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与莲花 | 安静的摄影与散文

安静，甘肃陇西人，文学硕士。有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文学评论发表于《星星》、《诗选刊》、《天津日报》、《中国诗歌》、《华夏散文》、《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文汇周刊》、《当代小说》、《爱人》、《天津文学》、《黄河诗报》等刊物，有作品入选《2010年中国诗歌精选》、《天津现当代诗选》。

安静摄影作品

敦煌：尘埃与莲花

文| 安静

火车穿过数片早春时分的旷野，穿过野山沟无人的蜿蜒山道，穿过杏花花苞鼓胀的早春三月，我得以站在当年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重镇——敦煌。两日后的大沙尘暴还没来，我跟所有对沙尘一无所知的众生一道在清透明亮的赤黄土地上悠闲游晃。

火车站离市区颇远，城郊专线大巴沿着一条土黄色戈壁上的柏油马路疾驰，沿途的土地上排列着高耸的白杨树，其他一些景致诸如：低矮整齐的葡萄园，贴着红对联的民房院落，道路交叉口上立着一组墨色的飞天雕塑，荒漠上缓慢行驶的骆驼群……在穿过木质的敦煌古牌坊后，进入了如今纷乱嘈杂的敦煌城。市区一条来自于祁连山冰川的河流——党河——其水流极其湍急，在狭窄的河道里翻卷着白色浪花，发出低沉的湍急的水流声，这许是来自冰川上的河流在沙漠城市中惯于激发出的声响。河流穿城而过，与它的流向相垂直的二十里之外，是近两千年前的敦煌莫高窟——那座建造于尘埃与沙砾之上的佛国世界，那些千年百年里的日趋苍旧的风雨历史，以及那些被捆绑于耻辱柱上的人的过往……

如果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那莫高窟该算是敦煌数千年来所有的信仰寄托。穿越了几千里几万里广袤的土地远道而来的人们，总要在这个内陆城市里去探寻佛国的秘境。我也在这一年的三月末尾，出城二十里，绕过片片荒原和沙漠，站在三危山下，水流细小的大泉河从狭窄的河道中蜿蜒，赤黄色的鸣沙山与太阳一色。道路两旁遍布高大粗壮的白杨树，遮掩着崖壁上由水泥砌成的大小洞窟。莫高窟的入口处有木质门楼牌坊，沿着牌坊的两边延展着坚实的围栏，整个莫高窟如今有严密的安保措施，不经允许没有人能擅自进入这片圣境。这一切让人觉得恍惚，数百年前这里的藏经洞被发现，自此被人掏出一道道伤口，而站在围栏防御外那一刻的失真感在于：脚下的土地上，交错着几百年几千年前人的足迹，面前的封闭的洞窟上，曾经如蜂巢一样裸露并接受风雨，而藏经洞经卷在百年前被偶然发现后，一队队从万里之外赶来的探险者甚至流民败兵都曾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几十年后，藏经洞经卷流失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事实——日益伤害一个“大国”自尊心，当它已成为所有过往的历史余灰，诸多人还试图寻找一个牺牲品，用来承担大国曾经的所有过失。

暂且放下那佛国世界璀璨的艺术魅力不说，先说说那个被葬于莫高窟大泉河东岸沙滩上的王道士。他本命王圆箓，曾经当过清兵，后来做了道士，走到敦煌看到多年废弃无人看管的莫高窟，一种使命感使其成为莫高窟的管理者。在发现藏经洞之后的七年，他多次上报官府甚至写信给慈禧，希望藏经洞能引起重视，多年来无人回应。七年后，一批批外国探险者来到敦煌，用少量的钱财用多种方式得到莫高窟诸多精品。从此，王道士被牢牢缚上耻辱柱。多年前余秋雨在莫高窟游览时散步至道士塔，引发出一曲以“我恨！我好恨！”为主题的爱憎分明的《道士塔》，王道士便是一如所料地又一次从头到尾地被抨击，那段他偶然发现并售卖莫高窟藏经的历史，再度被满怀深情的悲痛抒情式叙述给演绎了一遍。

