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王若虚：饮者留其名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2月号

饮者留其名

王若虚

记不清是1970年代的尾巴，还是1980年代头上，反正刚刚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前后。无线电三厂有个人买了两斤生的西瓜子，自己借来铁锅，借来酱油，哗啦哗啦炒熟了，准备存起来慢慢吃。但职工宿舍老旧，一直闹老鼠。老鼠牙齿多少厉害，啃柜子，啃箱子，啃铁罐头，都不安全，怎么办呢？有个同事就帮他出主意，弄了块最薄的铁皮，差不多四十乘以四十厘米见方，四角打孔，四根铁丝穿起，再汇总拧成一根，末端拗成钩子状，吊于房梁，像只金字塔。

瓜子堆在铁皮上，离地将近两米五，离房梁半米不到一点。二人仰头望着铁皮，有一种和啮齿类斗智斗勇的其乐无穷，心想，老鼠不是蝙蝠，好遁地，不好飞天，这下瓜子可以保存无忧了。

等元旦新年近在眼前，这人想，时机成熟了，可以找三两好友开茶话会了，就搬来只小板凳，立到上头一看，愣住了：铁皮上小山般的瓜子已经被推平了，全都开了瓣，肉头一粒不剩，壳子内里白晃晃的，晃得人恍如隔世。后来这人逢人就夸，老鼠是厉害呀，蹲在悬空的铁皮上偷吃，摇摇晃晃，半粒壳子都没落下来，不服不行。在他想像当中，灰不溜秋的小忍者们沿铁丝轻滑而下，站稳脚跟就开始嗑瓜子，下面是人类的鼾声如雷。等到肚皮填饱，嘴巴塞满，再一蹬脚，使轻功，沿铁丝飞速而上，消失在房梁尽头。

除了老鼠，再无别的怀疑对象。这间宿舍平时就他一人住，但凡有访客，他都在场，不可能是人为。倒是帮他出主意的那同事，春节过后某天，回到自己宿舍，发觉床头多了只白瓷小酒杯。东问西问半天，也没人来认领，只好拿滚水冲一冲，自己收进。

这个同事姓刘，刘其名，也就是大伯。

听到老鼠嗑瓜子故事的那天，我住在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当时有个非虚构写作的论坛在复旦召开，为期三天。第二天晚上，我请一个复旦的博士后朋友在夏朵餐厅吃饭，完了再找地方喝几杯。选的酒吧就在我住的酒店边上，名字别致，叫“留其名”。

和博士后朋友聊天时，老板就在我们身后的沙发上一边摆弄苹果笔记本，一边听着我们看似深奥的聊天内容在笑。我已经喝了四杯加冰块的波本威士忌，有点上头，和博士后聊无可聊时，看看老板，说，大哥，一起来聊聊呗。老板是个爽利人，听到邀请，就搬了个蛋糕凳坐到边上。前面我已经买过单，他让酒保又送上来三杯杰克丹尼兑可乐，说，店里请。

老板的体格，是上海人常说的那种“麻将牌”型，左臂全是红脸般若的纹身。随口一问，得知竟是交通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的，“80后”，比我大两岁。交大和复旦可不是什么真心相亲相爱的兄弟学校。我问他，你个交大学生，在西南的闵行读书，怎么就跑到五角场开酒吧了呢？这可是复旦的地盘。老板说，我一个交大的，深入虎穴，赚复旦学生的钱，有什么问题吗？我细想想，说，嗯，还真没有。

很自然的，话题跑到店名上来。上海酒吧无论大小，都像外企白领，得有个英文名，唯独这家是异类。我问老板是不是从李白这里找的灵感。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老板说，这是小部分原因，真是要详细展开的话，一杯酒是不够的。我说，这样吧，来一打龙舌兰shot，我付钱，你只管说，家长里短，鬼狐仙怪，尽管端上来！

老板姓刘，为保护隐私，姑且叫他刘看山。他爷爷奶奶当年从鲁南逃难到上海，在大杨浦的棚户区落下脚。那时流行多生多养，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全带把。按照爷爷家的族谱，下一代是“其”字辈，又取老家村口匾额上的“名德重望”四字分给儿子。老幺还没出生，爷爷出意外走了，刘看山只在黑白照片上看到过他，见完就忘，没什么印象。

老大刘其名1950年出生，看山他爸行二，1953年，老三1957年，老四1962年。刘其名十三岁成了家中最大的男丁，担子重，责任大，初中毕业直接到无线电三厂上班去了。其实他成绩不差，家里成分也好，本可以上重点高中。

1968年全国一片红，老二是六九届，去了黑龙江农场，刘其名顿时少了个得力帮手。四十年后，看山他爸对儿子亲口承认，当初去黑龙江，自己有当“逃兵”的意味。棚户区房子小，塞着五口人，老三爱闹，老四爱哭，奶奶是第三毛纺厂的女工，白天面对车间里震天响的机器，那嗓门就可想而知了。看山他爸爱读书，喜清静，受不了家里环境。这批知青动身北上那天，火车一开，车上车下哭声震天。唯独他爸嘴角上扬，半个身子在窗外，对站台上的刘其名挥手，喊，阿哥，全看你了！

刘看山面对老爸的忏悔，说，也不怪你，大势所趋，你不去也不行的。他爸说，也不是的，就算不下乡，我也打算报名参军，反正就是不想在家里，不想挑担子——不然的话，搞不好就变得像你大伯一样了。

