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下乡”，还要送多久？| 土城·早茶夜读 / 四六文摘

文 | 土城

律师

不同时期读同一本书，带给人的思考也不同。

十多年前读苏力老师的《送法下乡》时，我还是政法大学的学生。那次很认真地阅读了，希望理解其中奥义。书中利用社会法学、社会控制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思路，至今影响我观察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十多年后，重读《送法下乡》，阅读体验不同于从前。书中弥漫的甘于现实的调子，让我不舒服。

《送法下乡》的副题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直面我国基层司法现实以及作为舶来物的法学知识的本土化问题。以前，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觉得苏力老师对本土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比书斋里的学者更懂中国，更同情中国，更具现实感。这十多年里，我经过（被）社会磨（摩）砺（擦），遇到了更多悲苦的人，看到了更多的真相，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对书中所讲的司法现实、本土现状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有了更深的同理心。按理说，我可以从中获得更多启发，但这次阅读，反思更多。书中强调本土功能，并以此为依据拒绝外来法律知识、知识框架的思路，有点刺眼，让人不舒服。

明·周臣《流民图》（局部）

“乡”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场景。从费孝通先生到苏力先生，都将“乡”作为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基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论证中国基层问题的基础。《送法下乡》的研究对象是基层司法制度具有具有独特性，重点展现了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熟人圈子等情况如何影响基层权力运行，各自如何在具体法律实践中展现实际力量，由此论述建立现代法制的艰难性和长期性。这些对基层司法的客观发现确实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问题是，其一，20年前苏力先生观察的中国基层司法问题，是否依然顽固存在？其二，是否因为有现实是基层司法问题存在，就继续拖延法治制度介入基层司法实践。

基层现状是实然的现实，法治制度难道就是应然的理想？“乡土”与“法治”，是否具有互斥性？地方的独特性，与司法专业化、职业化，是否具有排异性？“乡土”治理，要维持多久才合理？“乡土”，有无被滥用的可能性？这些是“送法下乡”20年后重新要思考的问题。

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地方的独特性，可能绵延数千年。是不是因为有“乡土社会”权力网络的存在，就只能静待基层的自我启蒙，而将另一种更超然的经验、制度拒之门外？我们的制度框架建立数十年，法治建设也早写入各种文件。地方的独特性，不该成为阻碍法治介入基层司法问题的借口，混成一团的现状虽有其现实性，但不代表它一直具有合理性，更不能因此拒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