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对...

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对傅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认为傅是“自毁半世英名”。因此，孙兰峰对“绥远起义”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

绥远起义，原计划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完成。可直至8月下旬，起义仍未实现，傅作义很是着急。经傅请示，中央同意委托傅作义等携带大批慰问现金，亲自前往推动起义进程。

1949年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前门火车站乘专列前往绥远，随行有邓宝珊、张濯清、王克俊等人。

专列到达归绥，绥远“三巨头”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军政长官齐聚站台恭候。傅作义到后，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分发慰问金和传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问题。

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量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问题。谈了两次，仍然无法说动孙兰峰。

就在这个时候，徐永昌再次带着阎锡山和李宗仁、蒋介石三人的亲笔信，于9月15日飞到包头，请傅作义赴穗相晤。傅与徐当年都在阎锡山手下担任高级将领，二人私交甚笃，朋友自远方来，傅亲率众将领，前往机场迎接。

其实徐永昌的目的就是游说傅作义撕毁和平协议，带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余部，联合甘宁青的马家军打出河西走廊，与蒋介石在西南的残部会合。

哪知傅作义却诚恳说道:“次宸(徐永昌的字)兄要是能放下歧见，随我同去北平，我想人民政府对兄的重用必当在不才之上。兄真要迈出这一步，我敢肯定，在10月1号举行的新中国成立的盛大庆典上，人民政府一定会邀请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徐永昌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策反傅作义，反而成了傅的策反对象，只好摇头苦笑，悻悻作罢。

徐永昌与傅作义晤谈后回到下榻处，中统张庆恩、保密局赵思武两名特务头子相继前来晋见，密告傅作义与绥远军政高层人物已经拟好了通电稿，就这一两天便要宣布起义。

由于徐永昌在傅军中“袍泽甚多，恩德广被，很有威望”，因此只要徐在这里，一方面傅作义没法回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这些人也真不好意思立即签字起义。于是，徐永昌干脆称病就地住院，作为阻挡绥远和平起义的最后一张牌。

傅作义又发愁了。

关键时候，傅作义的副手、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邓宝珊主动请缨，来解决这个难题。

邓宝珊设下酒席，恭请徐永昌赴宴。邓在酒宴上说出的话好似一串炸雷:“总指挥(徐永昌中原大战的时候当过总指挥)，您病成这个样儿，就不要走了，在这儿好好养着吧。回头，我们发通电，算您领衔，头功算您的。起完义，您就带着弟兄们一起去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邓宝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永昌的“病”马上好了，吃完饭就乘车直奔机场，直飞广州。

徐永昌被邓宝珊吓跑了，虽然还有孙兰峰不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但时间紧迫，起义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在通电起义签名这天，虽然傅作义就在包头，但领衔起义之人却成了董其武，傅这是要把绥远起义的首功让给自己的爱将。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开始。董其武第一个在通电起义文稿上签下自己名字，随后，他居然随手抓起个小茶碗，反扣在自已签名的下方，站起来走了。

刹那间，现场绥远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看着那只小茶碗发愣……下一个签名的111军军长刘万春，只好疑窦丛生地在小茶碗下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董其武为何签字后扣上一个小茶碗呢?原来，董其武是给他的生死老搭档孙兰峰占着这个仅在自己之下的位置。

“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董其武和孙兰峰是多年老战友，情谊深厚。孙兰峰虽然对董其武的起义准备表示反对，但是当广州方面试图鼓动孙“秘密制裁”董其武时，孙不仅不配合，而且坚决反对。

傅作义与孙兰峰谈了两次话，依然是对牛弹琴，一气之下，也就听其自便。但董其武用一个茶碗，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让孙兰峰后来的人生免遭了许多的坎坷。

董其武的做法让傅作义也动容了，于是决定再找孙兰峰谈一次。这次，孙听了的傅的话后，才断然地说:“我跟先生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傅先生单独行动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着你往下跳!”

次日凌晨三点，孙兰峰才在董其武用小茶碗给他预留出的位置上补签了自己的名字。

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绥远起义二号人物孙兰峰担任了绥远省军政领导，以后又历任多个领导岗位。1987年2月27日，孙兰峰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91岁。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董其武与孙兰峰的生死友情，贯通了两位将军的漫长人生，足以令后人动容。

（照片为董其武在起义通电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