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考古与枣庄遗址
“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说文解字》如是说——于是，有人认为，古时华夏的周边人（特指山东人）个子大，又善射，故将“大”与“弓”合在一起，称之为“夷”，并由此可见“夷人”是从游猎生活开始的。而山东大部素称“东夷人”的部落，抑或是远古的最原始的游猎民族生活的地方……
一部《东夷考古》（栾丰实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为我们揭开了山东（特别是枣庄地区）东夷人活动的面纱；即自沂源猿人始，后散居海岱，渐至江淮，并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址。
沂源猿人化石——史前时期东夷人的化身
1981年9月18日，沂源县图书馆文物普查小组的徐淑彬、杨雷等人，在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一处因修路发现的洞穴中，发现一件人类头盖骨化石残片和一些动物化石。同年11月，山东省文物局组织发掘队，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文琪主持，对该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同时，还清理了附近的两处堆积物，分别编号为第一、二、三地点。本次发掘新发现5枚猿人牙齿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1982年5—6月，山东省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合作，组成12人的考古队，再次进行发掘。发掘工作由吕遵谔先生主持，除进一步弄清地层堆积之外，还在第三地点发现2枚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随后，考古队对附近的4处洞穴进行了试掘，并在沂源县若干地点做短期野外考察。
沂源猿人化石的出土，是海岱地区第一次发现猿人化石，他将这一地区的人类历史提前了数万年之久。同时，鲁中山区石灰岩发育，洞穴众多，是远古人类理想的栖息生存之地，沂源猿人的发现，为在这一地区找到更多的古人类化石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地理位置上，沂源县位于北京、和县和营口三角地点的中心，沂源猿人的发现，为研究北京猿人、和县猿人和金牛山猿人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沂源动物群代表温暖湿润的气候，当时的自然景观为森林一草原类型。
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均出自红褐色—棕红色砂质粘土层中，可与华北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对比。沂源动物群的性质与华北周口店动物群十分相似，两者均有相同的种属，其时代也应相当。因此，沂源猿人的地质时代应属中更新世。
人类化石有出自第一地点的头骨残片一块，额骨眶上部两块；出自第一、三地点的牙齿七颗。
头盖骨残片包括大部分左右侧顶骨、小部分额骨和枕骨，可复原成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部分。
头骨骨壁较厚。前卤点处厚9毫米，接近北京猿人的上限值（7—10毫米），大于许家窑人10号顶骨（8.5毫米）和马坝人（7.0毫米）。左星点附近厚13毫米，和北京猿人头骨同一部位相近。
颅盖内骨面平滑，骨缝全部愈合，应代表一成年个体。
额骨比较低平，眉嵴上沟明显，近北京猿人而远于和县猿人。
眶上圆枕十分发育，厚度大，近眉间部的上缘略下弯，有左右相连的趋势。左侧眶上圆枕厚度接近猿人的平均厚度。
两块额骨眶上部分颜色不同，分属两个个体，其中一块（sy.y.002.2）和头盖骨残片属于同一个体。
牙齿共7颗，均为恒齿，分别为犬齿1颗、前臼齿4颗和臼齿2颗。据牙齿尺寸、形态、色质和咬合面的磨耗程度观察，全部牙齿至少代表两个成年个体。
沂源猿人的牙齿比较粗壮硕大，咬合面纹理复杂。前臼齿和臼齿齿冠的尺寸和北京猿人接近而大于智人。
前臼齿和上第一臼齿的宽度远大于长度，这在国内直立人化石中很少见。
全部牙齿石化程度很深。
病理学研究表明，全部牙齿都很健壮，没有发现龋齿和其他病灶的存在，其原因与少吃含淀粉食物有关。
总之，沂源猿人化石材料和北京猿人关系较为密切，其系统地位应和北京猿人相当，归属直立人（Homo erectus）。
此一发现，应视为东夷人最早的祖先，距今约五万年之久。
海岱文化及东夷集团
山东的自然景观，山以泰山（岱岳）为最雄伟，水以大海为最汪洋，故“海岱之区”为其代称。古人在试图把祖国地形作鸟瞰式的概括时常说：“使黄河若带，泰山若砺。”河山带砺，笃生斯民：大约三、四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原始人类的踪迹，如同升起了文明的曙光。
如是，海岱文化区即以泰山为中心，包括山东全省、河北东南部、豫东、皖北和苏北的广大区域，面积约20余万平方公里……
海岱文化谱系，先后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海岱文化系统最发达的时期是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开始的，具体表现为分布的区域扩大，对外影响所扩及的范围越来越远，而内部则高度发展，统一性不断加强。
