月二十一日，时任巩昌便宜都总帅的汪德臣病逝于南征四川的军营中，享年三十有八。
这一年，距离忽必烈登上皇位只有一年。
丁卯（1267）年，汪德臣之子汪惟正，承袭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专门修书一封，不远千里，拿着汪德臣门下之士潘珍所作的行状，恳求当朝著名文学之士王鹗，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王鹗回忆道：
我于中统二年（1261）入职翰林院，奉旨为义武（汪世显）、忠烈（汪德臣）起草追谥文书，全面知晓两位汪公的忠义事迹。其实早在中统五年（甲子年，即公元1264年），我就在上都认识了今帅汪惟正。今天，他特来拜谢，并且以撰写碑铭一事嘱托于我，实乃义不容辞，我答应了。于是，根据行状所记载的事迹而作了碑铭。
由此可见，王鹗与汪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
王鹗的事迹见于《元史》和《元朝名臣事略》，而后者的史料价值向为学者所公认，其书所收录之人的事迹均辑于有关人的碑铭、墓志、行状、家传及时人文集和其他记载，全书引文达一百二十三篇，都是第一手资料，有不少篇章就靠本书得以保存，如本文所述的元初著名文人王鹗、王磐、徐世隆、阎复、元明善、李谦等人的文集今已不存，他们的不少名篇即只见于本书。
元代文学家王守诚在《元朝名臣事略·跋》中分析元初名臣多出的原因时说：“故世祖之用人，不以异域之臣为疑，亡国之俘为贱，拔于卒伍，聘于韦布（韦带布衣，古指未仕者或平民的寒素服装；借指寒素之士，平民），皆能佐一王之业，辅万世之基，致治之规，上轶隆古，何其宏远哉。”
而王鹗本人，则为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状元，可谓“异域之臣”；金国首都蔡州被攻陷，王鹗将要被杀之时，被人搭救，才幸免于一死，诚所谓“亡国之俘”。
而就是这样一位“异域之臣”和“亡国之俘”，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下，“在翰林十余年，凡大诰命大典册皆出公手，以文章魁海内”，“佐一王之业，辅万世之基”，人们在敬佩元世祖忽必烈的器识“宏远”的同时，更感到王鹗的“幸运”！
濮阳云峰寺曾是王鹗别墅
进士及第 乱世流离
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今山东省东明县，菏泽县西）人。王鹗的曾祖名叫王成，祖父名王立，父亲为王琛。王鹗刚出生时，有一只大鸟飞来栖息于庭园之中，且鸣叫不已。乡贤张奫（yun水深广的样子）先生素称博物多识，他对人说：“这是鹗鸟啊，这个小儿今后必有大名，当居百人之一！”就为之取名鹗，字百一，这是取《史记》中的典故“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之义。后来，王鹗进士及第，果然超拔于百人之上。王鹗自幼就聪慧异常，且悟性极高，每日能够背诵千馀言，长大后，尤其工于词赋。
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王鹗赴京应考，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也就是说中了状元，被朝廷授予应奉翰林文字一职。这个官职是在金代开始设置的，属于翰林学士院，员额二十四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并用，其中汉人十人，女真、契丹各七人，掌文词之事。元承金制，于翰林兼国史院置应奉翰林文字，于蒙古翰林院置应奉，职掌与金应奉翰林文字相同。
正大六年（公元1229年），王鹗被授予归德府判官一职，并行亳州城父县令。到任之后，他建立政教律令，着力端正风俗，时间不长，就政绩斐然，官吏畏惧但人民乐业。肃政廉访司将其治理地方的政绩上奏于朝廷。
七年（公元1230年），又改同知申州（申州，古地名，北周设置，治所在今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事，并行蔡州汝阳县令，后因其母去世而丁忧回家。
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金朝末代君主完颜守绪迁都于蔡州，诏命尚书省行文，命令恒山公武仙进兵以抵御蒙古大军。完颜守绪看到尚书省颁行的文书后，非常欣赏，就问这是谁写的？尚书省右丞完颜仲德说：“这是之前任职翰林应奉的王鹗所作。”皇帝又问：“就是朕刚刚即位时中了状元的那个人？”王鹗因母丧而辞官守制，期虽未满，但时世艰难，皇帝诏命，应奉召任职，于是立即召见，授予其尚书省右司都事一职，后升为左右司郎中，右司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见王鹗上书言事深中时病，为擢用王鹗太晚感到惋惜。
这一年，蔡州城被蒙古军队攻陷，王鹗连同其他文武官员被俘，将要被杀之时，蒙军万户（金初设置，为世袭军职）张柔早就听说过王鹗的大名，急忙将他救了下来，并派车将他接回，在保州（州县治所，在今河北保定市）特意安排馆舍，将王鹗安顿下来。
在保州的这十余年，王鹗深居简出，韬光养晦，以为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终身。
王鹗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
尊师重道 实由公启
