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府对望到三镇鼎立,“武汉”从哪里来?


江汉交汇、龟蛇锁大江、三城鼎立是武汉,百湖湿地、江湖合奏也是武汉,但一直到明代中期的漫漫历史中,书籍上找不到“武汉”一词,使得不少人认为20世纪后三镇合一才有“武汉”,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去探寻“武汉”的来源。

西安、北京、广州、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建城之始,都强调空间继承性、时间延续性和建制沿革性,所以以哪一座历史上的城池作为建城之始、城市之根,不单只看历史最早,必须要遵循空间继承、时间延续、建制沿革这一逻辑,传统武汉三镇地域范围内,符合的这逻辑的最早的城,是郤月城。

如果分开来看,汉阳是郤月城,武昌则为夏口城,它们才是武汉城市之根、建城之始,下面,一起来看“武汉”由词语成为地名的过程,感受“武汉”一词在成为地名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

从郤月城到汉阳府城

郤月城是汉阳第一座城堡,也是传统三镇地域范围内最早见于史籍的城堡,《水经注》说:“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魏将黄祖所守”,“沔”即沔水,很长时间中,汉水有数条入江河道,沔水为汉水入江的一条河道,不过当时流经龟山南侧的河道恐非是沔水,黄祖也并非“魏将”,而是荆州刺史刘表的大将,其时为江夏太守,郦道元不曾踏足江汉地区,《水经注》只能作为参考。

郤月城最初是一座半月形的军事堡垒,而半月形称为偃月,固有偃月垒一名,又因古代有半月形的防守阵形称为却月阵,所以郤月城后来被称为却月城;《元和郡县志》说:“郤月故城在汉阳县北三里,周回一百八十步,高六尺”,可见规模不大,但因背靠龟山(龟山原名大别山),与其西边的马骑城构成犄角之势,加上刘表之子刘琦在大别山东端的北麓所筑城堡,郤月城在军事上有重要的屏障作用,沙羡县曾把县治移到这里。

月湖与龟山

197年,黄祖在沙羡败于孙策,于是退兵到郤月城,以此为水师基地训练水师;199年,孙策攻破郤月城,在吕蒙彻底打败黄祖水师后,郤月城被孙权所屠,其东边的城也被孙权一方占有,后来山上修有鲁肃衣冠冢,大别山又称鲁山,这座城也随之称为鲁山城,由孙涣守鲁山城,还依山傍江修筑了铁门关。

上世纪重建的铁门关

南北朝时,齐竟陵太守房僧寄曾占据鲁山城与萧衍对抗,《南史》说:“(萧衍)自襄阳趋建业,邓元起会大军于夏口,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因汉口城为萧衍所筑,因此被称为萧公城,位于龟山西北约十里。

以上的城堡,是汉阳城发展的起点,隋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当时的汉阳符合南水北的地名习惯(后来汉水主流虽然由龟山以北入江,但汉阳之名并未改变);唐武德四年(621年),汉阳县在龟山南侧的凤栖山修筑汉阳城,汉阳县治移驻于此。

宋汉阳军、元汉阳府及两朝的汉阳县均以汉阳城为驻地,明清汉阳府、汉阳县也治汉阳城,它既是县城,也是府城,汉阳县城、府城即后来的汉阳城区,加上龟山、梅子山及附近湖泊与乡里,即是老汉阳地域范围。

从夏口城到武昌城

与汉阳隔江对望的武昌,建城时间则非常明确,是为公元 223 年,孙权在长江边上蛇山头筑城,因对面正好是夏水(即汉水入江河道中的一水道)入江口,故得名夏口城。

蛇山早期称为黄鹄山、江夏山,所以孙权筑夏口城时才会说“城江夏山”,孙权将统治中心由公安移至鄂县后,取“以武而昌”之意,把鄂县改为武昌(今鄂州市),为了拱卫武昌,才在江夏山筑夏口城,《水经注》说:“(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

上世纪迁址重建的黄鹤楼

南北朝时,刘宋设置郢州,夏口城为其治所,夏口城因此改称郢城;萧衍部将围攻郢城时,在郢城东北几里外筑曹公城;隋时郢州又被改为鄂州,郢城开始被称为鄂州城,军事嘹望塔后来转变为黄鹤楼,也即“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因唐朝诗人的佳作,黄鹤楼闻名天下。

夏口城起初“周回不过二三里”,历代城墙也是夯土墙,牛僧孺(“牛李党争”中的牛)做武昌军节度使后就着手扩建鄂州城,将夯土板筑城墙改造为砖砌城墙,这是武汉地区最早为砖砌城墙的城,新鄂州城由蛇山扩大到凤凰山、螃蟹岬,涵盖了老武昌城北片。