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是东夷人，他们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范围当和这三个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差不多，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地区，但南部伸延到今江苏北部一带。古代的中原人称东方人为夷人。《说文解字》上说：“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于是，有人认为，那时的山东人个子大，又善射，故将大与弓合在一起，称之为夷。由此可见东夷人是以游猎生活开始的……
《辞源》释“夷”：“东方曰夷。言外国之在东方者。引伸为凡外国之称。”又释“夷狄”：“古时称四方边境未开化之民，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后世相沿，凡未开化之民，皆称曰夷狄。”
《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隅夷既略……莱夷作牧。”“海岱及淮惟徐州……淮夷蠙珠暨鱼”。“淮海惟扬州。鼓蠡既豬，阳鸟攸居……鸟夷卉服。”九州中的青州和徐州（今薛国故城），恰与海岱文化区相合。区内共有四种夷人，即“隅夷”、“莱夷”、“淮夷”和“鸟夷”。
《竹书纪年》记载甚详，如：
“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据此，《后汉书·东夷列传》有：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许多学者认为，海岱文化是与东夷集团的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已故唐兰先生曾提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民族的文化；刘敦愿先生则认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太昊氏、少昊氏的考古遗存，宁阳堡头一带的大汶口文化与有虞氏有关。因此，海岱文化系统是东夷族所创造的，迄今已有四万多年的历史。
以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为标志，我国已有四千余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海岱地区的文字始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即所谓“陶尊文字”。这些文字以图像为主，均刻于一种特殊的陶器——大口尊的外表，并且每件器物上一般只刻一个字。这些图像文字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000-4600年之间。这些“陶尊文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帝舜太昊部族所为，或即东夷人苍颉作书的历史踪迹。
鲁中南地区属汶河、泗河流域，鲁中山区向鲁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北至泰山，东到蒙山，南达陇海铁路沿线，西界运河和南四湖左近。
古史传说时期，即夏代之前，主要有三大集团，即以炎、黄二帝为主的华夏集团，以三苗、南蛮为主的苗蛮集团和以太昊、少昊及蚩尤为主的东夷集团。
东夷是古史传说时期甚为重要的一方。据记载，主要有太昊（皞）、少昊（皞）和蚩尤等为代表的部族。
太昊故墟在陈，即今之河南淮阳一带。其后人在周初被封于“任、宿、须句、颛臾”，均在现在的鲁西南地区。
少昊故墟在鲁，即今之山东曲阜一带。太昊与少昊的关系，或认为太昊在前，少昊在后，两者是先后关系；或认为两者并列，属同一集团内的两大支系。
东夷集团内另一重要部族是蚩尤，由《周书·麦尝篇》“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知，蚩尤亦属东夷系统，其地望在现在山东、河南和河北三省交界处。蚩尤曾率东夷族与黄帝族大战于涿鹿，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后世却以“战神”或“兵神”称之。
《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在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种大合鬼神的活动，就是举行神圣的部落联盟大会。
夏商周到汉唐时期，一直以中原地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在正统观念中，一般将居于中原地区的人们称为“华夏”或“中华”，而把居于四周地区的人们，分别称为“夷”、“蛮”、“戎”、“狄”。
上述记载还说明，有夏一代，夏王朝与夷人的交往甚为密切，也间接表明东夷族的势力之强大和地位之重要。这一时期海岱地区的龙山与岳石文化，是夏代前后的东夷族创造的文化。
此时，东夷集团的势力十分强盛，皋陶、伯益、后羿、寒浞等皆为夏初东夷部族的著名首领，在夷夏交争中均有所作为，是东夷集团的兴旺发达时期。
仲虺居薛，佐汤灭夏。对于海岱地区来说，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夷人文化则是土著文化。商代时期的海岱地区，由于商文化的东渐，夷、商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
《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意为上天命令玄鸟（燕子），降临人间，生产商的始祖契，安居于广袤的殷地，是以鸟为图腾崇拜的东夷人的后代。“契曾都于蕃（今滕州）。契的孙子相土，东逾泗水，在泰山脚下建立东都，并向东方扩展。《诗经·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即指相土乘夏朝适逢‘太康失国’，对东方无控制，于是将商人的势力一直推进到渤海边，甚至同‘海外’发生了联系。”
