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能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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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是个悲剧。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都是悲剧，人们热衷于对悲剧的描述，是因为不喜欢悲剧发生，想从中找出悲剧产生的原因。
很可惜，往往文艺作品的悲剧承现给世人的是两难的选择。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悲剧比文艺作品多，就总想理出一个头绪。
人不喜欢生活在繁杂的、不确定的环境之中，试图让生活变得简单化。不愿意在一团乱麻中纠缠，所以面对悲剧的时候，我们喜欢去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
但对于一个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因果关系就很难统一，最后大家接受结果，因果报应成了一个最简单化的结论，并被宗教接纳。
因果报应论断的前提是分出善恶，它的积极意义是引导人们从善如流，远离恶行。
在分辨善恶的时候人们会进入对细节的专注之中，一些小的细节会被放大，变成导致善恶的原因。
而细节总是盘根错节的，很难理清，当我们不耐烦的时候就会用主观偏好去定义，定义一个更符合自己的善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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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生活能像听过的故事那么简单、清晰、有条理。
一个人们喜欢听的故事总有一个应对结局的解决方案，这才能让人听了之后顺理成章。而人们对生活的无奈却总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故事当中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无论事态发展得有多少糟糕，总会有一个好人出现，有一个英雄出现，要么就是坏人变成好人。无论这个好人或英雄的结局是什么样，他（她）总能给我们带来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或是心理上的安慰。
人们之所以对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不到一个符合故事的好人。
也就是说，我们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而随着公交车坠江前的一片惊叫，这个位置空缺了，心里空落落的——凉！
我们希望司机或那个女乘客能表现出应有的理性，或是突然有一个人能表现出故事里人物一样的转折，或是乘客中能出现一个人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结果理想中的一切都没发生，不该发生的发生了。
我们失望了。
失望了就说明我们心存善意。
再去对车里的所有人做道德的审判都毫无意义，审判的目的是追责，人都不在了，去追谁的则。在刑事案件中也遵从这一原则，刑事责任人死亡，刑事案件自动终结。
这件事的积极意义是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震惊。
关注能带来人们对公共事件的思考，震惊能带来人们对生命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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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中，人们不再抱着看热闹的心理，人们开始思考公共事件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同在一辆车里，一旦出事无一幸免。
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冷漠，知道了对公共事件冷漠的结果。能唤起人们对公共事件的集体关注是这个悲剧最积极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观众，每个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会为自己出演的角色负责。这并不限于一辆公交车里，参与讨论或还对事件保持沉默的人也都是这一出戏的演员。
我们喜欢用利己的观念定义自己的行为，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为公共事件讲话，所以，我们喜欢小崔。
哪怕是我们自己站出来，也会为自己戴上为公的帽子，而支撑自己勇于站出来的理由也往往有一个高大上的概念。
其实大可不必，人做所有事的前提都是为了自己，哪怕没有利益的私心，也有为了正义感所带来荣誉的冲动。
事件中最让人寒心的是那13名乘客，他们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一个人有错，他们不是为沉默付出代价，而是为他们的安全意识缺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每一个人坐在车上也不会开“马上就会掉到江里”的脑洞。
如果没有安全意识，无论你多善良，你多正义，都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
这一事件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公共场所里，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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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能想到女乘客的行为足以让他丧命，我不信没有人站出来。这并不是出于道义，而是对自己的保护，对自己生命的珍惜。
而我们往往对公共场所的安全性比自己家的厨房更信任。其实，这不是信任，是无责。觉得责任不在我，我不用担心。
显然，无责即安全这个逻辑不成立。
我们对自家厨房有安全隐患意识，因为你自己是责任人，有责任才能安全。
所以，只相信公共场所是安全的，相信社会会变好，这都是人类对美好的臆想。这样的结果需要每个人付出，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也许有人不想为公共事件负责，这也无可厚非，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但我们能做的是对每一个人表达善意，哪怕是侵害过我们的人。
如果司机或那名女乘客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悲剧也不会发生。
但我们好像生活一个受气的社会里，中国人讲的是忍。
忍并不是善，忍只是对恶的克制。
我们不需要把气藏在心里，我们需要想想自己会不会让别人生气。只有每个人都向社会表达善意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少一些戾气，才不会发生那么多恶性事件。
也许有人说，只有我一个人做也没用。这就是社会戾气形成的结果，最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当然，更希望每个人都能为公共事件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安全。
这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不是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