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故 土
故 土
刘世申||北京
故土可能是每个外出闯荡的离人灵魂深处最深深的眷念，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将来可能还想归于斯。
故土承载着儿时父母的哺育、兄弟姐妹的友爱、乡邻长辈的照顾、亲戚朋友的走动，承载着年少求学路上同学的友谊、老师的教诲，无论欢乐还是悲伤、温暖还是烦恼、幸福还是苦难，最终都升华为浓浓的思恋与牵挂，珍藏到心灵深处并扎下根来。
每年一度的大迁徙壮观就是外出闯荡人士思恋家乡汇成的巨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管混得怎么样，都要踏上回家的路。
对于因为各种原因长期不能归乡省亲的离人如当年台湾的老兵、现今南北朝鲜的亲人以及海外的游子，他们对故土、对亲人的思恋会化作更加浓烈、更加深沉的乡愁。
我的故土是周瑜故里、安徽庐江。周瑜的墓就在城东，离我家也就5华里左右，小乔曾经在此守墓多年。
我家乡周围的地貌是三个山岗呈“川”字形分布，山岗之间是两个冲田，东边的叫小冲、西边的叫大冲。我们村坐落在“川”字的中间一竖上，两个冲田的主要部分都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就叫胡家大冲，主要有胡、何、刘三姓，村史已不可考，知道情况的老人都已不在世。可能是太平天国兵荒马乱，死人太多，田园荒芜，胡姓人家先来垦植，何、刘两姓后来定居，相互之间通婚结亲，友好相处，如今已发展到300多人。刘姓振常、振兴两兄弟从罗河的凤凰冲逃难而来，一担挑着所有的家当来此落户，至今已繁衍五代，人丁兴旺，算来也有一百几十年。
有懂风水的人说我们村是一块船形地，北高南低，像一艘冲向大海的巨船。我家就坐落在船头的平台上。船的后座是一个小山岭，叫小帽儿墩。上面长着一些稀疏的油桐树，山地主要被开垦种植为棉花、小麦、红薯和菜地。再往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湾塘就是大帽儿墩，顾名思义，要比小帽儿墩高出许多。大帽儿墩主要是山，庄稼很少，由于缺水，只能种植比较耐旱的红薯。山上有许多坟，村里老了人都葬在那里，小时的我对坟是很怕的。大帽儿墩的山顶上有一个形似草帽顶的平台，有十多亩的面积，周围是一环一两米深的沟堑，南边有一个豁口可以登到顶部，环墩的坡上长满了油桐树。南边有个小蓄水塘，收集雨水用于灌溉墩顶及沟堑里的旱地作物。
大帽儿墩有许多传说，我知道的有三。
其一是大帽儿墩曾经疯长，欲与东边10里开外的冶父山比高，每天长一尺，惊动了天神，命雷公给辟了一下，自此不敢再长。
其二是说三国时曹操带八十三万兵马下江南路过这里，命士兵每人堆一帽儿土垒成，作为操练兵马的点将台。至于是否为曹操所建，我已经不太容易考证，我更倾向于是周瑜在此操练兵马。也有可能是山大王在此盘踞，或地方团练在此练兵。
大帽儿墩的西侧是一个大塘，有一百多亩，叫马大唐，也叫饮马塘。相传为军马饮水所筑，应该是一个小型的水库，塘埂宛如水库的堤坝，灌溉着下方的数百亩农田。也有可能是马家的大塘，但方圆数里的村落没有知名的马姓人家。
我感觉大帽儿墩用于古代军事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沟堑是明显的人为挖掘痕迹，我看不出除了军事目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相传古代这里森林茂密，是通往庐州的古道。沿路有三里岗、五里墩、七里岗、方家小店、深山、迎松、罗埠，一直通往三河、合肥。
其三是曾经听村里的老辈人也包括我的奶奶说过，有人见大帽儿墩上面插有许多旗帜，有好事者晚上偷偷去拔旗，忽闻一阵锣鼓急响，吓得赶紧开溜。还有人夜里看到有白胡子老头骑马急行，好像是戏曲里的传令兵一般。幼时的我听了会毛骨悚然，感到害怕。
我家在大帽儿墩有块地，种的是山芋。秋天收获时母亲让我和妹妹用花篮往回家抬芋头，十几岁比花篮高不了多少的我和妹妹要抬着半花篮的山芋走一两里路回家，总觉得太过于漫长，肩膀实在太疼，那可是苦活，受不了。