周武王灭纣，挥师进入朝歌，标志着商王朝的覆灭，从而将商王朝统治的区域归入周的版图。周武王进入朝歌之后，竟未再向其他区域进军，而是先安置殷遗民，旋即分封诸先圣王之后和有功之臣，即“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如是，海岱地区的鲁中南和苏北，原属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此时即尽为周王朝所有。
在随后数年，由周公和成王发动的大规模东征，沉重地打击了东夷（包括淮夷在内）的势力，使齐鲁得以巩固下来。在西周时期，仅山东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国家就有三四十个之多，其中除了齐、鲁、滕等由周王朝分封而来之外，其余多为土著东夷古国，薛、莱、莒、纪、郯等是其较大者。
新石器时期枣庄地区东夷人遗址
笔者认为，但凡聚居在以今天的山东地区为主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土著居民，均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如《后汉书·东夷传》所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周礼·夏官·职方氏》亦云：“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礼记·五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国语·鲁语》：“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韦昭注：“九夷，东夷之国也。”上述记载，无不说明夷人都是居住在东方（东部）沿海一带，史称“东夷”。《后汉书·东夷传》又云：“今东夷率皆土著。”就是说，东夷人就是聚居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土著居民。
鲁中南地区主要包括汶、泗河流域。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是北辛文化遗址，而夏商文化遗存，只有少数遗址可以早到二里冈上层时期，如泗水尹家城、薛城奚邑、滕州薛国故城和邹城南关砖瓦窑厂等。绝大多数属于晚商时期，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济宁潘庙、邹城南关、滕州前掌大和薛城沙沟等。至于墓地的族系，应与薛国的统治集团相联系。“在商朝某个阶段奄人以前掌大为中心而统领其国”。可以这样说，但凡反映着四、五千年前后（新石器时期）原始部落生活过的遗迹，皆为东夷人文化遗址。枣庄地区计有十多处——
北辛遗址是1964年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县（今滕州市）文化馆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发现的。他是沂源人的延续，也是东夷人的化身。
遗址座落在滕州市东南距市区约35公里的古薛河旁的高地上，隶属于官桥镇的北辛村，故称之为“北辛遗址”。其年代距今7300年，是迄今为止我国东部沿海、黄淮水域所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最早的遗址，故而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在其东、中、西三个区域内共揭露2300余平方米，清理了一批灰坑、窖穴、居住遗址和少许墓葬。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有磨盘、磨棒、铲、刀等，还有以鹿角做成的挖掘器，以蚌壳磨成的穿孔镰刀。其中石铲居多，多呈长方形、长梯形、舌形等，器形较大，通体磨光，制作比较精制。磨盘多呈三角形，矮足的磨盘甚为罕见。
在一些窖穴的底部，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颗粒。这些炭化了的“谷子”，是目前我国北方已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之一，这说明农业生产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它为研究我国农业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遗址中出土制作规整而又十分锋利的骨箭簇、弹丸、渔标、陶网坠，以及数量相当多的动物遗骸，土坑底部尚残存着坚硬的腐蚀质层，并发现了动物的粪便，被认为是饲养过动物的场所。两个完整的猪头骨经鉴定为“家猪型”成年猪。
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使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编织，缝制穿着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这里已由身披兽皮、腰围树叶的时代进入了穿衣阶段。各种形状的磨石、骨锥、骨匕和骨簪等实物的发现则说明了加工骨器的一些实际情况。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出土的陶制器皿类较简调，采用模制和手制相结合成型，火候一般尚不高，纹饰古朴，独具一格，并发现了施有单彩的“红顶缽”，为此后东方彩陶的出现寻到了渊始。另外，在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两个形状相似的刻划“符号”，酷似鸟类的“足迹”，有人称它为“陶文”。在原始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被文字学家誉为“文字的起源”，“文明的曙光”。
北辛遗址发现的瓮棺葬，用相对的陶制深腹圆底罐为葬具，将夭折的婴儿置于陶葬具内，掩埋在居住的附近，以表示对死者的爱抚和惋惜。陶葬具的一端凿一小孔，其意是让孩子的 “灵魂”可自由出入，看来这种古老的埋葬习俗至少已有六七千年历史了。