忽必烈尚为太子之时，就喜欢访求寻问前代帝王的事迹和作为，他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就广泛地延揽四方文采超群和学问深厚之士，讲经论道，探讨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其治下，天下果然成为太平盛世，忽必烈非常喜爱唐太宗而油然生出一种钦慕，时常想仿效唐太宗的作为。
甲辰年（公元1244年），忽必烈派遣时任平章政事的赵璧、礼部尚书许国祯，专程到保州，以庄重的方式聘请王鹗。但王鹗认为，自己是亡国累臣（古时被拘囚于异国的官吏对所在国家的自称），从臣子的道义出发，不能再出来做官，且以患有疾病为理由推辞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被忽必烈几次三番的诚心所感动，终于答应出来做官。
到了都城，忽必烈一见他非常高兴，连忙赐坐，称呼“状元”而不叫王鹗的名字，并朝夕接见，询问对答的事情很多，如《孝经》、《尚书》、《易经》，以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理和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等等，每次问答直到半夜之后，才会休息。忽必烈被其渊博的学识所打动，对王鹗说：“我今日虽然还不能马上付诸实施您提出的治国方略，但怎知它日不能身体力行呢！”
这年年终，王鹗请求还家，忽必烈给他赏赐了名马，还命令近侍阔阔、柴祯等五人跟从着王鹗，向他学习。接着又让他徙居于大都，并赏赐了一所宅第。
王鹗蒙召，将要北行之时，故友马云汉将孔子的画像赠送给他。到达漠北朝廷后，适值秋丁之日，这是农历八月的第一个丁日，是历代留传下来的祭祀孔子的日子。王鹗上奏朝廷说，宜行释奠礼，这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忽必烈非常高兴，就命他主办这件事。王鹗亲自撰写祭祀文稿，并且庄严隆重地举行三献礼（古代聘礼及祭祀典礼，奠酒仪式分初献、亚献、终献，合称三献），礼毕，将祭祀用的牲肉进献于皇帝。皇上享用了供神的酒肉，以求神赐福，并将其余的分赠给左右大臣。从这次祭孔的仪式当中，可见王鹗对于儒家文化的崇敬。从此以后，每年的春秋二季，祭孔仪式成为常规。以致后人说，元代君主之所以尊师重道的原因，实际上是由王鹗开启的。
丙午（公元1246年）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按照惯例，忽必烈应该接受百官的朝贺，但这天正巧有日食发生。他询问王鹗，是否应该正常举行百官朝贺之礼？王鹗以北宋名相富弼劝谏宋神宗畏惧上天警戒的故事应对，忽必烈这才决定罢宴撤乐，第二天再接受百官朝贺。
忽必烈将王鹗挽留在漠北二年，又担心他年迈，不忍让其再次经受冬天的寒冷，于是召来王鹗对他说：“我想派人送先生南归，不知先生有什么要求？”王鹗回答说：“微臣本来就是一介闲人，误蒙殿下的宠幸召见，待遇如此之厚，也算是万幸，哪里还有什么要求呢。但愿我王亲近贤良、乐于为善之心，有增无减，这就是微臣接受的最大的赏赐！”
庚戌（公元1250年）春，宪宗蒙哥大汗派遣时任参知政事的李舜咨，以安车（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古车立乘，此为坐乘，故称安车。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高官告老还乡或徵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来征召王鹗。王鹗和玉峰、魏璠同时应召，皇帝向他们询问军国大计，几人的言辞应对都符合上意，皇帝准备委以重任处理政务，但王鹗却竭力辞谢，请求回家。
王鹗为元代典章制度的确立立下了大功
史册烂然 号称文治
忽必烈登基后，特授王鹗翰林学士承旨。
这个官职是从唐朝时期设置的。唐玄宗时设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六员。肃宗至德宗年间，从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独承密命。唐宪宗正式常设翰林学士承旨，为翰林学士之长，职权尤重，多至宰相，然犹为职衔，例由他官兼任。此后，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翰林学士的首领，不是单纯起草诏令，而是在禁中职掌机密，是唐朝实际上的宰相，被称为“内相”。
王鹗任翰林学士承旨后，但凡朝廷发布的政务诰命和律令典章，都由他来审核裁定，足见世祖忽必烈对他的信任。
至元元年（1264年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王鹗加官为资善大夫，为正二品官员。
王鹗上奏道：“唐太宗刚刚平定天下，就设置弘文馆，延揽学士十八人；宋太宗继承太祖开创的基业后，也设立内外学士院，使圣朝事迹，昭彰于史册，光明盛大，号称文治。难道我堂堂国朝，就没有和唐、宋一样的英才吗！”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立翰林国史院。
当初，王鹗在忽必烈藩王府邸效命之时，就多次建议修史之事，曾经推举杨奂、元好问、李冶，让他们执笔。如今，王鹗再次重申之前的请求，设立翰林国史院。而此时元好问、杨奂已经去世，又推举李冶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单公履、郝经、高鸣为学士，杨恕、孟攀麟为待制，王恽、雷膺为修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阎复、刘元为应奉。凡是金朝遗老，以及当时的硕学鸿儒，都搜罗殆尽。
