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进击的国运，需要理智的声音
文/陈根
寻求庇护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人们习惯于让渡自己的权利，委托某些社会集团为他们制定规则、方向。人们甚至会直觉地认为，威权代表的是一种强力意志。人们崇拜强力，强力会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和方向感。这也是民族主义者得以诞生的天然条件之一。
民族主义者热衷于强调自己属于某个集体，因为这样就可以掩盖他们作为一个个体的渺小和孱弱。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就是一个表明自己身份绝好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满足感，道德优越感以及群体的认同。
尽管民族主义者也拥有不同的主张，有保守的或激进的，有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中国国力日渐强盛时，一种以“厉害国”为标志的虚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在社会上盛行起来。甚至随着民族主义狂热席卷社交网络，奥运奖牌榜的数字上升已经不仅仅是体育上的荣耀。
从杨倩因曾在微博上展示自己收藏的耐克鞋而遭到网民炮轰，到王璐瑶也因未能进入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而遭遇网友愤怒情绪的痛击，再到中国乒乓球混双队在决赛中输给了日本队，因获得银牌而含泪道歉，民族主义的狂热值得人们更多的警惕。进击的国运，需要理智的声音。
民族主义兴起
“民族”首先是个文化心理范畴的存在，它指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代表一种起初基于血缘关系、而后具有某种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的相当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这种文化心理范畴的民族，在人口日益增多、社会组织日渐复杂化和族际交往与渗透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慢慢地不再是最原始的血缘关系意义上的群体，而更多地演变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血缘关系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假设性。而共同语言、历中、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足够广泛的认同感逐渐成为民族的基本特征。进而，民族逐渐从其文化心理范畴转移到了政治范畴。民族概念开始强调领土和主权，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同民族概念一样，民族主义概念也兼有文化心理和政治这两个基本层面。欧洲大哲学家康德、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哲学家赫尔德、费希特等都认为，最有利于达到人类完美的方式是发扬各个民族的独特灵魂，它们表现在各个民族的语言、宗教、习俗、文学、艺术等等构成的独特的文化之中。
然而，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从少数思想家的信念转化为一种激励政治运动的教义，民族主义概念的政治层面越来越突出，而其核心内容成了建立民族国家，并且在此后维护或增强了本民族国家的权势、威望和内部凝聚力。
民族主义概念的这种内在变化明显地反映在当代流行的民族主义定义中。《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对本民族的强烈忠诚、爱国主义的情感、努力和原则；争取政治、经济等方面独立的运动。
立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近现代以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现象的发生。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强烈的悲情一直使中国民族憋着一股气，这当然是推动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也让部分人们认为，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
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体心理。事实上，这种情绪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阶段时，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了。
1996年与2009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代表了这种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登台亮相。它们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它们提出，“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显然，仅从民族主义的概念来看，民族主义的本质都是非理性的。这是因为其理论的基石多半是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假设，只不过经过了理论性的整理和修饰。
不仅如此，由于民族主义的首要作用是促进创建民族国家，而这往往必须经历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需要民族大众尽可能做出物质和精神奉献。因此，它必须诉诸最能激励和动员大众的武器，即感情、信条和口号，而非系统精细的理论思想。
这种非理性也让很多时候“民族的”会被人利用成打压异己的工具。比如谁不认同他，他就会借着“民族的”这一政治正确，来宣判对方是人民公敌。很显然，正是这些人擅自垄断了对人民的解释权：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者和他们意见相左，谁就是人民公敌。
民族主义升级
民族主义的兴起，值得人们的警惕。更严重的是，在数字时代，这种民族主义会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环境，以及地缘政治震荡的时代因素，而如虎添翼。
一方面，网络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置身其中的人们则会自以为受到了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却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另一方面，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愈发重要，对外交往更加自信和主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部分西方国家频频在各种国际场合造势，大肆宣扬中国“威胁”，涉及主权、贸易、货币、生态、科技等多个领域，意图污损破坏中国形象，引发国内网民不满，民族主义思潮乘势而上。
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上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都是国内民族主义升温的直接诱发因素。这种来源于外部势力对崛起中的中国所持有的打击、压制、诋毁等态度势必会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其严重后果更甚于广场民族主义，它会让人类的常识理性在公共空间被迫边缘化。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斗争性，其在情绪传染方面也表现出较强的感染力和爆发力。因此，在网络空间中，民族主义话语往往能够成为舆论焦点，从而成为巨大的流量爆点。
尤其是针对激进民族主义，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搅乱社会舆论。在网络空间中散布极端言论，极易将舆论引导至错误方向，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并且，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网络民族主义语言具有随意、分散、规范化缺失等特点。在当前，网络规范化还不能上升到一种制度化、空间化、内在性和强制性的程度，从而很大程度上不能进入到一种可以预期的秩序化的轨道。
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民族主义者们看来是一个不容辩解的事情，正是这种偏激，才给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正义的底气。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国内发生灾难的时候，总能听到一些声音质疑某些企业家、明星为什么不捐款，或者为什么捐那么少。这种道德绑架的原因，正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群体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狂热也在此次奥运会中显露无疑，奥运奖牌榜的数字上升已经不仅仅是体育上的荣耀。，中国运动员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在网络上，任何低于金牌的成绩都被愤怒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运动员不爱国的行为。
以中国乒乓球混双的决赛为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而是成为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峙。比赛期间，微博上的反日情绪高涨，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水谷隼和伊藤美诚， 但这显然不仅仅与日本或者乒乓球有关。
当然，寻求庇护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这是因为人们的自主性发展是需要被保障的。事实上，在现代文明中，成立某种组织、集体的初衷其实就是保障人们的自主性发展，使每个人的主体性价值最大化。
人们是为了保障个体的自主性发展，才会让渡一些个人权利给集体，而不是为了整体的利益，才去让渡个人权利。于前者而言，人们会尊重每个人的主体价值，但是对后者来说，个体是不重要的。为了整体利益，可以压缩每个人的权利空间。这就丧失了人们缔造组织的初衷：集体是工具，人才是目的。
因此，所谓的民族文化、民族认同、民族的福祉，或者其他的价值，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每个人的具体生存。只有尊重每个个体，民族文化、民族认同才会转化为创造性价值。民族主义的狂热值得人们更多的警惕，进击的国运，更需要理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