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互鉴 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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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互鉴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吴越 日期：2021-07-31
“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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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 越
从远古到18世纪，规模尤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就发生在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它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根本动力在于人类共有的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文明的向往。
在《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一书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从大范围、长时段、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欧亚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透过丝路3000年的历史，重新解读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意义，也为世界人民理解“一带一路”的人文历史根基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文明互鉴下的混合与创造在古道西风中上演
读书周刊：近年来，考古发掘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珍贵文物格外受世人瞩目。您在书中写到了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和金属权杖。从它们身上能够看到怎样的文化交流特征？
张国刚：三星堆的走红，的确让人惊喜。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的青铜雕像和金属权杖就是文明交流的见证。一方面，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祖先崇拜；另一方面，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太阳崇拜。这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的反映。这一信仰特点也明显体现在稍后的金沙遗址中，且有异于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和其他金属，无论其选料、配比、熔炼技术还是合金类别、器物用途，都自成体系，与商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属权杖，其仗首是青铜龙头；二号坑所出的大型青铜立人，其衣饰的主体部分是龙纹。这些迹象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龙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多有出现，但权杖本身却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征。在中国西北甚至辽西的赤峰也发现过权杖之类的文物，研究者一般认为它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三星堆的权杖不排除受西亚、埃及文化的影响。
正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指出的，人类是同源的，有着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类在各地创造的物质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观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艺、性质、用料等方面表现出区域性和差异性。这种文化特征，在后面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得更为鲜明。三千年中西文化关系史，本质上是各种文明要素接触、碰撞、组合与变奏的历史。
读书周刊：提起中西文明交流，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为许多人所熟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您怎么评价张骞的“凿空”之旅？它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国刚：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秦汉以来，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胁来自匈奴。秦修长城，汉公主和亲，都是从防守层面保卫边疆。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足以主动出击，保护边民与疆土的安全，因此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同样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结盟，共同抗击匈奴。
从这个角度讲，张骞未能完成使命。可是，张骞带来的西域信息，构成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基本史源；他的两次西行在客观上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加强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汉朝向西南方的拓展以及循海路遣使东南亚、南亚，都是张骞“凿空”的后续成果。从这一角度讲，张骞确实不辱使命。
读书周刊：与张骞类似的甘英，也是带着使命出使，虽然最终没有到达理想中的目的地，但仍为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国刚：是的。大秦，对应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是想把汉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再往前推进一步，直接探寻远西的文明大国。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只能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以及袁宏的《后汉纪》推测，大概是从龟兹向西南出发，沿西域北道西行，经新疆的喀什、莎车，越过帕米尔高原，再往西经过阿富汗到伊朗境内，然后经过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的“斯宾”，再前行，便到了条支。较多学者认为，条支即今叙利亚。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甘英最终没有渡海西行。
尽管如此，甘英仍然创下了历史上出使最远的纪录，他还了解到很多有关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大大推进了汉人对远西地区的知识。从诸多出土文物的特征来看，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下的混合与创造，在那时就时时在古道西风中上演。
郑和与亨利：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结局