这种可能性一说出来，刘看山不寒而栗。如果老爸是大伯那样的人，他宁可三岁就被卖到山里。从小他就怕这位大伯。奶奶家围桌聚餐，他必定要和刘其名隔开至少两个座位，才不至于影响食欲。但若是正对着他落座，更加致命。

大伯刘其名身高一米八，瘦如竹竿，脑袋很小，戴着大号的黑框眼镜，无论站坐，上半身总是微微前躬，让人联想起螳螂捕食。偏偏，他是饭桌上吃得最少的人，还闷声不响的。至于表情，基本为零。相比之下，看山他爸老是笑眯眯，三叔总是喝酒抽烟吹牛皮，奶奶则喜欢叹着气追忆开水般的年华——不管怎么样，至少是鲜活的，彩色的，到大伯这里就是调了静音的黑白电视机，换台的按钮还坏掉了。

此外，大伯在子女教育方面很蔑视文字的力量，信奉棍棒底下出真理。看山的堂兄遗传了刘其名的竹竿基因，身高一米八四，远看像根火柴。从小到大，堂兄挨打的原因千奇百怪，与时俱进：幼儿园撒尿和泥做雕塑，小学组织打牌，初中带头去游戏机厅，高中和多个女孩谈恋爱……刘看山无数次在饭桌上听奶奶和三叔劝大伯，孩子可不能这么打，要打坏的。而大伯面无表情抿下一口酒，一言不发。

看山他爸也打他，但讲究原则，非成绩差不打。但大伯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徒手，器械，样样精通，收发自如。有一回，堂兄刚上小学，在家默写生字，写错一个，正自我怀疑，后脑勺就挨了一记铁砂掌。堂兄的感受是，两只眼珠子差点飞出去，鼻尖更是直接砸在桌面上，脑海就像电视机的雪花屏。

后来刘看山看日本电影，黑帮片，北野武，立刻就想到了刘其名。日本黑帮老大也是黑白电视风格，戴墨镜，面无表情，墨镜上面两条眉毛纹丝不动，不废话，更不会吵架、说教，要剁手，要灭口，电光石火，勒么桑兹（上海话里的“冷不丁”）就来了，绝不像昆汀的电影那样啰嗦半天再开枪。

综上所述，刘看山小时候每次和刘其名同席吃饭，身形都要矮一半。农村传说，活猪要是遇上资深屠户，都吓得光会拉稀，不会叫，就是闻到了对方身上日积月累的猪血味，吓得叫都叫不出来。以此类推，同理可证。

要说刘其名身上唯一的闪光点，大概就是不留小指甲。那是很多上海男人的“瑞士军刀”，可以掏耳朵、剔牙缝、去眼屎、抠鼻孔，甚至拧螺丝，五项全能。无论当记者的看山他爸还是开法兰红出租的三叔，都未能免俗，唯有大伯是股清流，十根手指干干净净，关节粗大。

听到这里，我打断酒吧老板道，唔唔，你大伯是那种可怕的冷面杀手，奉行棍棒教育，也不留小指甲，可为什么要用他名字的谐音来命名酒吧呢？反转什么时候出现？老板举起一杯龙舌兰，和我碰了碰，说，别急呀，马上就来了。

刘看山曾读过一种理论，说普通人的感情想要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支撑，至少需要三根支柱：和父母的关系，和配偶的关系，和后代的关系，如同首尾相连的三根火柴。而数学老师也教导过我们，三角结构是最稳固的。

刘其名的三根火柴分别是看山的奶奶、伯母和堂兄。堂兄十九岁那年，三根火柴搭起的结构开始塌陷：他高考前填志愿，死也不肯考上海的学校。刘看山非常能理解堂兄，假如堂兄想留在上海，反倒不正常了。

堂兄在全杨浦区最差的公立高中就读，但逃离上海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学习上的怠惰：他高考成绩在全年级文科班排前五，去了成都一所二本，学播音主持。四川，天府之国，东西好吃，人好看。成都到上海直线距离有一千六百六十公里，当时坐最快的火车也要三十六小时，硬座一路下来你会觉得自己丢了屁股——除了学费略昂贵，堂兄毫无疑问地通过高考升上了天堂。

堂兄远走他乡后，刘看山发现大伯明显变了。聚餐时，刘其名的目光不再盯着菜肴或者旁人，只注视跟前的酒杯。奶奶不时会叮嘱他，吃呀，筷子动起来。刘其名遵命行事，不过是原教旨主义的“动筷子”：将桌上的筷子轻轻左右滚动一下，却不拿起来夹菜。他以前喝酒讲究分寸，懂节制，总是桌上第一个宣布自己喝不动了的人。堂兄走后，刘其名酒量似乎也见长了，锅里加姜丝温过的黄酒，用玻璃茶杯盛着，他平时只能喝两杯，现在能喝三杯半。

刘看山自己在上海念大学，每周都回家，常看见爸爸不是在摄影，就是在钓鱼。有一次他问大伯有什么爱好。他爸想了半天，以问代答：看电视？刘看山说，这算什么爱好？他爸说，那就不清楚了，以前上中学，你大伯个子高，被人家拉去打篮球，上场三分钟，人家一个传球迎面过来，他没接好，鼻梁骨裂，鼻血不住滴，从此退出体育圈；到无线电厂上班后，他吃完晚饭就坐在门口看月亮，一看好几个钟头，应该算是爱好吧？后来么，又欢喜看小说，《基督山伯爵》，翻来覆去就读这么一本，怪吧？我叫他看看《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之类的，也不听，就随便他了。