我常在大帽儿墩放牛，长辈们会说一些朱元璋小时放牛的故事。想当年朱皇帝也是放牛娃，但他比较喜欢惹事，比如偷一些鲜毛豆用瓦罐子烧火煮着吃。被主人家发现后，急慌急忙去掏还没有煮好的豆子逃跑。得势后儿时放牛的伙伴想去讨个官、封点赏什么的，但有一个人不会甜言蜜语，而是实话实说，这等于戳了朱皇帝的短处，因让皇帝尴尬而不受待见。而另一个伙伴则换了一个怕马屁的方式，大意是说“想当年，大王带领我们一行，骑角马、游春景，打破罐头城，放跑汤元帅，捉住豆将军。”讨得朱皇帝一时喜欢，给了很大的封赏。放牛时，我也有过模仿朱皇帝，躺在草地，将一个放牛鞭子横放在头顶，以示像一个“天”字。
有一回夏天的早午我骑着牛回家吃早饭，半路上大水牛发欢，从大帽儿墩向小帽儿墩一路往下狂奔。我的两腿怎么也夹不住鼓鼓的牛肚子，手也抓不到牛肩上稀短的杂毛，在牛背上颠了不到半里地，终被牛给甩了下来，跌倒在山芋地理。好在没有大碍，但让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在乡人面前丢脸，恨的是自己无能。
幼小的我除了怕坟怕鬼外，还怕狼、狐狸和老鹰。有一天清晨睡梦中给邻居惊叫声吵醒，她家的老鹅给狼叼走了。我们赶到一处坟茔后面，果见一堆鹅毛，短短的一会儿时间，狼就把鹅给吃光并跑到几百米开外了。长辈们还说狼会吃人，晚上纳凉时狼会偷偷来叼走小孩的。有一个女孩独自在家，家长回来后，看到的只是一些破碎的花衣服和大辫子。狼还会赶猪，狼会咬住猪的耳朵，用尾巴赶着猪跑到无人的地方开吃。听说不远的塔山，住着两只狼，有好事的打死了小狼崽，狼爸狼妈天天哀嚎，四乡八里晚上都不敢出门，害怕狼报复伤人。
奶奶还说过狗头虎的故事。有一年，这狗头虎路过我们村，没有人敢打。我父亲胆子大，抗了个钉耙，就想对狗头虎动手，狗头虎一龇牙，我父亲就吓着往回跑，不敢再追了。这狗头虎到底是什么动物，我现在也不得而知，估计是豹子一类的，比较凶狠。
狐狸来偷鸡是经常有的事，我就亲眼见过狐狸，那跑的一个快，一眨眼，就是半里地，一群狗都追不上。老鹰也时常在半空盘旋，我们有时就会猜测哪家的鸡要遭殃。据说老鹰饿极了也会抓小孩。村民还逮过猫头鹰，估计受伤了，后来是吃了还是放了，就不知道了。
我最讨厌的事的割牛草，一个早晨的时间，要打一筐新鲜的草，以给耕了一早上田的牛做早餐。那时的草很难打，田埂都是光秃秃的，除了庄稼、菜地、田埂边都种了黄豆，小草很难有生长的空间，连巴根草都被砍了烧锅。真是人也艰难，牛也艰难，草也艰难。
那时没有电、买不起煤，烧锅煮饭就是用柴草，家家都缺柴火。晚秋和初冬时父母会去20里外的东崮山去拾松桠毛回来做过年用的柴火。忙一天，运气好，晚上可能会挑一担回来。中途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一次叮嘱我和妹妹在家里做晚饭，我将一碗稀饭，加上水，烧了一大锅。忍饥挨饿的父母回来没有办法，也只好将就着作为晚餐填补一下辘辘的饥肠。
改善伙食的常常是鱼虾。每当下雨时，尤其是雷暴天，田里沟里会冒出许多鱼虾、泥鳅什么的，于是我们带笼背网去捉鱼摸虾，一般不会空手而归，会有个一碗半碗的，中午可以大吃一顿。尤其是红花草田里，鲫鱼特别多。那时主要使用的是基肥，也就是屎和尿。拾粪是孩子们必须做的一项活儿，三乡五里的粪基本上一拉下来，就被人拾走。大人们常去城里的厕所挑粪，往返会有10多里路。打农药则是刚刚开始时兴，六六粉、1059什么的，鱼虾还有些生存环境，田螺石螺螃蟹乌龟都还有，尤其是泥鳅和虾米，比较多。我们那里人不吃螺蛳、蚌壳、青蛙和乌龟，螺蛳一般拾回来砸碎喂鸭，青蛙是益虫，但也有人打死或捉回来喂鸭。记得有一年双抢，社员茂林犁田时还抓到过一只老鳖，足有3斤多重。乌龟到处都是，远远就闻到牠的骚味，但人们嗤之以鼻。那时的蛇也比较多，我打猪草、割牛草有时不小心会抓到蛇。我还被蛇咬过两回，但水蛇没有毒，咬了也就是两个血印，挤点血、洗洗手就了事。怕的是赤练蛇和乌梢蛇，见了就得跑。有好事者在墙上掏麻雀窝，掏出了几条色彩斑斓的花环蛇。最常见的是蛇吃蛙，我们往往打死蛇，救出益虫和弱者青蛙，那时不知道蛇也要吃东西。人的世界，不知蛇的艰难。
小时侯的我最喜欢玩弹弓，我还打死过好几只麻雀。只是麻雀太小，填不了牙缝。有一年冬天，大雪三日，麻雀没有吃的，只好钻草堆，好找一点瘪谷充饥。我弄了一个花篮，套上一根绳子，在花篮下铺点干草，撒点稻谷，还成功捉住了两只，奶奶给做了半小碗红烧麻雀，全给我吃了。
