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学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文章学的转型，基于传统，并以西学推动革新，体现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特征。
西学东渐为传统中国打开了世界之门，促进了文章学分支如修辞学、阅读学、鉴赏学的产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修辞学家，如陈望道、胡怀琛、张弓、董鲁安、王易、陈介白、金兆梓、何士坚、郑业建、郭步陶、徐梗生、曹冕、汪震、黎锦熙等，都有修辞学著作传世。阅读鉴赏也成为专门学问，一方面是像唐文治《国文经纬大义》、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和《实用美文指南》、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等对古文的读法进行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是像廖辅叔《中国文学欣赏初步》、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沈起予《怎样阅读文艺作品》、林焕平《文艺的欣赏》等专门探讨文章的阅读和鉴赏，总结阅读的一般规律。
西学东渐也促进了文章分类法等领域的转型。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说明文的四分法，取代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分类法。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简化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晚清民国时期的传统文章学著作如林纾《春觉斋论文》、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都沿用了这一分类标准。而现代文章学受西学影响，构建了新的分类，如高语罕《国文作法》的文体分类是叙述文、描写文、解说文、论辩文，章衣萍《作文讲话》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说文、议论文四类，周服《学文基础》分为描写物象、记述事迹、解释理智、表抒情感四类，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分类是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诱导文。逻辑学方法成为议论文写作及研究的重要方法。孙俍工《论说文作法讲义》、胡云翼《文章作法》、郭挹清《中学作文法》列出了归纳法、演绎法；杜守素《怎样写论辩文》不仅列出了归纳法、演绎法的优缺点，而且引入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施畸《中国文词学研究》的理论构建基础是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借鉴物理学、几何学、数学等学科的知识，组建了“有形的联续语言”的外形美。唐文治《国文大义序》：“上下数千年，纵横亿万里，文化美者，则其国必强焉盛焉存焉；文化微者，则其国必弱焉衰焉灭焉，此天地之常经，世界之轨范也。”这段话所论述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中国早就有的，然而世界之眼光却是新的。徐昂《益修文谈》也说：“世界之竞争，首在文字。强国之谋人国也，先致力于他国文字，以为进取计；其愿既尝，则灭绝此国文字。”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说：“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时以自诩；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殊不可解。”唐文治、姚永朴、徐昂所体会到的危机感是传统文章学家的共同感触。传统文章学家也主动接受西学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并将其运用于传统文章学的研究之中。如刘咸炘一生未曾离开四川，在1923年写的《新书举要》中，他列举了数十种西学书目，涉及思想派别六种，尤其注重日本人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和中岛半次郎的《教育思潮大观》。传统文章学家还运用现代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文章学，以姚永朴、林纾、王葆心等最为突出。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被其门人张玮认为“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其立场固然有门户之见，亦可见其综合能力。熊礼汇评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为“集古代、特别是集清代古文之学之大成的著作”。然而，王葆心的综合在于“承学应循之途辙”，姚永朴和林纾则重视体悟，尤其是林纾的意境论，更属创造。除了以上三位，还有陈子达《国文法详说》对于文章条贯和笔法的总结，姜证禅《国文法纲要》对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的总结，等等。
西学东渐带来的全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文章学家与现代文章学家之中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进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文章学的发展。从文章学研究的社会风气上说，西学东渐推动了文章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与趣味化。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已经确立了通俗写作、大众写作的规范，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言文合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倡“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现代文章学承继了这一理论。为了应对通俗化、大众化的重大影响，传统文章学家提出了应对措施。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提倡把文章学分为普通学、专门学两种，普通学要求明白晓畅，应付社会，专门学则是“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传统文章学更多讨论的是专门学，现代文章学偏重于讨论普通学。姚永朴的提法很明显是一种折中，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通俗化、大众化对于文章学的巨大影响。
晚清民国文章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应用文文章学著作的大量产生。石苇、徐蘧轩、朱文、陈子展、洪为法、张须、谭正璧、周阆风、周乐山、戴淑青、钱忠实、陈同、范烟桥等，都曾编纂出版过应用文论著。陈子展给应用文下的定义是“实际生活上应用之文字”，是“公私往来交涉的应酬表白”，要“根据法律”“依从礼俗”。石苇《现代应用文》明确说应用文字“最好的一定是最浅显和最明了的”。张须《应用文》明言应用文三大特点，其二就是“通俗”。蒋希益干脆给自己的书取名为《大众应用文》。而在内容设置上，针对时代生活，周乐山《应用文精义》提出“要使读者走入现社会”，钱忠实《应用文讲话》则强调“取材以现在社会上最习用的文字为内容”。
文章学研究趋于通俗化、大众化的另一个标志是提倡和使用新式标点，如陈望道《作文法讲义》附录了《新式标点用法概论》，戴渭清《白话文做法》有《白话文的标点法》，顾凤城《写作的故事》有《标点符号使用法》等。阅读对象的不同，是文章学趋于通俗化的重要原因。如高语罕的文章学著作是面向工人的，还有的著作面向的是无甚文字基础的普通大众，如平生的著作《写话》等。
文章学的趣味性主要体现在面向中小学生的文章学著作中，比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周阆风、吴增芥、顾凤城的文章学著作。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读、写等知识，趣味性强，影响很大。顾凤城《写作的故事》、洪为法《初级应用文》与此类似。姜建邦的《国文趣味》也是在中学教学实践中针对学生感觉“国文乏味”这一现象总结出来的经验。与夏丏尊、叶圣陶不同，姜建邦采取的策略是“把一些有趣的资料，插进所学的教材里面”，如讲汉字的趣味，针对汉字的拆合性，插入《春渚纪闻》中谢石测字的有趣故事，讲诗的趣味时引用一些特殊的诗体，讲传记时挖掘逸闻趣事，等等。吕漠野的《读写座谈会》全书分十二次座谈会，用座谈会的形式讨论文章用词、造句、章法、立意等问题，也是颇为新潮。
西学东渐在晚清民国文章学的现代转型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推进并未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基础，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革新和改变，符合当时阅读者的阅读习惯，并且顺应了当时文化革新的基本需求，是知识、文化层面上革新与创造、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作者：丁恩全，系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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