刘看山心想，倒是蛮专一的。

堂兄在成都念书，每年寒暑假都不回上海，说在酒吧打工，要么是给别人婚礼当司仪，忙着挣生活费。有次聚餐，奶奶问堂兄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刘其名难得开了次金口：来电话，都是在外面闯了祸，没电话就说明没出事，正好。奶奶“哼”了声，说，当初打得太狠。刘其名就不响，恢复到常态，低头看酒杯，转动筷子。

倒是五月，或者六月里，堂兄会忽然回来一次，先去看奶奶，再回父母家，但绝不住下，因为总带着姑娘，住旅馆更方便。堂兄带回来的姑娘，年年岁岁人不同，统一特征是身材娇小，胸脯饱满，小麦肤色。刘看山问，怎么做到的？传授点经验呀。堂兄说，没经验，可能从小被我爸打，不自觉地练了一身硬气功，嘿嘿嘿……唉，四川什么都好，就是吃不到老娘烧的腌笃鲜。

堂兄大学毕业后还是没回上海，在成都的婚庆公司当专职司仪，还在酒吧兼职驻唱。他缺席春节聚餐足有六七年，以至于刘看山有段时间几乎忘了还有个堂兄在四川。2008年汶川地震，过了快半个月，他才忽然想起来，堂兄在那边不知是否安好。

堂兄的确安好，还在两年后的夏天带了个女朋友回来，不是“耍朋友”那种女朋友，是打算要结婚的。刘看山见过女孩两次，完全不像堂兄以前偏好的风格：高挑，白皙，胸脯不太饱满，五官不漂亮，但端正。女孩来自新疆，父母是建设兵团的，汉族。他想，堂兄当了这么多年浪子，总算要成家立业了。

我又一次打断酒吧老板，说，我猜猜看，你大伯不同意这桩婚事？因为那个女孩没什么正经工作？老板笑笑说，完全猜错，她有正式工作，小学老师，生活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是大伯，是我大伯母。

从小到大，刘看山见伯母不超过十次，因为她时常缺席奶奶家的聚餐。伯母颧骨扁平，也是瘦长的身材，一家三口走在路上，远看就像三炷香。多少年下来，永远留着齐耳短发。左腿还有点微瘸，算不上残疾，就是走路比常人稍慢，尤其上楼梯。据说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期间，刘其名住进无线电厂大礼堂临时改成的医院，每天由儿子送晚饭，伯母送午饭。有天中午，她过马路太心急，正好人家公安局有部带挎斗的摩托车执行公务，也赶时间，看到她闯红灯，刹车已晚，“咣”，撞上了，还好天冷，衣服厚，受伤不重，就是腿落下了小毛病，还有那盒番茄炒蛋，撒了挎斗里的干警同志一身都是。

至于伯母以前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念书，刘看山一概不知，也不好奇，只知道每次刘其名打完堂兄，都由伯母出面做思想工作：父母打他完全是为他好。她反对儿子的婚事，官方理由却很蹊跷：“小姑娘……个子太高了。”

酒吧老板看着我脸上的表情，说，你看，你也觉得莫名吧？我哥一米八多，她一米七五，完全没有问题，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总比一代高呀。

最终是奶奶向刘看山道破玄机：小姑娘父母虽然是新疆兵团的，但都是从安徽过去的。伯母年轻时在安徽插队，自认“受够了安徽人的苦”，绝不许儿子和安徽人的后代结婚。

我问，那你大伯的意见呢？酒吧老板回道，我也是那次才知道，大伯在他老婆面前没有意见。作为反派角色的大伯，表现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原来他也有通融的一面。

要结婚，必须有户口本。户口本被伯母藏得天衣无缝，堂兄这门婚事就僵住了。那之后，他更少回上海了。偶尔一次，也不去父母家，只来看看奶奶。至于感情状况，也不再向家里人汇报。

我问老板，那你奶奶什么态度呢？她肯定很想抱曾孙。老板说，哈哈，问题就在这里，我本来也以为，要是倒退十年，我奶奶还能狮吼一下，发点声音，可我又错了。

如果一个女人年轻时冒着炮火背井离乡，三十不到就丧夫，不改嫁，独自抚养四个男孩长大，在家面对邻居的闲言碎语、蜚短流长，在单位面对钢铁巨兽，加班加点，都苦熬下来了，那你最好不要质疑她的性格有多少刚烈。遥想当年，四叔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工作，成家立业生女，奶奶还到那边住过段时间，但闹了点矛盾。回上海后，她就发誓不再认这个儿子，且说到做到。

刘看山和远方的四叔无仇无怨，但就是欣赏奶奶这种性格：要么不记仇，豁达——要记仇，就记一辈子，否则就是浪费生命。奶奶骂人的口头禅是，他奶奶个臭——这种自损八百的风格有点像他一个武汉朋友的老妈，喜欢骂儿子“你个婊子养的”。

按理说，这样的奶奶，肯定会把刘其名夫妻臭骂一顿，竭力促成这门婚事。但狮子老矣，尚能吼否？答案是不能。刘看山曾跟奶奶说，大伯母这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的呢？看不出来啊！奶奶叹口气，说，她这人，一直这样的，你不知道呗，还记不记得有回去她家吃饭？就是你第一次吃甲鱼那回？