在枣庄市区偏西南约30多公里处的峄城区阴平镇北，由众山环抱着一个小盆地。这个盆地的北边是文峰山（又名尖山子、刺天峰）、铁脚山、茅山、黄山，崇岗峻岭，嵯峨壮观；东边是范山、蝎子山迤逦起伏；南边有架子山、南山、四山子拱卫。小盆地内田庐错落，绿野漾波。马泉河从北部山涧涌出，宛如一条飘带穿过绿野，汇入南边的阴平河。在这个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藏匿着一颗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六千多年的明珠，这就是红土埠遗址。199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土埠遗址位于阴平镇刘庄村南约200米处，分布在马泉河东岸的二层台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00米，整个地形南高北低。由于山水常年冲刷，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沟将遗址分割为两部分。
红土埠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遗址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延续时间长，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重要古遗址。耕土层下是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土。由于这个缘故，当地群众为这个古老的土台取名叫“红土埠”，考古工作者便采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将这处台型遗址命名为“红土埠遗址”。
耕土层之下便是文化层，夹杂有商周和龙山文化的陶片，有灰陶、褐陶和黑陶，可以辨认出的陶器种类有豆、鬲、罐、鼎等。比较常见的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和鸟喙式鼎足。再深入是大汶口文化的遗物，主要是红陶碎片。黑衣陶和灰陶不很多，偶尔可采集到红陶鼎足。在木炭灰烬中夹杂着一些古代动物的骨骼。灰土中夹杂着不少陶片，可以分辨出的陶器有白陶尊、大口尊等。经过简单清理，出土了完整的红陶觚形杯、豆形器和灰陶器盖。灰土中还出土了一束保存完好的骨锥，共计29支。在遗址东北部和东部，暴露出一些人的骨架，表明这一带应是氏族公共墓地。
在遗址还采集到不少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石器，有铲、斧、锛、镰、砺石、磨棒、磨球等。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人类已由采集野生植物发展到人工种植农作物。
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驻地东北约300多米处。1981年春由枣庄市文物普查队发现。整个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像这样大的遗址， 在枣庄境内十分少见。
遗址东南角有一个深约1.5米的断层，上层厚约40厘米，包含有砾石、沙粒和粘土，夹杂少量碎陶片。第二层厚约1米，灰黑土较为坚硬，包含有蚌壳和少量夹砂红陶片，采集到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标本和圆锥状夹砂红陶鼎足。第三层为沙层。在遗址东部田野中发现许多大汶口文化红陶片和石器。根据一眼水井井壁观察，最上层厚约30厘米为扰乱层，灰黄土中夹有近现代陶瓷片和大汶口文化陶片。第二层厚约1.5米，土质灰黑，为大汶口文化堆积，文化层中夹有大汶口文化鼎足和红陶残片。
在遗址的西半部村民牛栏内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的成年墓葬一座，墓口已经破坏。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黑陶高柄杯、黑陶罐、白陶罐、黑陶镂孔杯、黑陶筒形杯等。
考古调查时在遗址还采集到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标本。石器有斧、锛、铲等，均是磨制，采用钻孔技术。石锛肩部有段，制作相当精致，刃部锋利。陶器有黑陶盆形鼎、折腹罐、灰陶深腹盆、鼓腹罐、黑陶器盖、黑陶盉、背水壶等。铜器有铜矛、菱形銎，脊部突起，十分锋利。
从遗址分布面积如此广大推断，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这里便分布着一个原始部落或几个氏族，他们有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墓葬区。居住在此处的史前居民，属于东夷部族的一个支系。五千多年前，他们凭借着坚忍不拔的精神，不畏严寒酷暑，不畏毒虫猛兽，开拓了这块肥沃的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夏商周时期枣庄地区东夷人遗址
二疏城遗址是一处面积很大的台型遗址，位于枣庄市东南峄城区峨山镇的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约160米。土台高约3米。
1974年，省市文物部门多次派人来这里进行考古调查，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进一步证实了二疏城的下层堆积形成于新石器时代。
早在二疏生前二千多年，原始社会晚期的先民们就在这里过起了定居生活，此后，商周时期的先民们又在这里披荆斩棘，开拓着这块古老的土地。遗址西侧的萝藤河，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河流，自北向南沿河两岸的平野上耸立着不少土丘，人们称之为“一溜十八埠”。考古部门经过实地调查，证明这些丘埠大都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是当时人类活动留下的聚落点。