2010年有一部关于敦煌的长达450分钟的著名纪录片《敦煌》，其第一集讲述的是《探险者来了》，毫无例外，王道士又一次以历史罪人的面貌出现，被暴晒在众多观众面前。片中刻意找演员演绎了历史镜头，譬如在莫高窟前的高地上站立的英国探险者斯坦因，他颈上束着一条黄褐色围巾，大风里围巾划着唯美的曲线飘荡着，为求更高的历史逼真度，片子中配上了数段模仿斯坦因生涩汉语腔调的配音，在讲到他对王道士的印象时引用了斯坦因的考古专著《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中的两句话，分别是：“他看上去是一个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以及“一见面我便清楚地意识到此人并不好对付”。事实上斯坦因在他的书中详细地描述过他跟王道士的接触的全过程而非这样的只言片语，他还数次提到他那“热心的中文秘书蒋师爷”，对于“蒋师爷”这个曾经教斯坦因说中文并且帮助他打点中国官府各路环节甚至从王道士手中骗取经书的中国人，余秋雨和《敦煌》纪录片中只字未提。百科资料中显示，他原名蒋孝琬，清光绪时在新疆的县、州衙门里任师爷，俗称“蒋师爷”，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之后，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将其介绍给斯坦因，他与斯坦因一起奔赴敦煌，不仅教斯坦因中文还协助他疏通各方关系，并协助斯坦因从王道士处成功骗取近6000卷藏经洞经卷。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经过新疆，蒋师爷因为生病没能跟随，两年后（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得到570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师爷再次为其整理。他熟悉中国官场的一切法则，善于跟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应该说斯坦因得以成功拿到经卷跟他的帮助有莫大的关系。而在上述文学和影视资料中对他刻意隐藏的原因，我在猜测是否他相比较王道士来说没有历史批判的典型性，还是因为他是政府官员的一员而被隐藏，总之他被隐藏了，只是斯坦因反复用“热心”、“忠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个清末时充满“智慧”的师爷。敦煌莫高窟外的纪念馆中，此人的相片被悬挂在墙壁上，游人更关注那个在阳光里满面笑容的王道士以及诸多探险者，往往忽略这个坐在一条木椅上的旧式中国师爷。

如果说蒋师爷是作为斯坦因的得力助手在斯坦因的记录中得以辅助性地出现，那么跟王道士之间的这段历史则是斯坦因在他的文章中花了大量篇幅所要陈述的。斯坦因在书中先讲到他于1907年5月中旬探访千佛洞，恰逢王道士去化缘外出，在等待王道士的期间敦煌的民众在莫高窟有成千上万虔诚的民众在烧香拜佛，所以他警醒自己小心行事，以免激起当地民众的愤怒，为自己带来危险。五月中下旬，他终于见到了看似狡猾机警却对与神有关的事情充满畏惧的王道士，他甚至写道：“王道士用化缘筹集的资金重新装修佛像和洞窟的成效虽然极为粗劣，但是一个社会地位卑贱的道士能够全身心投入宗教，极力重新真心宗教庙宇的已有成绩，还是让我压力重重，就我在千佛洞所见所闻而言，可以知道王道士几年来多方募化，辛苦得来的金钱全部都永在上面提及的事情上了，他个人与他两位徒弟几乎从来不曾胡乱消费过一文钱。”王道士也并非在见到斯坦因一行时就将藏经洞打开并换取金钱，斯坦因说王道士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碍他接触藏经洞宝藏的行为，他经过了长时间的斗争，而在他的蒋师爷的全力周旋和帮助下，他们终于找到了王道士最薄弱的一个要害——对唐僧玄奘的敬奉。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崇敬玄奘法师，并且沿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来到敦煌朝圣，而这，极大程度地感动了王道士。后来经过反复试探与收买，王道士终于同意接受斯坦因的捐款用于修缮莫高窟，并且将一部分古代写本卷子交予斯坦因的助手蒋师爷。“忠实”的蒋师爷不仅答应王道士这些事情仅限于他们三个人知道，而且此后只能由蒋师爷搬运藏经洞的东西，“不辞辛苦”地搬运了七个夜晚之后，他们不得不开始用车辆来运送。在与王师爷反复周旋后，斯坦因收获颇丰，他总共运走了24只大箱子和装满了绢画、绣画和其他精美艺术物品的五个大箱子，运回英国后将它们安置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王道士用斯坦因给的一大笔捐款修建了莫高窟前面的寺庙和香客的住宅。七年后——1914年斯坦因再次回到敦煌，再次拿到了满满五大箱600多卷中文卷子。

