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死亡税率下的环境税税率

【经岚观察】17008

再谈死亡税率下的环境税税率

——环境经济政策观察（2016）之四

文/李志青

在本次环境保护税税率的决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税负平移”，但也正是这个“税负平移”最令人难解，总共170亿的总税负，无论放在哪个计算口径下，似乎都很难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譬如，根据污染成本法计算（即通过测算污染造成的生态损害损失来形成），最保守估计也得占到GDP的1-2%左右，也就是1-2万亿左右，当然，相比之下，污染成本法的估计是偏高的，这里面存在很多主观判断的因素。那就算一种算法，根据污染减排成本法计算（也就是测算每减少1单位的污染排放所支付的成本来形成）。

根据著名的麦肯锡减排成本曲线，减排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大概是在20-50美元之间（不同的减排情景），也就是说，按照减排1亿吨计，仅二氧化碳一种污染物的总减排成本大约为150-350亿人民币之间，各种污染物加总起来，大约的减排成本在5000-8000亿人民币之间，这也是环保产业每年的大概产业规模。后一种算法即便低于污染成本一半多，但仍然远远高于170亿的初始环保税水平。众所周知，环保税是一种典型的庇古税，在理想状态下，其最优水平应该与污染的外部成本或者损害成本大致一致，那么，为何当下的环保税税率明显偏低呢？究竟是税费率锁定效应的历史原因，还是其他的诸如“死亡税率”等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思考。

近期推送过一篇有关环境税率和税制扭曲的文献，从中得到启发，也许，环境税税率的确存在偏离最优税率，采取次优税率选择的必要性。

在这篇发表于1995年《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上的重要文献中，两位作者（Bovenberg,Lans; de Mooij, R.A.）论证得出的主要结论很简单，即在劳动力市场如果存在所得税税制扭曲（劳动力的供给效率受到所得税税率的冲击），那么，按照庇古税原理计算得出环境税税率就会损害社会福利，此时，应该在低于最优税率的水平上征收环境税，同时，应该将环境税税收收入的部分直接发放给公众，以平衡他们在税负上的支出。

以上结论的逻辑不难理解，也就是环境税的首要目标在于治理环境，控制污染，但在某些条件下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众社会福利，因此，要在社会福利与污染控制之间进行权衡，采取折中的措施。

当然，这篇文献的直接结论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所得税税负本身在整个税负中的占比较低，也还很难谈得上存在所得税制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效应，不过，这个结论的逻辑有一定的应用性，假如这个税制扭曲不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而是来自于其他经济部门呢？或者说，如果死亡税率的确已经在威胁着市场，造成了某种税制性的扭曲，那么，环境税是否也有必要进行大幅调整，来取得污染控制与市场福利之间的均衡呢？

1，在其他税种税率偏高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承担了税负，市场均衡实则受到了扭曲，此时，最优的环境税的确可以解决污染控制问题，但却会进一步扭曲市场均衡，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如果无法执行最优环境税率，那就退而求其次，执行税率偏低的税率（也就是当下的税负平移结果），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最大程度上维持或者降低环境税率对市场均衡的影响，然后在税制优化和调整过程中进行动态变化，让环境税率逐步逼近最优税率，同时又不破坏市场均衡；

3，如果环境形势继续恶化，不得不迅速逼近甚至等同于最优税率的水平上执行环境税，来有效控制污染，而与此同时，死亡税率又无法得到改观，那此时，应该借鉴文献提出的方法，将环境税进行二次分配，重新返回给市场，以平衡环境税的剧增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在死亡税率的事实背景下，环境税税率受到了税制扭曲的影响，而无法实现最优税率，在此情况下，低税率的环境税自然成为次优的一个选择。这其实也是欧美的环境税实践（见下图）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