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荐书 | 《中国新诗百年志》：104年前的今天，中国白话新诗诞生了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书籍品种浩繁，人们在拥有更多选择权的同时，也面临着不知如何找到好书的难题。为此，北京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与小众书坊合作，以“馆员荐书”的形式每日荐书，帮助缓解读者的“书籍选择困难症”。
今/日/荐/书
《中国新诗百年志》（作品卷）
* 104年前的今天，1917年2月1日，《新青年》发表我国第一批白话诗——胡适白话诗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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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2017年，由中国作协与《诗刊》编辑部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近期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作品卷（上下卷）和理论卷（上下卷）共四卷组成，收录了426名诗人和诗评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460多首诗歌和80多篇诗论，可谓中国新诗创作和发展的缩影。
作为中国作协优秀文化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新诗百年志》自2015年7月正式启动。其承担的使命，一是向开创新诗先河的诗歌前辈致敬；二是展示中国百年新诗总体概貌和发展趋势；三是为世界文坛了解中国诗歌提供一个比较权威的读本。编委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担任主任，叶延滨、西川、刘福春、朱先树、吴思敬、李少春、张清华、林莽、娜夜、唐晓渡、商震、谢冕等担任委员。该书以编年史的方式编选，对过去百年间，凡为中国新诗做过贡献的诗人，不论汉族诗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大陆诗人还是港澳台诗人，都在注目和入选之列。对于上世纪90年代后涌现的年轻诗人，因创作潜力和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待时间检验，最终是否入选由编委会采取票决的方式取舍。
吉狄马加在“总序”中写到，“中国新诗走过的历史，是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历史，今天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回顾和梳理，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更没有理由为新诗百年所取得的成就缺乏足够的自信，只有这样我们所秉持的历史态度才是正确的和客观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此次《中国新诗百年志》还专辟了诗歌理论与批评卷，从而将新诗发展过程中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建设及其重要性凸显出来。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及时性的总结和梳理一百年新诗和新诗学的得失成败，对于今后中国新诗的实践和诗学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启示。”
既为“志”，就必须体现诗歌史的特征，如实记录白话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诗歌卷收录了胡适、沈尹默等早期白话诗派诗人的诗作，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运动诗作，以写爱情著称的冯至和湖畔诗派诗作，以徐志摩、闻一多为核心的新月诗派诗作，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诗作，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诗作，在抗战前后起过重大影响的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诗作，以辛笛、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诗作，以绿原、鲁藜为代表的“七月诗派”诗作，以李季、张志民为代表的解放区民歌体长篇叙事诗诗作，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诗人的政治抒情诗，以余光中为代表诗人的台湾新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派”诗作，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诗歌。
”
胡 适
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同年2月1日，他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其中一首《蝴蝶》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诗题下原有一行说明：此诗天、怜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
胡适曾自述写作动机：有一天午餐时，忽见窗外一大片长林乱草，一对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飞走了。心里感触到寂寞的难受，写了这首诗，初题《朋友》，后改题《蝴蝶》。
作为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这首诗虽然还带有旧体诗的一些痕迹，却已经实现了现代口语化。短短数行诗句，虽看上去略显“稚嫩”，却代表了一次划时代的“尝试”，也正是这次“尝试”掀起了现代新诗潮的第一朵浪花。
”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6号发表了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朋友》，与该刊2卷5号刊发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相呼应，拉开了文学界新诗革命的序幕。时至今日，这场寄寓新青年同仁‘以文学革命促思想革命’理想的运动已过去百年。百年间，白话新诗这种在当时看来既不合格律也无甚诗性的文学体裁，已成长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巨大的修辞张力，描摹、歌颂、塑造着我们今天的世界。”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正如不能以唐诗较量汉赋、以宋词高下唐诗，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衡量新诗开拓者的艺术成就。早期白话诗人的诗歌，尽管不是很成熟，但我们也收录进来。此外，志书需做到海纳百川。海外新诗如台湾新诗，与内陆同宗同源，我们也需要做到掌握其发展脉络与最新情况，将优秀诗歌选录进来……我们坚持，选入志书的，都是当时人类情感的真实反映，需具有真、善、美的基本原则……在中国新诗百年到来的时候，尽力编纂一部中国新诗百年志，呈现一百年来新诗创作的经验，梳理它们对文学、美学、修辞学的贡献，找出不足之处与前进的方向，无论对加强民族优秀文化的积累，还是进一步繁荣诗歌创作，都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的志书，能为当前百万诗歌写作者提供一些参考、产生一点启示，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商震
（《诗刊》常务副主编）
我们希望选入的是已被经典化的作品，有些当代作品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还不能说是经典作品。对这部分诗歌的选择，我们很慎重，仅仅选择了那些希望以后能成为经典的作品……我们并没有从诗人的诗集中选诗，而是回到历史的现场，从报纸杂志上寻找诗歌最早的出处，一一核对诗歌行文，力求展示诗歌最初发表时的原貌。”
——刘福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