除了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美国华尔纳、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都来过敦煌（具体年代、取得经卷的数目见结尾附表），用各种手段从王道士手中拿到了宝藏。其中1908年来敦煌的法国汉语学家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滞留了三个月，挑选了最有价值了6000多卷作品，1924年美国华尔纳到来时，藏经洞中已空空如也，他在得到王道士同意之后，用粗暴简单的方式，拿胶水贴走26块壁画，抱走一尊佛像，现如今存放于哈佛大学博物馆中，我在莫高窟的清晨进入过这间被盗取佛像的洞窟，佛国群像中，佛陀在中央，弟子们依次往外呈半圆形排列，弟子阿难和迦叶合十站在两旁，挨着他们是两尊立佛，最靠近观者的是半跪供养菩萨，左侧的一尊只在地面上留下一个灰色的圆形土印，这便是被斯坦因撬走的唐代彩塑供养菩萨像所在的位置，当年他从王道士的手中以70两银子的价格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王道士在1900年的某一天清晨清理佛堂发现藏经洞之后，曾向敦煌的各级官员反映过这件事情，官员们并没有一个人管理此事，据说当时有位官员在看到王圆箓呈上的经书时，只说抄经的书法写的没他写的好，绝望的王圆箓甚至想到了给慈禧写信，自然是没有得到回音，7年里中国官员对藏经洞无人问津，7年后从不远万里而来的探险者们，一批批带走经卷，并妥善保存在各地博物馆，而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结果。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精通汉文，他在将经卷运往法国经过北京时，在北京将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部分文物，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而一些当时的官员，在得知藏经洞的经书价值之后，千方百计将其窃为己有，直到1910年，北平图书馆成立，清政府决定将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据说政府派出的车队只是将经书用破席子包裹，沿途运送过程中造成经卷再一度大量流失，每到一处都会被各地官员私自扣押，能运送到北京的是其中的极少数（在斯坦因的专著P222-P223中对其也有详细描述）。

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和王道士的真实历史，除了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极大愤慨的主观式叙述之外，这些外来的探险者们在其各自的探险记录中都有明确的记录，在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斯坦因专著中，其《穿越塔克拉玛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以及《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中不仅有详尽的对敦煌的地理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也包括上文已经描述过的他与王道士的详细接触，当然也写了他对于中国官员的映像，如在1907年第一次得到藏经洞经书之后，他对敦煌城做了短暂的造访，他的原文如此：“6月13日，我对敦煌城作了短暂的造访，以感谢当地的中国官员，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又好帮助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后，带着在12个洞窟里搜集的并经过仔细包装好的写卷和艺术品，我离开了千佛洞，向着敦煌东边的安西出发了”，而他的另外一篇游记《从罗布沙漠到敦煌》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尽管从甘肃另一个地区刚来不久的本县有学者气的县长汪大老爷，和他的军队同仁即当地军队长官林达彦，开始对我的工作很有好地表示出兴趣，而后来对我很关照，对我帮助也很大，但我它们对我渴望考察的沙漠一无所知。”如此看来，除了他详细描绘过的与忠诚的蒋师爷一起用计谋和欺骗从王道士手中得到经卷之外，中国的官员对其行为带着一定程度上的默许和帮助。这些真相也在余秋雨的文字和《敦煌》系列纪录片中被隐藏。