武昌火车站

元代的鄂州城,是湖广行省驻地,也是武昌路、江夏县的治所,它在一方的军政、文教地位已经夯实;朱元璋把朱桢封为楚王,驻于鄂州城,江夏侯周德兴辅佐楚王时扩展了鄂州城,新城跨越蛇山南北,开九座城门,是湖广军政驻地、江夏县治驻地,由于武昌府治也在此,所以鄂州城被称为武昌府城,这时武昌府城是上武昌,武昌县城(在今鄂州)为下武昌。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建置,直到1912年,江夏县改为武昌县,原武昌县改为鄂城县,今武昌之武昌城得以“实至名归”了。

后起的汉口

“汉口”一词始见于《南史》,即上面已经提到的汉口城,但当时的汉口城在今汉阳,而不是汉口,汉口是后起的城,明代完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明成化初年,汉水入江主流在今汉江入江河道,而武昌部分失去金沙洲,原白沙洲并岸,汉阳部分刘公洲并岸,鹦鹉洲尾江湾逐渐淤积,两府城失去江港优势,商贸活动逐渐转移到了汉水两岸。

汉口是作为天然的优良港口而兴起的,最先包括汉水入江口的南北两岸,但随着它与汉阳在地缘实现分离,汉水北岸归为汉口,南岸则留在汉阳;到了清初,原来持续1000多年的“双城时代”已经转变为“三镇鼎立时代”,清康乾时期的《汉阳府志》说道:“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

江汉关

可见,那时的汉口仍然只是个镇,由汉阳县所辖,很长时间里没有城墙,没有独立建制,正因为如此,1861年清政府被迫在内陆开埠时,汉口成为了通商口岸;为了防止捻军进攻汉口,1864 年汉阳知府钟谦均携汉阳知县孙福海修筑汉口城墙,开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七门。

张之洞督鄂时,于1898年在汉口设立夏口厅,汉口才有独立建制,后来的1904 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1912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1929年正式撤销夏口县,在此之前的1926年20月26日,汉口市诞生了。

汉口火车站

1927年4月16日,武昌、汉口、汉阳建立统一的武汉市,两年后撤销,此后汉口曾被设为特别市或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汉口分化成江汉、江岸、硚口三区,唯有火车站保留有“汉口”之名。

“武汉”从哪里来

早先,这里河流纵横,沼泽与湖泊密布,港汊塘堰相通,大水时一片泽国,秦汉时期这里才初步完成淤积,因此先秦时期传统武汉三镇地域范围内人文演绎亦相对沉寂徘徊,东汉末年开始鹊起的步伐。

三国时期,鲁山城和夏口城夹江对峙,构成成犄角,守江南必须守江北,否则丢了江北,江南也很难守住,反之亦然,所以南北城池之间形成了战略依存关系;到了元代,汉阳府与武昌路隔江对望,武昌联上汉阳的称呼,正是“武汉”一词的来源,当然最先只是口头上称呼,未见于文字记载。

晴川阁

明万历元年,“全楚督学”、汉阳知府程金主持了晴川阁第二次重修,乃请姚宏谟写《重修晴川阁记》,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说“……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莫得而恣其观游焉”,这是“武汉”一词第一次在书籍中出现,是年为1573年,“武汉”当指武昌府城与汉阳府城。

明崇祯年间,曾逗留于武昌府和汉阳府的文人阮汉闻著有《武汉纪游》,这是“武汉”一词首次用于书名;清道光年间,范锴的《汉口丛谈》写道“遂陷武汉等郡”,二十年后曾国藩写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也用了“武汉”一词,他说:“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其文牍中多次出现“武汉”。

综上,“武汉”一词最初来源于隔江对望的武昌与汉阳两府的联称,指代着武昌府和汉阳府(或两府城),后来“双城对望”发展成“三镇鼎立”,但汉口仍为汉阳县所辖,建置上无法与武昌、汉阳两府对等,直到清末民初,汉口以经济实力后来居上,武汉逐渐指代武昌、汉阳、汉口,即使它们未在行政建制上统一,武汉也成为“三镇”的共同大地名了。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次年合武昌城区、汉阳城区和汉口(夏口厅)为一市,定名武汉,作为临时京兆区,随后成立市政厅,武汉作为地名与市名得以明确界定,这也是三镇首次的统一建制;两年后,三镇又分治,武昌为湖北省会,汉阳为汉阳县,汉口为“行政院”直辖,但武汉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称已经得到公认了。

1949年5月,解放后的三镇成立了武汉市政府,后来,近郊区和武昌县、汉阳县、黄陂县、新洲县加入武汉三镇,融合成现代武汉。

从郤月城与夏口城夹江对峙,到武昌与汉阳两府相互依存,从三镇鼎立到现代大武汉,2000年的更迭与沉浮,100年前的风云际会,100年中的潮落潮起,练就武汉处变不惊、隐忍坦然、热情阔达、敢为人先的城市性格,它也正以这样的姿态,阔步走向未来。


参考资料: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