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零工经济”的变与困
随着95后、00后进入就业市场，打零工的意义正在从谋生向实现个人价值过渡，推动县域零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一些年轻人用打零工“养梦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县域零工经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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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零工经济正在加速冲进县域市场。
打零工不仅是一些“打工人”赖以为生的手段，也是一些人增收的“副业刚需”。它的呈现方式日益多元，既有传统行业里的临时就业，也有互联网、共享经济时代的新职业，如网约车司机……
零工经济与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不同，工作时间和方式更为灵活，也更讲求供需双方的快速匹配。近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清华-58同镇县域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疫情之下，31.7%的群体在疫情后开启了兼职之路。
同时，随着95后、00后进入就业市场，打零工的意义正在从谋生向实现个人价值过渡，推动县域零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两代小镇零工：从求生存到谋价值
零工经济正在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成了稳就业和老百姓增收的重要渠道。2020年，我国零工经济有2亿人就业。
对经济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去年11月，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估算，2019年，零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为2.64%，预计到2035年，零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将达6.82%，对GDP增量的贡献将达到13.26%。
县域零工是一个怎样的群体？2019年11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对他们进行了画像：90%以上为中青年，女性零工占比超一半，学历在本科以下超过九成，主要从事互联网、生产劳动、技能服务等领域。
58同镇商业部研究经理张雅楠表示，当前，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县域零工经济更偏向劳务共享，而非知识技能共享，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对于一些60后、70后来说，早年间，由于学历不高、专业技能不足，在家乡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外出打零工更像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年近60岁的老张打了大半辈子零工，为了赚钱，他先后辗转过东北、广东等多地的工厂和工地，直到近几年，在外面干不动了，才回了乡。
近来，一个发生在县城的奇怪现象是，一边是小镇人找工作难，另一边却是企业招工难。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副县长杨哲文指出，缺工长期束缚当地企业的发展。2020年5月以来，当地制造业复苏，外贸订单不断涌入，出现了较大的劳动力缺口。当前，新昌劳动力市场每个星期都在开放，其中七成招工方为制造业企业。
县域经济的崛起，为年轻人回乡灵活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其中，不乏一些高学历人才回乡打起了零工，引领着县域零工经济的新潮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去年12月发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有32个县（市）GDP超过千亿元。
一些年轻人在用打零工“养梦想”。95后男孩曾树（化名）追求的生活是自己创业，为此他准备了4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家开了一间独立小店。平时，除了照看自己的小店，他也会去做一些兼职，来弥补小店的亏损。曾树表示，这样既平衡了工作和生活，还兼顾了亲情。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非个例。
零工与企业的期待
小镇零工经济的崛起为当地就业者带来了便利，也为企业节省了成本。然而，零工的劳动关系得不到保障、收益不稳定、福利待遇不足；企业管理难度增加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小镇青年王帅（化名）是一名90后，年纪不大的他已是工地上的老挖掘机司机。王帅说，自己虽然是个零工，却像一个上班族，冬天早七晚六，夏天早六晚六，年复一年，有时也会加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早上7点继续干。最忙的时候一个月一天都没休过。
王帅前后历经几任老板，没有老板提过要与他签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只说：“来跟我干吧”。说起签合同，王帅也担心自己被“套牢”。如果签了合同，就要提供“包年”服务，“一年365天都要‘待机’，除非老板没活儿了。”如果遇到急事儿，要自己花高价请好“替班”才能离开。
令王帅稍感欣慰的是，老板统一为大家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据说保额有100万元，工地危险系数比较高，也算是多了一份保障。虽然他也希望有五险一金。
目前，老张考虑更多的是养老问题。以前，老张在广东打工时交过一两年社保，离开后就停掉了，因为超龄，他也没法补交。他表示，现在趁着能动的时候就多做点儿，子女们负担也不小。
对于站在零工经济的另一端的企业来说，同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比如零工劳动力的构成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水平参差不齐，工作时间不确定，工作质量难把控以及灵活用工不规范可能带来的劳务纠纷问题等。
王帅发现，业内挖掘机师傅的流动性大，也有个别人不想干就直接走人了。企业如果跟他们签合同，可能还面临一些其他问题。他说，能理解企业不签合同背后的顾虑。
如何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戎珂表示，需要相关部门、用工主体、劳动者各有所为，共建行业新生态，来保障上亿零工的权益。
零工与企业或平台签订的主要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虽然仅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差甚远。戎珂表示，当前，相关法律和社保制度对零工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给予零工明确定义和定位，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险制度。
随着企业越来越开放，灵活用工程度越来越高，企业也是零工经济新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告指出，当前，一些互联网平台和用工方主体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存在工伤风险的领域，平台企业需积极共担风险，设立专门针对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资金和业务部门。戎珂指出，“这对于企业可能是个负担，但不能说是个负担就不做。”
在戎珂看来，未来，零工的技能将会朝着技能高端化、多样化以及工作方式更灵活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议价能力，“劳动者必须拥抱技能”。
杨哲文也指出，在县城，原有的粗放型的劳动力已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需要加大对零工的技能培训。
“下一阶段县域经济要发展还是要抢人，不光是人才，劳动力也要抢。”杨哲文说，将通过优化用工环境和生活环境，以及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把抢来的劳动力留下来。
此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晓斌也关注到，疫情之下，作为用工方的小微企业容易受到冲击，也意味着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更好地发挥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