如果说这些都是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以来的莫高窟的不幸命运，更令人骇然的是此后的莫高窟依旧没能摆脱厄运。我从莫高窟的博物馆中看到，在1920年左右，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打了败仗的白俄士兵曾经涌入中国西北，为了避免他们引发更多的战乱，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将其驱逐至莫高窟，将莫高窟作为他们的临时监狱来囚禁那一批白俄士兵，也是在此时，白俄士兵们对莫高窟进行了更为可怕的损坏，为了做饭不惜拆掉洞窟中的木门木窗。我从博物馆看到其中几张老照片，一群俄罗斯士兵站在莫高窟前，歪歪斜斜地站着，身后是裸露的莫高窟九层楼和蜂窝状的小洞窟，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残破至极的洞窟内景，角落里是一口供他们吃饭的黑锅，如果真按照历史中所讲，那口锅下的木柴应该正是从莫高窟中拆卸得来的，甚至连部分佛像塑像骨架中用以支撑的木架也成为他们架锅吃饭的木柴。

这还不是终结。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等人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他发现部分壁画是双层结构，于是曾剥离了部分壁画，使得底层的年代更为久远的壁画得以暴露出来，此举至今被人当做是非评论着……不要忘了上个世纪还有另外一场浩劫。在那次举国上下都在斗争与革命的浩劫中，莫高窟也差一点成为革命与红卫兵的战利品，经过周恩来的特别关照，来自酒泉玉门和兰州的两支红卫兵队伍放过了莫高窟。当我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站在莫高窟之外跟一位老保安聊天时得知，也是当年的浩劫中，红卫兵们曾经从当地搜寻到一些出自藏经洞的经卷，其下落可想而知，而月牙泉旁边的一些明清老建筑老庙宇则没有那么幸运，悉数化成鸣沙山上的尘埃了。另外，在那场浩劫中，中国的一大批敦煌文化保护者得到过诸多不公平待遇，例如常书鸿、段文杰甚至当时参与莫高窟壁画临摹的高尔泰等人，他们这一时期的个人履历也被悄悄抹掉了。

自从莫高窟第一窟在公元399年被僧人乐僔开凿出来之后，鸣沙山东麓的这一段崖壁便逐渐演化成为佛教信仰的承载地。至今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先不说风沙侵蚀、流沙掩埋、渗水漏水等等方面自然因素的侵蚀，不可避免的人为损害是全世界遗址都会面临的普遍命运，然而这所有的历史都不足以替王道士开脱。而对于莫高窟，无论前代的破坏者们是否有能被证明的劣迹，国人在一提到莫高窟时，总是不加思索地将王道士作为头号罪人进行抨击谩骂，在大量的历史资料的证明下，与其说他是作为当时莫高窟的掌管人而背上送走经书的骂名，不如说他是在为整个风雨飘摇的大清时的凋敝、民国时的无暇顾及、以及近代的日益膨胀的民族自尊心而做了挡箭牌。敦煌经卷流失外国，对如今日益强大的大国来说，更多的是刺痛着大国的自尊心，而这个自尊心必然要找一个发泄口，很不幸，王圆箓成为历史耻辱柱上的牺牲者，他的罪名带着必然性同时也充满偶然性。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想象，若是没有外国探险家们将藏经洞经卷不远万里地运送到自己的国家并且妥善保护，如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究竟能留下多少可供我们自豪的经卷。例子正如1910年时清政府用一卷卷破席卷走剩下的经书时，却造成大部分经书被遗失的后果。四年后斯坦因再次回到藏经洞，王道士不无痛心地说起他曾后悔，没有大着胆子将所有的经卷交予斯坦因，使其能得到妥善保存。对于他这样的言语，没有必要再像某些文人叙述的那样抨击他是因为清政府强行拿走经卷而没给他钱币这样的原因了，十多年前他在寻找各地官员并且上书慈禧时，想必他也还没想着是为了得到钱币和奖赏才去上书汇报。自然也不说他此言的立意是因为知道外国人们会更好地保存经书而不是被强行送入京城，他更多心疼的恐怕只是因为那一席破席，他能想到破席之下经卷的部分命运。然而对他自己的命运，也一如藏经洞那般凋敝……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损失诸多经卷壁画甚至雕塑之后，王道士已经臭名昭著，在敦煌当地只能装疯卖傻地活着，1931年去世。他的徒弟为他在莫高窟前做了一尊塔，如今依旧挺立在莫高窟前的空地上。他的存在是偶然也是必然，一如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与遗失，融合了一切偶然与必然因素。佛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讲一切存在都是暂时的，而一切存在也是各种条件和因缘和合而成的，王道士虽为道士，佛法所要讲述的一切法则，在他与莫高窟的命运上确乎一次次地被印证着。

