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品｜罕见：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三个版本哪个更好？|王羲之|书法|徐邦达|千字文|钟繇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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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品 | 罕见：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三个版本哪个更好？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入明以后，此帖归大收藏家项元汴收藏，到清代为高士奇所得。旋入乾隆皇帝手中，乾隆传给嘉庆。后辗转流出清宫，最后归裴伯谦揽藏。裴氏之后有宋伯鲁、冯恕（公度）、黄君直、廉南湖收藏过眼，今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卷收藏印记，始自北宋，中历南宋、元、明、清诸朝，直至现代，藏印多达一百五、六十方，蔚为大观，可谓是一部历朝收藏家鉴藏的书法名帖，由此可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此卷最早见于《宣和书谱》王羲之“行书”目中，列有“书魏钟繇千文”，对照宣和印玺，应该指的就是此卷。据考，此卷亦为唐初赵模集王右军书所成，以继周兴嗣之作，明初尚见于宋《金华集》，不知何人改题为“王临钟书”，郁冈斋与三希堂据以入石，沿误至今，莫知为唐朝赵模所集。“夫汉魏时安有千字文之目哉？托之于钟，适见其陋。”

为了对这一名迹有一个准确的鉴定意见，1981年，故宫博物院曾邀请启功、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诸位先生进行联合鉴定，经对原迹仔细观察，一致认为是唐、宋间人所作，其字有的是双钩填墨，有的是临写。或从传世为王羲之的墨迹及临摹本如《兰亭序》等中采摘，或从陈僧智永的《千字文》中摘采，有的则是自造。

徐邦达先生鉴定说，王羲之祖父名正，父亲名旷，所以在他的书牍中曾以“初月”代替正月，正是避家讳所致，而帖中“正”、“政”、“旷”字，均未讳改。这不但有力地证明，此帖不但不是王羲之书，而且还证明，也不是都集的王羲之书。至此，关于此帖的真伪可以下一结论了。而且它的内容，为何与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不一致，那不过是作者播弄的狡狯罢了。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虽然经最后鉴定并非真品，但它的文物历史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设想此帖不能保存至今，那么王羲之是否临写过钟繇的《千字文》，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那对我们今天研究这位书圣，更是增添了一层迷雾。另外，尽管此帖有双钩、临写的痕迹，因而行气不贯，笔法欠缺自然，但就单个字体本身而言，它还是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否则就不会使那么多赏鉴家深信为王羲之真迹。对它艺术水平的评论，如果说卞永誉说它“浑圆遒劲，笔力雄伟”，有着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吴其贞说它“书法藻丽，结体茂密”，乾隆说它“笔意精到，而结构特为谨严”，则是在否定其为真迹之后下的评语。大体此帖在用笔结体上，严守矩矱而不逾于法，雍容大度而无小家气，那是不错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或初学书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擫，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直下”。

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瓘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