我还特爱下河洗澡，常常喜欢泡在水里几个小时。小时候没少挨打，也差点儿送命。小冲的上首有一个蒲塘，有数十亩之大，分为浅水和深水两个区域，中间有一细埂相隔。浅水区有许多荷叶与芦苇。我七岁时在浅水区玩水，大伙伴们在深水区游泳。我一个人觉得无趣，就想去深水区一试，下去后就发现冒不出头来。呛了几口水后，赶紧跳着往上露头吸气。好在没有跑错方向，终于给蹦了回来，捡了一条小命。邻村一个小伙伴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就在大冲下首的罗河泊淹死，据说是被水草给缠住了，挣不脱。后来我们就不敢去罗河泊洗澡了。我除了狗刨，最擅长的是扎猛子，像小英雄雨来一样，一个猛子可以穿越蒲塘的深水区，约50米，在伙伴们中算是最厉害的。在水里玩捉迷藏的游戏，几乎没有人能抓到我。有时潜水时还能捉到小鱼儿，小鱼儿爱钻泥脚宕，杀个回马枪，牠就跑不掉。
生命中还有一次危机是十四五岁的那年夏夜，喉咙里忽然起泡泡，越长越大，难以呼吸。家人没有办法，只好用含吞棉籽油的土方子。那时家里和左邻右舍也没有菜籽油可吃，只用棉清油代替，但棉油阻止不了泡泡的长势，只能挨到天亮再去医院。那种就要死了的感觉和对生命的留恋至今记忆深刻。好在命大，到天亮在父亲带我去县城医院的路上，泡泡忽然消了。我表妹也得了白喉，她是颈部动了手术才转危为安的。村里夭折的小伙伴有俩个，一个是金华，10来岁的美丽的小女孩，不知什么病让她的生命之花过早的凋谢；另外一个是胡家小六子，急性脑膜炎救治不及时，失去了幼小的生命。
小时候很贪玩，爱捉迷藏，犯了错误怕打，常常躲草堆。有一次不记得犯了什么错，跑到生产队场基上的谷草堆里躲起来，任凭母亲怎么呼唤，就是不出来。直至最后母亲带着哭声的哀求，才扒去身上的稻草，偷偷的溜回家。
村里偶尔也有娱乐，印象深刻的有大鼓书、演戏和看电影。西边的五里村有一个段驼子，会说大鼓书。农闲时节，一般是晚上，还有下雨天，会请驼子来说书。三乡五里的人都会闻听大鼓而来，听一些三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岳飞抗金之类的故事。还会有人来卖麻花，2分钱一个，但我也只能眼馋。
看电影是最开心的事，社员们老早就在场基上竖两根杆子，村民们自带小板凳，占住有利位置，期盼着早点开映。放映员会找村里人帮忙，用脚踩发电机放映。有时也会走夜路去公社、大队的其他地方看电影，记得看过的有《卖花姑娘》《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过后社员们会津津乐道好长时间，慨叹着电影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有时也会白跑一趟，没有看到电影，社员们会揶揄的说是英雄跑白路。
演戏是村里人自导自演，那时主要是斗私批修。记得村里一个比较能干的人，名字叫奇凤，他演反派刘少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放一个屁，刘少奇都说是香的，演员会用手捂嘴发出放屁的声音来，惹得看客们哄堂大笑。
少年时有项重要任务是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也不会打深井。水井在村南的一片农田中间，周围四五个村子共用。从我家到水井有一里多路，将水缸挑满得跑四五趟。我算是读书人且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比不得壮汉，挑两桶水，显得很吃力，常常一路泼泼洒洒，到家里已经不剩多少。
双抢在农村是最苦最累的时节，起早摸黑，抢种抢收，早晚蚊子多，中午田间温度可达60多度。一般一个整劳力一天可以割一亩稻，或栽半亩秧。农活特别累，消耗特别大，我暑假时也参加双抢，一顿饭可以吃六碗。挑稻把和秧把的活我干不了，挑一两百斤的把子在泥田里走进走出，我一步也迈不动。