刘看山太记得了。当时他读小学，忘了几年级，被奶奶带着去的。大伯家他就到过这么一次，记忆犹新，何况午饭还有一道冰糖炖甲鱼。1990年代初期，这东西一般只能在饭店里吃到，家常餐桌上可是珍稀食物。现在回想起来，餐桌边上有奶奶、大伯、大伯母、堂兄。在厨房里烧菜的却是个从没见过的男人。

奶奶说，那个男的，唉，唉，是你伯母的相好。

刘看山说，啊？！那……大伯知道吗？

奶奶说，当然知道啊。

听到这里，我对酒吧老板伸出手，说，等会儿，等会儿，让我缓缓，消化一下这排山倒海的信息量。他说，你缓吧，缓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关键还是发生在我大伯家里，发生在我大伯身上。

当时刘看山也是瞪大了眼睛，问奶奶，怎么不早说啊？奶奶说，唉，你那时候小，十来岁吧，就知道喝扩落（可乐），吃甲鱼，连那王八脑袋都没放过，筷子都吃到地上去了，跟你说？有个蛋的用？

十来岁的刘看山，忘了餐桌上其实还有个人，就是伯母的老娘，奶奶的亲家母。饭后她私下跟奶奶说，这算什么事情，光天化日，还以为别人不知道？作孽，我老了，管不了了，少看一眼是一眼，这张老脸也撑不了多久了……后来，据奶奶说，亲家母是因为生气，活活把自己饿死的。她对这位亲家母的评价很高。或许，性情刚烈的老太太总是互相欣赏。

老太死后，伯母跟那个男的断了来往，一切又如常。

刘看山听完这段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时他已经工作，有天晚上下班回来问他妈知不知道这件事。他妈说，知道啊，好几年前了。刘看山犹豫了半天说，大伯这么……忍辱负重？看不出来啊。忍什么呢？电视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他妈平静地给刘看山夹了块红烧大排，说，你大伯他么……就想维持住自己的家庭，你不一定懂。

酒吧老板讲到这里，又跟我们干了杯shot，说，从此往后，我就开始重新审视起大伯来。你们想呀，一个那么苦都熬过来的老太太，敢跟小儿子恩断义绝，结果呢？知道大儿子的老婆和外面人有一段什么的，还带到家里来，还给家里人做饭，居然没说什么，怎么讲呢，北方话说就是老了，“颓了”？那怎么还能指望她对孙子的婚姻再发表有力的意见呢？对吧？

我说，唉，我对你大伯忽然刮目相看。老板说，岂止刮目，都刮骨了。他伸出左手手指，说，你看，三根火柴，我哥那根，断了；我伯母那根，早就断了，只不过以前我不知道；接下去，轮到我奶奶了。

老人生病，有时候是门玄学。看山的外婆从前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大小姐，生了五个孩子，不喜锻炼，爱吃虎皮蛋红烧肉，到今天已经九十五岁，除了没牙，一切安好。他奶奶是正宗的工人阶级，饮食清淡，退休后闲不住，养花种草，每天散步三次，还教其他老太怎么打木兰拳，舞木兰剑，却在七十岁患上了尿毒症。

奶奶住院四个月，终于能回家，但隔天就要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三个儿子家里轮番出人护送。这病麻烦在无法治愈，不透析就得换肾手术。后一种办法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不可想像，更不必说排异的可能。定期透析能维持多久，这个也不好说，家里人三缄其口。

大伯母来奶奶家反倒比以前频繁了，三四天一次，送红枣，送牛奶，煮鱼汤，煲杂粮粥什么的。刘看山一开始还觉得挺好，说，关键时刻，伯母还蛮靠得住的。他妈听了不说话，只是笑笑，一副“你对人性一无所知”的表情。

我插嘴问，是不是房子？

酒吧老板说，唉，你比我那时候聪明多了。

奶奶住的是1990年代公房，一室一厅，当初棚户区拆迁改造分来的，生病前两年刚办下产证。几个儿子里，刘看山他家也住1990年代公房，另外还有一套市中心的1950年代老房，故而主动退出竞争。四叔被奶奶拉进了人生黑名单，且按下不表。三叔离了婚，女儿在国外读研究生，他现在独居在曹杨的一室一厅。老大刘其名就一套杨浦的房子，两室一厅。堂兄的大学学费，一大部分是问银行贷款。曾有一年多时间，大伯住到无线电厂老宿舍，伯母住到江湾镇的姐姐家，空出房子租给别人，就是为了用房租还贷。

奶奶得了尿毒症，在伯母看来就是进入了决赛结束的倒计时。刘看山后来才知道，伯母那时常找他爸游说、诉苦，说儿子不肯回上海，就因为房价贵，在上海除了父母家没房子，没房子怎么结婚呢？只能待在四川，被那个小姑娘蛊惑。于情于理，房子都该留给大伯刘其名，毕竟堂兄是长子长孙，大孙子没房子，天理何在？

作为唯一竞争对手的三叔，情况也比较复杂。堂妹上初中时父母离婚。三叔没钱，堂妹读专升本、出国留学，费用都是她妈那边出的，所以一直和爸爸、奶奶这边有些疏远。三叔觉得男人混一辈子，（前）老婆可以看不起自己，怎么能让女儿也看不起呢？奶奶这套房子，虽然有点老，有点小，但在上海中环以内，价值远超那些学费。

至于刘其名，还是老样子，在老婆面前没什么意见，只能以一种自己的方式回避矛盾：在奶奶面前绝口不谈房子，也不跟三叔有正面接触，连那年的春节聚餐都缺席了，理由是感冒发烧，需要休息。