我在那段历史过了近百年之后站在那土地上，正是午后，初春时高大的白杨树上坠落了一地如毛虫般的花絮，莫高窟坐东朝西，清晨时被映在一层层阴影之中，我们分批被景区内配置的导游带入不同的洞窟之中。如今的莫高窟洞窟都被修建成房屋状，从南至北有贯通的四层栈道，南北全长1680米，南部的洞窟大多用来礼佛，北部较小的洞窟则是当年僧侣的生活区。总共735个洞窟，我们只能被允许进入有限的几个洞窟之中，导游会带领小队游览十六国到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总共大约一个小时的游历时间，导游每拧开一扇咯吱作响的木门，将游客带入千年百年前的洞窟中，那些已经在时光的洗濯之中变色氧化的壁画、彩塑就呈现出来，导游手中的冷光手电筒照射在墙壁上，可以最小程度地减少光亮对壁画的损害，锥形的淡蓝色灯束里尘埃飞扬，佛陀观音彩塑低眉垂眼，对视时有在所有佛堂里感受过的那种谦卑怜爱。

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能草草地走十几个洞窟，这些集中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的洞窟，从最大的按照武则天而塑的大像窟，到栈道边壁上从窗缝中可见的裸露着麦麸木头等内部构造的小力士像，无一不让人觉得跟那些历史在一次次地擦肩着，空气、尘埃、阳光、被反复稀释的水分、氧气、洞壁中的药水，甚至白杨中飘弥的花粉，都在与莫高窟的每一处存在共处着，再远一点，几百米外汩汩作响的蜿蜒的大泉河，对岸上赤黄色的鸣沙山砂石，还有一道被称作三危山的黑色的低矮山脉，以及沙砾中折射出的黄，洞窟崖壁下葱茏的绿色植物，九层塔上高翘的檐廊和精美的斗拱……诸如此类的一切可以无限次穿梭历史的静物，可以让人数次于想象中在历史长河中洄游，无论是王道士的悲喜还是被葬在山岗上的敦煌研究者的骨殖，一切在那个午后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下午的太阳渐渐西移，光芒在每一个白日里降临，再次碾压在千年的壁崖之上，任何一粒灰土里都有佛陀，混同洞窟中无数艳丽的莲花，混同方形地砖上镌刻着的莲花花瓣，灰尘-莲花-佛陀-历史-灰尘搅在一个漩涡中，使得我所有对其试图进行的更为详尽的描述都在转瞬间失去意义。

我后来反复比对着一些老照片，那些曾经如同蜂巢一样密布的暗色洞窟，总在黑白的影像资料里呈现出苍凉的样子，如今气势恢宏的九层楼下的巨佛，曾经也有一大部分被裸露着，被日夜的光线和星空打磨，而在大泉河岸上，一直遍布着茂密的树木，那带着弧度的鸣沙山崖壁，总是现出凋敝的往昔面目。当然还有站在洞窟前的光亮里的王道士，以及其他外来者，他们纷纷留影，用以刻写这数百年来莫高窟的苍茫与寂静，荒诞与救赎之路。