一个整劳力一天可计10分工，可值六毛多钱，可换四斤米，或八两肉。女人们劳累一天一般值6分工。也就是夫妻俩都出工，一天可得1块钱，可以换8斤米或1斤半肉，供一家人生存一天，也着实不易。如果孩子多或有人生病，那就分外艰难。自留地种点菜蔬是村民改善生活的主要保障，劳力们还需要在生产队出工后再回到自家的自留地上浇水施肥，以维持家用和生计。我家靠近县城，有时卖点蔬菜和鸡蛋，还可以换点零用钱，远乡里的农民就没有这份便利了。村民们常常寅吃卯粮、靠借贷赊欠相互帮衬着度过青黄不接的时艰。我们村的工分还算好的，比较值钱。有的村工分只值三毛钱，极端的只值八分钱。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奶奶就将干黄豆炒一炒，也算一个主菜。
这还不算特别困难的时期，59、60年最为艰难，那时路见饿殍也是常事。我姑爷的父亲就曾经用一碗汤水救活过一个路人。我的外公是饿死的。我二母舅吃小鸡草也死了过去，第三天准备用芦席卷包送上山时，叹了一口气，捡回一条性命。我爷爷是又饿又气又病，奶奶说是恼闷伤肝，没有能度过时艰，在我出生前2年去世。饿是共同的，他气的是用了一辈子攒的积蓄置了几亩地，吃大食堂时全部交了公，使一家人衣食无着。
有恼恨情绪的，可能不只我爷爷，至少应该还有胡大爷。他家应该是地主，一是房子在村里最好，是铺屋草盖的，这种草不同与普通人家的稻草屋顶，是深茅草之类的，且盖的特别厚；二是房子要高大宽敞一些，墙也比较厚实，村里这样的房子没有几家；三是他老人家不会洗衣服，估计从小是少爷，没有干过家务活，别人洗衣用棒槌，他洗衣服是将衣服在塘里摆几下，然后往柳树上掼，如此反复，也不知道能不能洗干净。奇怪的是她的妻子不帮他洗。他整天骂骂咧咧的，估计是家里的田地交公后失去生活的保障而他又老了不能自食其力。他有一个女儿，我们喊她瞎大姑，13岁时因为眼疾听人说吃蟑螂可以治疗，她吃了不少水煮蟑螂，最后反而彻底失明。胡大爷后来招了个上门女婿老刘，人长得帅，孔武有力，老实忠厚，是个种田好手。胡大爷家有四颗枣树，结的枣子特别多，非常甜，我们小孩子经常去偷打，也经常挨骂。
困难时期，村里每个家庭的日子都不好过。母亲说她吃过稻草根、榆树皮、观音土、青蛙蝌蚪，萝卜菜当饭吃，把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吃了，能活下来就是幸运。她是作为童养媳嫁过来，我们村的条件要好些，因为村里队长是我三爹，他没有过多的虚报产量，但也因此而葬送了年轻的性命。
我那时只知道体弱的我在农村是待不下去的，必须想方设法跳出农门。高考给了我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们村离方店大队的队办学校比较远，有五六里路之多，因而办了一个学校叫大冲小学，周围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一开始没有课桌，是用塘泥做土基垒成，上面糊上牛粪做桌面，小板凳自带。后来改建了两间大房子，一二年级混班。我第一次受到夸奖是同班的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学，汪老师的女儿，她先来几天上课，说我的“5”字写得比较好。这可能激发我以后学习的热情。
三年级我们都转学到塔山小学去就读，离家里有三里路。那时候比较贪玩，打老鼠、推行圈，老鼠鞭子随身带，因此还被校长卢成实点名批评过，说要开除，吓得我父亲赶紧去找校长说情。记得有一次，老师根据上面要求布置任务要我们学生写大字报，要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我们三年级刚会描红，还不会用毛笔写大字，也不知到孔老二是何许人，林彪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为何死在温都尔汗，大儒就更不知道是谁了。不上课求之不得，但写作文就比登天还难。没办法只好求人，幸好我三爷曾经教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我就买了两张白纸，请他照报纸内容给抄满了贴到教室的墙上，老师还表扬字写的好。
初高中时刚建了一个庐江二中，我们去就读。但那时搞学制改革，半工半读，也就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劳动的任务是捡砖头石块，因为学校建设需要。初中时还浑不懂事，成绩中等偏上，但没有考上中专跳出农门。班里的尖子生们都去了师范和职业学校，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幻想着某一天，我能考上名牌学校，穿着皮鞋，回来看望老师，远远地丢一根香烟给老师，以显示我的人模狗样和有出息。
