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弗丨一个人愈没有值得自夸之处， 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 或他参与的神圣事业
群众的性格命运
【少数人的热望】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
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
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无创造力者在纳粹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将在第111节加以讨论）
【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
如果一个穷人是某个紧密团体（部落、关系亲密的家族、宗教团体等）的一员，则他较不容易产生失意感，也因此较不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一个人愈是不把自己看成能够决定自己现状与前途的独立自主个体，就愈不会把自己的贫穷归因于自己的拙劣。一个紧密团体的成员，其“革命燃点”要比独立自主的个人高。需要更悲惨与更屈辱的际遇，才能让他揭竿而起。在一个极权社会中，革命会爆发，一般都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由极权架构发生松动所导致。
中国社会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大概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牢固有以致之。欧洲人为国捐躯的观念和行为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家族并不会从这种牺牲中直接受益，反而会因而丧失掉一个成员。但反过来，“为了让家属获得丰厚报酬，一个中国人却会愿意代替一个待决之囚赴死。”
由此可见，一个群众运动想要赢得大量信徒，必须拆散所有既有团体的纽带。理想中的潜在信徒，应该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不属于任何集体，没有泯灭自我的方法，无法靠团体来掩盖自己的渺小、无意义和寒酸。一个群众运动若遇到正在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就会有机可乘，满载而归。反之，如果碰到的是组织完好无缺的团体，就必须予以打击和分化。近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开始强化家庭制度，鼓励人们忠于国家、种族和宗教，这显示出，该运动已过了动态阶段，已经建立起新的生活模式，目前的首要关心变成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主义仍然处于奋斗阶段，所以竭尽所能去分化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向心力。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的态度相当有趣。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方法包括打击父母的权威、鼓励离婚和生私生子、接管哺养教育儿童的责任等。拥挤的居住环境、放逐、集中营和恐怖手段等同样有助于削弱和分解家庭。尽管如此，论对家庭的嫉妒，仍然没有一个当代群众运动能够超过早期的基督宗教。耶稣就曾不讳言地说过：“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及至有人告知他母亲和兄弟就在外头，要和他讲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一个门徒想请假去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一个传扬爱人如己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据说，圣伯尔纳（St．Bemalrd）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免会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
毋庸说，家庭的衰落．（不管衰落出自何种原因）会自然而然助长集体精神，让人易于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
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导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在中国愈来愈壮大。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家庭主要是被经济因素削弱和瓦解。妇女经济独立助长了离婚。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则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加速家庭提早分裂。大工业中心对农村和小镇人民的吸引力，也造成家庭纽带的紧张和断裂。这些因素削弱了家庭，助长了现代集体精神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人口大迁移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灭和拆散了数以百万的家庭。另一方面，英美的空袭，从东欧和南欧驱逐900万德国人，以及战后 迟迟不肯遣返战俘之举，对德国家庭的破坏，不亚于希特勒对欧洲家庭的破坏。在充满这么多分崩离析家庭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善，欧洲要怎样才能回复正常、保守的社会形态，令人难以想象。
【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
落后国家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会产生不满情绪，主要不是因为西方人的高压剥削所致，那毋宁是共同体的向心力被粉碎或削弱的结果。
文明的西方世界把自我改善的观念带给了落后地区，但也因此带来了个人的失意感。西方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不足以替代过去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的庇护和安慰。哪怕一个西化的土著事业有成，他仍然会不快乐。他会感到赤裸裸和孤苦无依。现在出现在很多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和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殖民国家把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这两件礼物带给了土著。他们企图教导他们自立自足，但实际造成的只是个人孤立。那无异于把一个不成熟和准备不足的个人从群体中扯离，把他委之于神学家霍米亚科夫( Khomiakov)所说的“在自己无能之下的自由”( the freedom of his own impotence)。今天群众运动会在西方和在被西方殖民的国家之间蔚为风潮，正是人们强烈渴望摆脱无能无目的感的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因此，即使没有俄国人推波助澜，目前在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会带来的，也很可能是一些多少集体化的社会而非民主社会。
一个专事剥削的殖民政权想要长治久安，就应该鼓励土著加强他们的集体纽带。应该在他们中间鼓吹平等和手足情谊。因为被统治者彼此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大，个人落寞的情绪就愈少；这样，困苦转化为失意感和叛乱的过程就可以被防患于未然。当“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着力于削弱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纽带时，它将不会奏效。把一个村庄、部落或国家分割为独立的个人，并不能窒息或消除当地人民的反抗心理。有效的分化政策是培养尽量多的团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使它们互相竞争和猜忌。
即使一个殖民国家完全出于善意，一心以把繁荣进步带给落后地区的人民为念，它还是必须尽所能保存和强化原有的组织形式。它不能只把焦点放在个人，而必须把革新和改良灌注到部落或村落里去，使部落或村落得以整体进步。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大概都少不得一个坚强的团体行动架构。日本现代化的空前成功，就是在团体行动和群体意识的热情气氛中取得的。
苏联占便宜的地方（除了没有种族偏见）是它有一个现成的、有效的集体行动架构。因此它可以罔顾甚而扫除殖民地各种既有的团体纽带，而不怕会引起个人不满并演变为叛变。对本地人进行苏维埃化并不会让他们孤孤单单落人一个带敌意的世界，他们会以一个紧密团体成员的身份展开新生活，而这个团体的紧密性和凝聚性要比他们原属的氏族或部落犹有过之。
这种加强共同体凝聚力的方法除了可以安抚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可以用于安抚殖民工业国家内工人的不满情绪。
雇主要是想工人安于工作，竭力从事生产，那他使用分化的方法——也就是在工人间挑拨离间的方法——将无法达成目的更符合他利益的做法毋宁是使工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若能把雇主包含在这个整体中就更好了）。一种强烈的团结感，不管是种族、国家或宗教上的，无疑是防止工人不安分的最有效方法。经验显示，当工人感觉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他的生产力将会是最大的。任何企图扰乱或拆散这团队的政策都一定会引起严重麻烦。“按个人表现发奖金的鼓励办法总是弊多于利……倒不如按照全体工作成绩表现颁发团体奖金，最好是连工头都包括在内……这样做看来更能促进生产力，而工人方面也会更满意。”
【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予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因此，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取得成功，必须从最早阶段就发展出紧密的组织和一种把加盟者整合起来的能力。依主义的真确性和承诺的可实现性去判断一个群众运动的存活能力是徒劳的。真正有效的判断标准是看它的组织能不能迅速和完全把失意者融合起来。凡是有几种新信条互相竞争信徒的地方，会胜出的都是集体组织最完美者。在罗马帝国境内竞争的众多信仰与哲学派别中，只有基督宗教是一开始就发展出紧密组织的。“基督教会没有一个对手拥有它那样强有力而凝聚的结构。没有其他的势力能让它们的信徒感受到，他们进入了一个紧密无间的共同体。”
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超越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靠的也是紧密的组织。同样的，纳粹运动能打败1920年代德国多如雨后春笋的其它民粹运动，亦是因为希特勒很早就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再怎样强调凝聚性也不为过。他知道失意者的主要渴望是“有所归属”，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一个组织把个人空间压缩得多小都不嫌过火。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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