我问，那最后谁赢了呢？酒吧老板说，这个节骨眼上，大伯不主动，自然是三叔把房子拿到手了。我说，那你伯母得气死了。老板说，不止，还痛哭流涕，当着我妈我爸的面，指着我奶奶说忘恩负义，尤其当初孝敬她的那三万块钱营养费，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结果在老太眼里屁都不算。我说，够下血本的，还给过三万块钱。酒吧老板说，嘿，我奶奶还以为是伯母太激动，记忆出现了偏差——她根本就没收下这笔钱，让我大伯拿回去了。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大伯。

这三万块钱，伯母曾再三跟刘其名强调，一定要交给老太太，事关儿子在上海的房子。结果奶奶硬是不要，一来她自己有积蓄，够花；二来，可能觉得这钱烫手，拿了就得掉层皮。大伯左右为难，不能把钱留下，又不能拿回去，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完美办法：悄悄存进银行。

此前我那位一直没有作声的博士后朋友，听到这里也忍不住感慨一句，高人。

只有看山他爸不觉得意外，觉得老大就是这种风格。以前刘其名在无线电厂上班，表现还不错，上头想提拔他，先让他当车间小组长，管四五个人。刘其名上任后百般不舒服，又不敢跟领导明说，就一直请事假，奖金随便扣，最后成功变回普通一兵的角色。骨干培训、评选先进、申请入党，他也主动往后站，推荐其他人上去，包括当年炒瓜子的那哥们，业务能力远不如刘其名，一路升到坐办公室，当了工会副主席。

三万块钱的真相揭晓后，伯母再也没来过奶奶家，也不许刘其名接送老太太去做透析，理由堂皇：既然房子给了老三，那就让老三多承担点责任。过了小半年，奶奶情况变差，又进了医院，医生的结论是“不太乐观”。即便如此，伯母还是让大伯在家禁足，不许去探望，觉得老太太就是在装病，扮可怜。

其实刘其名是可以偷偷溜出来的。夫妻两个虽然已经退休，但伯母并非每天在家。她以前在法院工作，退休后又在老单位担任特邀调解员，专门调解别人的家长里短、民事纠纷（我和博士后都瞪大了眼睛），每礼拜要去个三两次。刘其名趁此机会，会先去菜市场买点鸡蛋，一锅煮了，再坐公交车去医院看奶奶。为了防止胆固醇过高，老太太主要吃蛋白。医院在虹口公园附近，他家在杨浦，一个来回最多不过两小时。

有一次，伯母忽然提前回来了。鸡蛋刚煮完，刘其名还没换上外套。伯母问，煮那么多鸡蛋做什么，你不是不爱吃蛋吗？刘其名说，嗯，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馋了，想吃了。伯母看了他几秒钟，说，好的呀，那你吃，现在就吃。刘其名只好在饭桌边就坐，拿起一只还很烫的鸡蛋，吹了又吹，敲碎壳，分三口吃下去。吃完两只，伯母给他倒了杯水，说，继续，别噎住。他看看她，欲言又止，拿起第三只蛋。

那天，大伯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打嗝打了一下午。

再后来，奶奶在病床上熬了一个多月，眼看状况越来越差。家里人在医院楼梯口举行家庭会议。看山他爸就和其他人商议，要不要把老四从山东叫回来，还来得及看最后一眼，搞不好母子可以就此和解。三叔表示附议，还说，要是妈不答应，老四可以当场跪下，磕头，连着磕，老太太总会心软的。

老大刘其名也在，又是偷空溜出来的。他说，搞什么搞？不行，不能来，妈本来就高血压，心脏不好，老四一来，弄不好当场走掉了，谁负责任？看山他爸说，情况不一样，再说，那么多年了，总不能带着遗憾走吧？刘其名说，就是因为那么多年了，解不开了，妈的脾气性子，是你了解还是我了解？你当初一走就十年，老三老四还小，妈吃过的苦头，受过的委屈，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了解吗？这桩事情我拍板，以后老四要怪，先怪我好了。

酒吧老板又敬了我们一杯酒说，大伯这话一出口，我爸就哑掉了，我也在现场，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大伯表达他自己的真实想法。

最终，四叔没有被立刻召回。一个多星期后，他带着老婆和女儿来上海参加追悼会，在灵柩前长跪不起，场面一度有点点失控，但又在意料之中。堂兄只身从四川飞回来。刘看山悄悄问过，堂兄已经和新疆姑娘分了手。

晚上吃“豆腐饭”，一共就一桌，九个人。席间，三叔猛喝黄酒，一边念叨女儿不孝，就是不肯花钱买票从日本回来参加追悼会。刘看山和多年不见的四叔频频碰杯。他爸在喝闷酒。男人当中唯独刘其名滴酒未沾，只喝菊花茶，怎么劝酒都不从。

酒吧老板问，还记得我说的老鼠偷瓜子的事吧？就是我大伯在饭桌上说的。那个白瓷小杯，照刘其名的描述，杯口也就一元硬币大小，高不过一截大拇指，看不出瓷的品质好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直是个谜，刘其名也不多想，就收下了。

后来他结了婚，分到房子，这个酒杯也一起带了过去，就当是宿舍年代的纪念品，不过很少用，因为伯母不许他在家喝酒，除了烧菜的料酒和半瓶酒精棉花，家里找不到别的酒精制品。要是来了客人，聚餐，都是去小区门口的商店现买，喝剩下的都得倒掉。