在同批进入莫高窟的游人纷纷走出莫高窟之后，我又独自在栈道上上下来回逡巡，还能看到部分被裸露在洞窟之外的壁画，有些在黑色的底子上画着线描的浅色佛像，有些则在栈道转弯的旮旯里，描画着彩绘的小佛像，与它一起存在在视线中的还有墙面上斑驳的细小麦衣，它们在彰显著这个佛国的某一部分构造——本来自于尘土，归于尘土。

独自在一隅坐了数个时辰之后，绕过莫高窟门口的道士塔，纪念馆，博物馆，沿着大泉河河岸，过了桥，往沙漠上一直走，沙漠地面上只有一些还未曾被风沙磨平的足迹，足迹停止的地方，一些尖耸的塔状建筑矗立在荒漠上，对面是暗色的三危山，回头远观莫高窟，似乎与此前所见的山脉并无二致，都是赤黄的一片天地间的尘土。两天后，敦煌这座城市弥漫起漫天的沙尘暴，是初春的第一场沙尘，那些来自鸣沙山或者更远的沙漠上的细小沙土，随风飘荡。沙洲市场和敦煌夜市上，摇曳着模仿当年盛极之时的红灯笼，也被忽如其来的风沙笼罩，闪烁并摇晃，在地上投下混乱的光影。再远一点，莫高窟封门谢客，鸣沙山恐怕处处已是流沙，黄土一点点地侵吞着月牙泉，所以也暂停营业。可以想象更远一点黄沙中的雅丹魔鬼城、阳关玉门关之外，层层风沙从平地上卷起，淹没所有看似长久的光辉，也淹没任何历史中的人类沟壑。城市中的人们掩面在风沙中疾驰，所有被裸露之物，都在看似柔软却坚硬的风沙中悄悄地变得苍旧。

在那场初春连绵不绝的风沙里，似乎藏匿着一个巨大的隐喻——对于昨日过往的一切悲喜，我们必须坦然，接受今日所有的漫天尘埃。

部分注释与参考书目

1、[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第2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原文：“5月中下旬，当我再一次来到千佛洞时，王道士已经那里等待我的到来。他看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王道士并不知道他所保管的东西的价值，但对于与神相关的事情充满了畏惧，一见面我便清楚地意识到此人并不好对付。由于我急于看到的那所密室狭小的入口已经被砖墙砌断，因而要想很快接近那间满是藏书的房间绝非易事。我那热心的中文秘书蒋师爷也对我谈及王道士之流的通常特性，更加让我感到与王道士打交道的难度，对于能否在千佛洞有所收获心中越发没有把握。”

2.[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第2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原文：“当我用那极为蹩脚和有限的汉语向王道士叙说：我是如何崇敬玄奘法师，以及我是如何沿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崇山峻岭和沙漠死海来到敦煌朝圣的经历，他竟然明显地被我感动。”

3.[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第22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原文：“当天半夜时分，忠实的蒋师爷抱着一大捆古代写本卷子来到我的帐篷。这就是那些我们辛苦挑选出来的精品文物。我高兴极了。蒋师爷答应王道士，只要我们在中国一日，就不会把这些发现物的来历告诉任何人。也就是说，这件事仅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于是约定，此后单独由蒋师爷一人负责搬运藏经洞内的东西。就这样，蒋师爷不辞辛苦地连续搬运了七个夜晚。每次得到的东西都在增多，后来不得不开始用车辆来运送。”

4.[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第6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原文：“尽管从甘肃另一个地区刚来不久的本县有学者气的县长汪大老爷，和他的军队同仁即当地军队长官林达彦，开始对我的工作很有好地表示出兴趣，而后来对我很关照，对我帮助也很大，但我它们对我渴望考察的沙漠一无所知。”

参考书目：

1.[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穿越塔克拉玛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从罗布沙漠到敦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英]奥里尔·斯坦因（Stein,M.A.）：《从罗布沙漠到敦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法]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美]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小编 | 双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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