王鹗又说：“学校废除的时间太久，无以培养人才。应该选拔博学多闻之士，主持各路学校，严加教诲，以备他日选用。”皇上也采纳了他的奏议，在全国十道设立了提举学校官。
王鹗还上奏说：“自古以来，帝王们为政的得失兴废，事情源流始末清清楚楚，可以考证，是因为有国史存在。我们国家以神勇武力平定四方，大军所到之处，无不臣属，这都是因为太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和英明果断所致，如果不乘时间不远而记录下来，窃以为，恐怕会因时间太长而渐渐地被遗忘。《金实录》还存世，其中可资借鉴的善政很多；《辽史》散逸了，还没有找寻完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如果不立史馆，后世之人会不知有今日之事。应该设置国史馆，编纂国朝实录。”忽必烈非常重视他的这一建议，诏命设立国史馆，编修《国朝实录》，并附修辽、金二史。
在翰林院诸位老臣中，王鹗的年纪最大，学问最渊博，言语最刚直，且切中时弊，比如为政的优缺点，一件事可为不可为，一个人的贤良还是不肖，都放言敢论，无所顾忌。另外，王鹗还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在弘扬儒道，奖掖后学，推荐人才，设置机构，严明法度，制定典章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使朝政面貌焕然一新。
“东寺晓钟”篆刻
愤然掷笔 屡进嘉言
朝廷中的谏官上奏说，宰相和执政官任非其人，忽必烈诏命儒臣廷议，谁人可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本是一个奸诈机巧，阿谀奉承之徒，想乘此机会窃取相位，臣僚中也有帮助他的人，众臣都知道此人不是宰相的适当人选，但都不敢说。王鹗见此情形，十分愤激，掷笔于地说：“我现在已到了衰老之年，无以报国，如果推举此人为宰相，我是不甘心做这个驴尾巴的。”说罢，振袖而起，阿合马想做宰相的如意算盘也就此落空。
至元五年春（1268年），王鹗的身体染有微疾，就向朝廷请求退休，世祖忽必烈诏命有关部门，每年给付俸禄，一直到其终老，朝廷遇有大事，则派遣大臣上门询问。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八月，王鹗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忽必烈听闻消息后，为之嗟叹而悲悼不已，并询问其临终之时有何言语。左右回答说，王鹗临终时嘱咐，不要用佛、道之徒为其治丧，更不要用冥钱。王鹗健康时，曾经说：“世俗之人都以病重时的言语作为遗嘱，那时正当人的神思昏乱之时，其言语不是可以听从的。”因此，他从七十岁以来，就手写遗嘱，每年一修改，预先作为告诫子嗣的纲纪，使他们在治理后事时有所遵守，比如不用佛老之徒、不用冥钱，就是他清醒时所留的遗嘱。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鲁忽孙、前中书左丞张文谦上奏说：“前金状元王鹗，是陛下当年作为藩王时的故旧，他屡进嘉言，善于谋划，对于国家多有裨益。今其虽亡，根据国家典礼，应该有所封谥。”元世祖忽必烈下诏，特赠谥号为“文康”。
王鹗性格乐观，平易近人，毫无城府，人品高尚,超越众人。尤爱交游，喜好施舍，家中藏有按照宫廷酿造法制成的美酒，遇有客到，必留就饮，谈笑终日，而气度不减。在翰林院十余年，但凡朝廷颁布的大诰命、大典册，都出于其手。王鹗虽然以文章闻名海内，但从来不谈文章之事，其为文章不事雕饰，他曾经对门生说：“分析文章，辨析文句，这是生员读经和追求功名的举子的主业，如果要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这就远远不够了。因此，研究学问，应当以穷究事理为先。”因此，王鹗获得了当时学者的一致称颂，都以其为师，且十分尊敬，如中书左丞阔阔子清、右三部尚书柴祯等人，都出于王鹗门下。
王鹗当年在藩王忽必烈府邸之时，曾经请求说：“大元天兵攻克蔡州后，金主自缢，奉御（官名）完颜绛山曾经将主上的遗体火焚后埋葬在汝水旁边。作为臣子，按照礼制，应当为旧日君王服丧，我请求去蔡州，安葬并祭祀旧君。”忽必烈为其大义所感动，答应了。到了汝阳，却发现墓葬之地早已为河水所淹没，寻找不到一点金哀宗亡故时的痕迹。王鹗就在附近摆设了牲品和美酒等祭品，撰成志哀文字，设立哀宗灵位，祭拜而哭。其悲恸之状，感动了蔡州之人，王鹗作为臣子的大节，于此可见一斑。
王鹗著有《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名为《应物集》。其膝下无子，就命女婿周铎的儿子周之纲继承其祭祀之事。周之纲，后来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王长华，男，汉族，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一家媒体。
题签：魏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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