怪事，就是从某个周末，大伯母把那男的领到家里做客开始的。男的看上去挺普通，客客气气的，送点东西，聊会儿天，就走了。后来每周末都来。来的第三次那天晚上，刘其名在厨房橱柜找东西，要找的东西就塞在白瓷杯后面。他怕把酒杯弄翻，就先取下来。结果杯子里的液体洒出来了，洒到煤气灶上。刘其名纳闷，杯里哪里来的水？就拿抹布去擦，顺便一闻，觉得味道不对，似曾相识，隐约飘香，再凑到酒杯边上，狠嗅，确认了是酒香。

三叔已经喝到脸像个西红柿，问大哥，什么酒啦？什么味道？刘其名说，他一开始不敢喝，觉得是老婆试探他，就统统倒掉了，把杯子洗了，也没跟伯母说。没过几天，他又去找东西，发现杯子里又有了，浅浅的，差不多三分之一杯。他就想，这女人还真是锲而不舍，又倒了，洗了。

如此反复，直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他也有点懊恼，想何必这么考验人呢？不就是一点点酒吗？喝了又会怎么样？地球会停转？大不了，吵一架，去去火气。心一横，就把酒喝了。那一小杯，一口就没，在舌尖上的余味谈不上上等，但也不难喝，度数高低一下子也品不出来。刘其名本就不是嗜酒贪杯的人，咂咂嘴，杯子洗了，放好，漱漱口，就回床上去睡觉，等着第二天早上老婆找他算账。结果第二天伯母什么反应都没有，相安无事。刘其名也不敢主动挑衅，琢磨半天，觉得可能是老婆以前管他太严，现在悄悄网开一面，让他偶尔解解馋。

夫妻间似乎就此达成了无声的协议，每过三五天，橱柜的白瓷杯里就有那么一小点酒，等着他一饮而尽，然后洗杯子，漱口，上床睡觉。哪怕后来，刘其名发现了那个男的每次上家里来，目的不是那么单纯，白瓷杯里的酒还是照喝不误。毕竟一年喝下来，如果有毒，三个武大郎都喝死了，每年体检下来他身体也没出问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时候端起酒杯，他想到以前读的《基督山伯爵》，忍辱负重，最后一一报仇，多少快意。但等到酒喝完，又想，小说么，骗人的玩意，做了基督山伯爵，真的就比现在开心吗？洗完杯子，再想想老婆微微有点不方便的左腿，刚才的念头就荡然无存了。

再到后来，丈母娘过世，那男的不再上门，关于白瓷酒杯的默契都没被破坏。直到某年夏天，伯母去外地参观，家里就他一个人。有天晚上就发现，杯子里又有酒了。事情一下子就变得悬疑起来了。家里没其他人，谁倒的酒？刘其名百思不得其解，转念一想，天天睡在枕边的人都没有害我，儿子也没气死我，这点酒还能害我？心又一横，干了，咂咂嘴，觉得酒味如常。

说到这酒，也蛮微妙的，每次的颜色会变，有时候是透明的，像白酒；有时候是琥珀色的，像黄酒；有时候浑浊如米酒；还有时候泛黄，像久置的啤酒。但到嘴巴里，味道总是一致的，说不出来的清淡，又是无法描述的浓烈……喝的时间越长，越觉得酸甜苦辣，实际上都在这一口里面，又都不在里面，空空荡荡。

就这样喝了四年，堂兄考去四川，家里就剩两个人了，有一年多时间为了用杨浦的房子赚租金，夫妻分居。刘其名就带着白瓷杯去住厂里的老宿舍。每过三两天，伯母都会在姐姐家烧好菜，分盛在几个大饭盒里给他送过去，顺便检查下有没有藏起的酒瓶。

一开始，瓷杯就放在他宿舍的床头柜上，但那酒一直不给续。后来刘其名把它放进了衣柜，没过两天，酒又来了，这次不是三分之一，是半杯。刘其名一想杯子当初是什么时候来的，笑笑，就端起酒杯，在床头柜上轻磕两下，又干了。今非昔比，无线电厂多年前已经破产，被收购，早就没有当初的人员规模，老宿舍人丁冷落，连老鼠都不肯光顾。有时他睡前存心把饭盒盖子打开，让剩饭剩菜暴露在外。第二天早上起来，饭菜安然无恙。

等刘其名搬回了家，杯子放回厨房柜子，那酒还是半杯半杯冒出来。他就想，看来，不是地方变了，是人变掉了。

三叔听到这里，说，那么神奇的？那你把杯子带过来，让我们大家看看呀。看山他爸说，看什么看，老大没喝酒也尽说胡话，你听他编故事乱说。大伯就笑笑——刘看山第一次见他笑，觉得还不如不笑——笑完了，说，信不信随便你们，反正不能拿给你们看，但妈走的那天晚上，我回家去看了，杯子里面的酒，满的。

酒吧老板讲到这里，又让服务员端了半打精酿上来。博士后朋友催问，后来呢？老板说，后来么，就散席了呀，总不能一堆人冲到他家里，在橱柜前面守一晚上。酒桌上的话，就着老酒听听么算数了，还想怎么样？当然咯，也可以理解成，奶奶走掉，大伯悲伤过度，思路有点混乱，开始胡说八道了——反正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

刘看山本以为这个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大家又回到原本的生活里。四叔回山东，堂兄回四川，三叔问他爸借钱，把奶奶的房子重新装修一番，等着不孝的女儿回国当接收大员。