商代堆积之下是龙山文化堆积，地层中包含许多磨光黑陶片，可辨认器形，有陶鼎、陶盆、陶罐、陶豆、陶鬶，并伴有蚌壳和螺壳。遗址北部龙山文化层中有大量灰土堆积，灰土中夹杂着许多黑陶鬼脸式鼎足、器底、器口沿、器把和兽骨等。在台基根部往下深掘1米，仍然为灰土堆积，夹杂一些大汶口晚期陶片。据此可知，早在龙山文化之前，此处就有原始居民定居。在遗址北部龙山文化堆积中，还发现一件磨光黑陶罐，罐内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粟类作物。这说明人类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从事谷物的栽培，由采集经济进入了农业经济。遗址的东部暴露了一些白灰遗迹，这是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面。当时人类已由穴居转入半穴居，即在地面挖掘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土坑，在地面上搭起窝棚状建筑，坑内竖起木柱，支撑圆锥状或坡状屋顶，房屋墙壁扎排树枝或植物秸杆，外面再涂抹泥土。屋内陆面铺以泥土，经过夯实，再进行烘烤，然后再铺以白灰，起到防潮作用。屋内建有火塘，以供人们炊煮食物和取暖。二疏城遗址暴露的白灰面，为研究原始社会晚期人类的居住建筑提供了重要依据。
晒米城遗址位于枣庄市区南部约30公里的台儿庄区泥沟镇马庄。晒米城的来历与一个民间传说有关。南北朝时的梁朝，其开基皇帝梁武帝萧衍，他的故里在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峄县在东晋以后为兰陵郡治所在，萧衍故里应在今枣庄市东南）。有一次，他率领运粮船路经此地，不慎船翻粮倾，数千袋粮食全部掉入土台东边的河水中，梁武帝便令军士将粮袋打捞出来，运至河岸西的土台上晾晒，后人便将此台唤为“梁王晒米台”，又称作“晒米城”。
晒米城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残存的晒米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哑铃形，长90米，宽80米，总面积约7200平方米。地层堆积高约4—6米不等。1974年，省、市文物考古部门多次对遗址进行考察，共采集各类标本四百余件。第三层为龙山文化堆积，灰土中夹杂着大量蚌壳、河螺壳以及残碎石器和磨光黑陶片。陶器碎片中可辨认的器物种类有鬼脸式鼎足、鼎口沿、盆口沿、罐把手、豆柄等。从遗址采集到的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遗物可分为陶器、石器、骨器三大类。陶器以黑陶为主，陶土经过严格淘洗，火候较高，通体磨光发亮，常见纹饰有竹节状纹、弦纹。器形一般较大，造型美观，具有研究和观赏价值，堪为古代陶器中上乘之作。遗址还发现蛋壳黑陶杯残片，这种陶杯质地极薄，只有一毫米厚，烧制十分不易，说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原始居民就已掌握了精湛的制陶技术。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锤、石刀等生产工具，均采用磨制技术。原始人就凭借这些简单的工具砍伐树木、割剥兽肉，顽强地生存下来。骨器主要有骨镞，是原始狩猎武器。兽骨角柄，其作用是装配于石器上充当手柄，便于生产时操作。
根据地下遗存及有关史料证实，古薛国是由原始社会的东夷部落演变而来，亦即薛部落（或称奚部落、任部落），其面积之大，曾北依泰岱，南到江淮，东至大海，西临沛泗，它是东夷族的一个强大的原始部落。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北辛文化的延续，亦即北辛人（只是没有留下名字）后裔的窝巢。这个部落在没有“国”这个名字时，也曾称为“薛方”或“徐方”。薛国的始称是在大禹治理洪水成功之后，因大禹治水得力于薛部落奚仲造的车和奚仲之父番禺造的舟船。大禹定十二州之后，很重用薛部落的奚仲，所以，大禹让位于儿子启。夏代开始，将任部落的奚仲封为“车正”、“车服大夫”，并兼任薛国的国君而世袭。到了夏代十六世桀时，成汤说服了薛国的国君奚仲的十二世孙仲虺合力反夏，在薛国的大力协助下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因“仲虺作诰”对商代的建立和兴盛有功，被封为商汤左相，并有至高无上的“神权”，所以仲虺及其后裔，世袭朝中大臣和薛国的国君。
奚仲最初的封邑即薛国的都城，就在今薛城北五公里处的奚公山下的奚村，古奚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鼎腿、鬲足、罐、壶、豆盘、捻珠、骨针、石斧、石铲、红木段以及大量的灰土坑等。
《微山县志》说：“欢城古为邳城邑，夏禹封车正奚仲于薛（今薛城奚村），商灭夏后，仲虺为左相，封于薛，西迁都城三十里于邳城邑（今微山欢城）……欢城有晚商遗址，位于欢城镇驻地，面积300万平方米，有2—3个文化层，遗址文化内涵丰富，镇政府院内发现城的痕迹。”“殷，也是东夷之人。由此可知，以奚仲为首的薛侯，也和他的四邻一样，同为东夷的苗裔”（张知寒《古薛史琐议》）。
古时以（泗河）水流而南为下，反之为上，故称南邳州为下邳，位于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唐《元和郡县志》说：“下邳县，本夏时邳国，后属薛，《左传》：‘薛之皇祖奚仲迁于邳是也’。”可见古上邳、下邳皆属薛地，亦即东夷人的家园。
作者：李 鏖 孙玉石 周超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录入有删改。原文刊登在《孔子文化》第五期 微游枣庄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