读书周刊：自汉唐至宋元，陆上丝绸贸易逐渐递减，海上丝绸之路因航海技术的改进逐渐活跃起来。中国在海上贸易舞台上的发展有何特点？
张国刚：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与汉唐时期的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使，宋代以后成为市舶司。市舶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岁赋总入应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1/5，超过两千万贯。
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贸易领域更多空间留给了民间海商。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
巨大的经济能量也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虽然茶叶的原料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
读书周刊：说到海上丝绸之路，不得不提的是郑和。对于他的成就，人们都比较了解，而您在写郑和时，还写了他的“对手”——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两位航海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航海活动，映照出东西方怎样的不同？
张国刚：这是很值得对比来看的两个人。葡萄牙王子亨利比郑和年轻20岁。在郑和船队探索东非海岸的同时，这位葡萄牙“航海王子”也在非洲西岸从事伟大的航海事业。
虽然同为航海家，但他们两个人的定位和诉求非常不一样。郑和更像是一个政治外交家，他下西洋是为了执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传统对外政策。当帝王在经济上足以应付巨大开支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就会产生积极向海外拓展的雄心壮志。而当这种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或经济上因开支浩繁而难以承担时，帝王就会缺乏积极进取的热情。因此，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
而亨利王子，则是一个技术专家。除了出于宗教狂热、经济利益追求外，亨利还痴迷于对航海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探求，后者甚至是他热衷航海探险事业的主要原因。亨利一生未婚，大部分时间都在葡萄牙西南海角的边陲小镇萨格里什度过。在那里，他创建了地理研究院、航海学院、天文台以及收藏地图和手稿的图书档案馆。他还网罗了地理、天文、制图、数学方面的专家，孜孜以求地探讨着地球究竟有多大、是否能够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香料群岛等问题。为此，亨利组织了一次次前往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险，不断搜集资料，改进造船、制图和航海技术。把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本身当作目的，这是郑和的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
读书周刊：他们的种种不同，对此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张国刚：总的来说，郑和的海航结束了，明朝中国的航海事业就结束了。但是，亨利王子去世后，他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发扬光大了。郑和下西洋基本上不是为了贸易经营，而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动包含着精明的算计和经济的追求。郑和的海上行动，总体上是和平使者，而亨利王子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却是殖民行为，葡萄牙人同时也是贩卖非洲黑奴的先驱。
这就是历史的悖论。虔诚地追求航海科技，同时也理直气壮地从事黑奴贸易和殖民事业，他们声称，不信仰上帝的异教徒，其土地和财产，都应该由上帝的信徒去占领。这就是西方的兴起。以举国之力，花无数的钱财去展示国威，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表面荣光和最终的衰落。同样的航海，最终是不一样的结局。思考其间的许多道理，无论是对西方看东方，还是东方看世界，都深有裨益。
欧洲的“中国热”与紫禁城的“西洋风”
读书周刊：17世纪至18世纪，物质文化层面上，欧洲兴起“中国热”、紫禁城里刮起了“西洋风”，那是怎样一番景象？
张国刚：自利玛窦入华以来，随着传教士络绎东来，中国商品出口欧洲的规模日渐增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交光互影的双向特征。从物质文化层面论，就是欧洲的“中国热”和紫禁城的“西洋风”。
17世纪至18世纪，在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趣味”。它的出现，成为促进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一个因素。而洛可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模式，又成为知识界以外的欧洲民众看待和理解中国时所戴的有色眼镜。
当时的中国商品像是撞开了蒙在欧洲人艺术和审美之眼上的一层雾障，为欧洲人指引出生活的快乐之门，因而大受欢迎。17世纪末，一位作家曾在《世界报》上说，中国壁纸在豪宅中极为流行，房间里挂满最华丽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壁纸，上面满绘着根本不存在、想象出来的人物、鸟兽、鱼虫的形象。18世纪初，中国丝绸也已在英国成为风尚，公众审美被东印度公司的进口商品引导，连当时的安妮女王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棉布露面。
晚明盛清，紫禁城里则刮起一阵“西洋风”，最引人注目的是自鸣钟之类的机械工艺品。康熙将擅长制造的传教士和中国工匠纳入原只负责绘画的如意馆工作，不断为其制造新奇物品。康熙在位时曾有4位耶稣会士机械钟表师在如意馆工作，为皇宫制作了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八音盒等。乾隆的爱好“像季节一样多变”，传教士们只好随时待命，制作能满足皇帝新口味的精美工艺品。
读书周刊：但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中国想象和仅在狭小圈子里传播的西洋物件，并不能让双方增进真正的了解。这个层面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否存在较大的局限？
张国刚：的确。当时很多带有中国艺术观感和手法的欧式图案，与那些在欧洲产生的所谓中国图案，都是为迎合欧洲人的口味而诞生的，是文化混合和变异的结果，对欧洲人而言都是异国情调和那个时代理想生活的表达，并且是通过一种变异和夸张的中国图像来表达的。从这些图案中，他们并没有看见或者了解真正的中国。
紫禁城里最精美的工艺品，可与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相媲美，却被封闭在宫中。还有一些当时传入中国的其他欧洲设计和制造技术，也没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或者变成工匠的技术。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曾为圆明园喷泉设计了一套水动力系统，但在他去世后，便无人会操作。尽管蒋友仁制造的整个喷泉系统是一项高技术工作，但再高的技术含量也只不过是皇家园林的装饰，技术本身并不能令乾隆愉悦，更不会让他想到派人学习钻研和继承、传播这些技术。
总体而言，西方科技在明清时期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西洋文化来到中国，仅仅是在狭小的圈子里传播，而且通过“西学中源”说自我麻痹和封闭，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读书周刊：在精神文化层面，关于17世纪到18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您提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些今人看来是“误读”的内容，当时的传播其实是出于“需要”？