至于他自己，偶尔会想起奶奶那口山东风味的上海话，怀念从前她给孙子孙女烙的山东煎饼。记得有次，他在杨浦念小学一年级，和奶奶住棚户区，有天晚饭，老太炖了块白豆腐，放的不是酱油、皮蛋，而是白糖，盛在一个绿色塑料碗里。刘看山咬牙吃了大半块，不肯再吃，过了两分钟终于忍不住，把刚才吃下去的饭菜全都吐在地上。多年后，他出去陪客户喝酒，在厕所对着马桶想吐，只要拚命回忆那道糖豆腐，便水到渠成。反倒这时候，他忽然能捡起记忆大海里的某朵碎片，想起小学还没毕业时，有次老太太跟他说，（他小名），记住咯，以后奶奶就算是快死了，也别把你四叔叫回来。

我说，果然还是你大伯最了解她。酒吧老板和我碰了下杯，说，这是老太太最后的倔强了。博士后朋友问，那你大伯呢？后来肯定出事了，对不？老板也和他碰了杯，说，这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出事。

奶奶走了之后，过了将近半年，刘看山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接起来，居然是大伯，想请他帮忙，带自己去一次酒吧。

刘其名这辈子喝酒，在家喝，在宿舍喝，在饭店喝，就是没去过酒吧。刘其名这一生喝酒，喝过白酒，喝过黄酒，喝过啤酒，喝过米酒红酒土烧酒，就是没喝过洋酒。

刘看山就问他，大伯，怎么想起来要喝洋酒啦？刘其名说，那个白瓷杯，我到现在也没喝出来什么酒，我都想尝尝看，品一品，认一下。刘看山不知如何作答。刘其名说，人这辈子，可以过得糊涂，但喝酒不能糊涂。刘看山只好说，没问题，我来安排。

当时市中心老卢湾区的复兴公园，算是夜场胜地。白天老头老太在这里散步打拳，爷叔阿姨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前的草坪上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了晚上，就上演四大传奇：东面是Richy酒吧，贴隔壁是钱柜KTV，西面是Park 97会所，最南边还有官邸（Guandii），据说几个港台明星都入了干股的。

刘看山有个关系不错的小学同学就在“官邸”酒吧做值班经理。他曾带着几班外国客户去照顾生意。老同学一听诉求，说包在我身上，让你大伯伯尝到全部洋酒，绝对真酒，价格好说。

那天夜里，刘其名跟着侄子第一次踏进酒吧。DJ放的舞曲震耳欲聋，应该不亚于当年毛纺厂的车间噪音。灯光绚烂多变，还有穿比基尼的小姑娘在浅水池里跳舞，挤乳沟，抬大腿。刘其名一身深灰夹克衫，1990年代的大号黑框镜，三七开发型一丝不苟，对眼前耳畔的女色、声响、灯光都没有反应。

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小圆台后面坐定，老同学经理一声招呼，开始上酒。小号的shot子弹杯，每次只装一半，依次上来：黑方威士忌、拿破仑白兰地、金快活龙舌兰、百加得朗姆、灰雁伏特加、蓝宝石金酒……这是第一批，边上还放着矿泉水，用来漱口，去味。

老同学还送来一小碟柿子种。大伯只知道花生米，头次见到这东西，捏起一颗细细端详，嗑瓜子般小心咬开，才发现是可以整颗嚼碎的。吃了一颗，就不再碰，说是怕嘴巴里的味道串掉。

每喝掉一口酒，刘其名都沉思几秒，摇头，又拿起下一杯。第二批马上就来了：占边、咖啡甘露、芳津杏仁、巴西甘蔗、百利甜、苦艾。还是不对，再来第三批：黑麦、马里布椰子、马天尼预调、野格草药、查特绿甜、红仙山露；第四批，味美思、雪莉、君度、荷兰杜松子、德国水果烧、日本清酒；接着是第五批……Bols的各类预调酒，绝对伏特加的几种口味，苹果西打、香槟、雷司令、爱尔兰黑啤，甚至苦精都上过了。

桌上两瓶矿泉水喝完，刘其名还是没找到白瓷杯里的味道。老同学在全场敬了两圈公关酒回来，碰碰刘看山胳膊，说，你大伯酒量可以的呀，我没见过谁好一口气喝这么多种酒，要换成我，舌头都没了。

刘看山点点头，在大伯耳边说，这里的酒，都喝过啦。刘其名一点没喝醉的迹象，看看他，长出一口气，问，我喝掉多少了？刘看山说，数不清了都已经。大伯点点头，说，唉，我想简单了，一个人，怎么能品尽全天下酒呢，你说是吧？刘看山不知道怎么回，就说，你先休息下，我去撒泡尿，等会儿送你回家。大伯点点头，往后一靠，靠在柱子上，眼睛微闭，喧闹的音乐好像根本不会钻进他耳朵。

刘看山从洗手间回来，正好目睹场子中央有两帮卡座的客人在吵架，然后就动手了。老同学拿着对讲机呼叫保安。七八个保安赶到，把几个人都架出去，刘看山才回到台座，发现大伯没了踪影。

酒杯老板说到这里，又喝口啤酒。我问，后来呢？跑哪儿去了？老板说，没人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晚上都没回家，我们就报了警。之前我托老同学查酒吧监控，几个出入口，包括后厨房，都没他踪迹。报警后再去查公园门口和马路上的监控，也没找到——怪就怪在这里，正宗的人间蒸发。复兴公园所有建筑的屋顶上也查了，公园南面还有个小池塘，一米多深，都筛了一遍，根本没有，当时真的是地毯式搜索，每个角落都找了，每一片草地，每一处树丛，你想想，又是春天，绿草如茵，就算忽然冒出来一个神经病，把他杀掉，埋到地下，那地上的草总不可能还完好吧？连周边的Park 97、Richy、钱柜KTV的前后门口监控都看了，硬碰硬，就是没有，你们说怪吧？