真正懂事和发奋，是从初中毕业的暑假开始。高中时期遇到了几位恩师，对我人生的命运有很大的改变。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林芳，对语法颇有研究，古文功底很深，杂文尤其犀利。我们住校生从家里带上够一周吃的米和萝卜咸菜，就餐时打二两米饭，但没有开水。王老师一家住在教室隔壁，对我们十多个学生保证供应。那时候的一碗开水，对稀释咸菜和暖身特有效，也弥足珍贵，特别是冬天饭后。晚上自习课后将课桌拼起来，铺上被子，两个同学凑合着睡。特别寒冷时，就爬上教室人字型房顶的延伸空间，铺上一些稻草，对付着一宿。暑假在家里复习时，点上煤油灯，将脚插进水桶里，手上身上涂上防蚊油。那时的学习比较投入，成绩不错，老师表扬，同学羡慕，更有劲头。
英语老师刘德升，不厌其烦的教我，给我开小灶，也常去他家请教。高考时，很多同学得零分，我却考了40多分，算是很不错了。
数学老师吴启寿，在教学方面很有经验，我也深受其益。高考时我考了99分的成绩，全县第一，全省第十三。
地理老师张必藩招呼我和另一个同学晚上住在他的办公室，耳提面命，语重心长，有不懂的随时问。
记得有一堂哲学课，讲到矛盾律时，我第一次鼓起勇气问吴国清老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既然是一对矛盾、对立统一，那现在作为专政对象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不存在了，那无产阶级怎么还存在呢，还专政呢？
高考成绩揭晓时，我使坏欺骗了父母。那是双抢时节的傍晚，父母还在田里插秧，我去帮忙。当父母问我成绩如何，有没有考上，我故意回答说没有考上，还差十几分。惹得沉不住气的母亲开始骂我没用，父亲却平静地说那就再读一年。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才告知真相，我是全校四个班考上本科的五个学生之一，且超过重点线50多分。
吴启寿老师和史建林老师前来报喜时，我早晨刚收工，家里能招待他们的，也就是六个溏心蛋。
至此，我算跳出农门，离开了故土。跳出农门要转户口，转户口要交公粮。父亲和弟弟两人各挑了一担稻子，走了10多里山路，送到公社的粮站。
三十多年后，如今回乡，父母已经不在，兄弟姐妹星散，故土也不复当年面貌。农田被征用，河流了无痕迹，山岗被开发区的工业厂房覆盖，帽儿墩也不知去了哪里，饮马塘更不知去了何方。鱼虾早就不见，蛇蛙更是难寻，就连老鼠也十分难得了。年青人多外出打工创收，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幼儿。村民有的进了城、上了楼，原来的村舍大多出组给附近工厂的打工者或陪孩子就读的母亲。村里大多数的面孔是陌生的。当然亲情依旧、乡谊依旧，热情依旧，美酒依旧。正应了唐人贺知章的那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但家园很快就要被拆迁了，上面已经来人传达精神、方针和补偿安置规定，要村里紧锣密鼓选派代表，至于搬到哪里，还不得而知。
故土，对于外出闯世界的离人来说，印刻着铭心的记忆，积淀着惆怅的情愫，蕴涵着牵挂和眷恋，但时代在变迁，故土也在变味，不变的惟有那时浓时淡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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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世申，在北京的安徽人，想写却写不好的文字业余爱好者,从事项目策划、投融资及咨询职业。昵称：清风明月，微信号：lss3691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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