张国刚：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本土文明前进的重要动力，但是吸收、借鉴外来文明的方式并不是直接“拿来”，外来文明对本土文明的贡献也并非“填空式”的补充。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
一是某种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借鉴，往往是立足于本土传统文明特质和时代发展需要，对外来文明中的各种元素进行选择，进而加以创造性转化。二是对于外来文明而言，一方面，本土文明对其中某些元素的选择和借鉴过程，彰显了这种外来文明内部蕴含的不同于原生方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其包含超越时空价值的文明元素的发现和提示。
以18世纪欧洲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为例。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录了《赵氏孤儿》。1761年珀西出版了《好逑传》译本。可以说，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道德训诫方面。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文学作品更像道德手册，被用来讽谏当时欧洲社会道德的凋敝。《赵氏孤儿》和《好逑传》被视为孔子道德哲学的具象，通过这些故事，欧洲人也相信孔子的说教已经贯穿于中国社会。连《好逑传》这样的才子佳人故事，都被珀西当作劝善惩恶的书籍出版，并在歌德那里引起强烈道德共鸣。有限的几个中国文学故事被欧洲作家们发掘出无尽的道德价值，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时，对道德问题的迫切关注。
从中西文化关系中重识“一带一路”
读书周刊：在结语中，您从历史视角阐释了“中”与“西”的关系演变，它对现实有何观照？
张国刚：在全球化时代，中外关系史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关怀的学科。
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一直有着全球视野。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观念，东亚世界都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的神秘之地。
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而且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西化，西方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居然出现在中国的东方，因此“西”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意义，完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原来那种地理和文化混合的“西”已经不复存在。而印度和西亚北非这种传统世界中的“西”，也变成了非常“东”的世界。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关于先进工业文明与落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当欧洲文明愈来愈显现其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时，“中”与“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国家进步，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从距今三个甲子的庚子年（1840）开始。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十年前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唯一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总发电量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总和。中国已经昂首行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大道上。
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也与19世纪晚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单向流动不同。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不仅有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渊源，而且有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如今，中国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读书周刊：您提出，“一带一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如何理解这种“中国回应”？
张国刚：“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它的文化底蕴与历史背景，也需要从中西文化关系中探寻。
中国文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世界各国文明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有共性，这是文明交流与互鉴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中国文明的特色是什么呢？从制度层面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职业官僚制度即从军功爵、察举征辟到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土地买卖在内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共同构成了文明的特色。经济与社会层面，中国传统社会是流动的，所谓“贵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爱拼才会赢”，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活力充沛的社会，需要一种思想的约束。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家国天下，即所谓儒家社群主义。
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与中国完全相反，马克思称之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的政治结构。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逐次登场，资产阶级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走出中世纪的步伐逐渐加快，西方政治上的等级制、经济上的庄园制以及教会神权对思想的垄断，也逐渐被瓦解，但是，“群”的利益和权利无形中受到了漠视。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则将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也终将损害每个个体的长远利益。
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为贵与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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