我这位博士后朋友年轻时是推理迷，此刻却屡次欲言又止，估计是在自我枪毙每种可能性。

刘看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伯不是被人绑走的，因为老同学在空的矿泉水瓶下面发现了一张百元纸币。大伯以前没进过这种闹吧，不知道给小费的规矩，那就可以肯定，这是他留下的酒钱，自以为足够的酒钱。

我问，后来呢？

老板说，后来嘛，家里人都怪罪我，问我为什么要带他去那种地方，害他出事。派出所是以失踪立案的，到现在也没破案。大伯母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后来，就不哭了……她以前是这辈子不想见我们，现在大概变成下辈子也不想见到我们。谁会晓得，唯一没怪我的居然是老同学，他后来没多久跳槽去了同乐坊的Muse酒吧。再后来，官邸也关掉了，Richy关掉了，Park 97和钱柜也关掉了，四大传奇成为历史，复兴公园的夜晚又恢复了往昔的太平，马列雕像享受清静。

我问，就这么完了？就这么失踪了？

刘看山说，对的呀，就这么完了，其实很奇怪的，有时候你以为，某个人，某件事，走掉了，不见了，消失掉了，你觉得世界会崩溃掉，其实不会的，只有你自己崩溃掉了，世界才会崩溃掉。我只是想不通，但没崩溃掉。

刘其名的三根火柴，儿子断了，老婆断了，老娘断了，那就是全部都断了。他失踪后，堂兄又从四川飞回来，安慰伯母，又听了三叔的话，在厨房橱柜里找到那个白瓷杯，横看竖看，找不出蹊跷。在家的半个月里，他每天晚上都去查看，杯子空空如也。

不管伯母怎么哭，堂兄就是不肯留在上海，带着这个白瓷杯回了成都。回去前，堂兄又找了次刘看山，再度详细询问了刘其名失踪那晚的全过程，详细到他爸每轮喝了哪些酒。到最后，刘看山说，你要是心里过不去，想打我，打好了，是我不对，不该带他去的。堂兄说，凭什么打你呢？小时候他喜欢打我，我就发誓，绝对不打人。

堂兄还说，当初他在家默生字，写错了，被一巴掌打在后脑勺，鼻子酸痛，脑袋嗡嗡作响，缓过来就开始掉眼泪。刘其名站在他身后说，哭啥呢？人的一生，容不得犯错，你哭好了，哭几下就能把错补回来了？后来堂兄挨打，再也没哭过。后来刘其名打完他，也没再留下什么至理名言或者歪理邪说。

刘其名失踪后，又过去两年，刘看山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索性辞职，掏出积蓄跟人合伙在五角场开酒吧。筹备阶段，要想店名，合伙人准备了好几个洋气十足的候选。刘看山拦住他，说，我再多出三万，名字让我来起。

我问，起这么个名字，就是纪念大伯？刘看山说，不是纪念，可以说，就是表达困惑，我就是不理解我大伯，可能还有我奶奶——不理解他们这种人，不理解他们的看法和做法。我举起啤酒，说，我完全能理解你的这种不理解。博士后说，不对，我们这代人为什么要理解上一代人呢？我倒认为他们不需要我们理解，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无需得到他们的理解。我说，你又来了，又开始绕口令了。

我和博士后离开酒吧的时候只有十点。星期二晚上，没有再来新的客人，老板准备打烊，店里开始放许巍的《蓝莲花》。刘看山说，这是本店收工的保留曲目。我和博士后站在门口点起烟，说，听完这首歌再走吧。博士后说，行，没问题。

抽完烟，听完歌，博士后说，嗳？今晚月亮是纯白的，还挺圆，今儿这日子，不该这么圆啊。我头一抬，说，怪了，气象预报说这几天都是阴转小雨，小雨转阴，哪儿冒出来的月亮？朋友说，你看，像不像切很薄的萝卜片？

我心中的浪漫已经被多年的非虚构写作生涯消磨殆尽，很久没好好观察过月亮了，此时此刻倒觉得，圆满的月亮，就像有个人在俯视一只白瓷酒杯。

我们朝着马路边走去，博士后朋友打开手机软件开始叫车，很快就叫到了。过了大概一分钟，车还没到，倒是有个人骑着电动车停在我们面前，下车说，不好意思，借光借光。我俩分出一条宽缝，让他推着电动车上了路沿，从我们当中穿过去。

我扭头看看骑车人，看样子比我还高，干瘦，削肩，戴眼镜，把车停在酒吧门口。看到他放下后座上的箱子，去锁电动车。我说了一句：酒吧打烊了。他回身看了我一眼说，我送点东西。他点了下头，弯着腰往门里走去。他抱着箱子喊了一句：侄儿，调酒的砂糖我给你买回来了。

我跟朋友面面相觑，看着他的背影。朋友说，那人不会是……

我说，不会吧。老板不是说了吗？

朋友说，算了，算了。反正就是听个故事。别当真。那总归是个故事。

我说，是啊，那总归是个故事。

车子徐徐开到我们跟前，博士后朋友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说，记得我哥们找你的那约稿啊，非虚构的，我会催着你。

我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记着呢，我已经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