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丑书”之争，争无可争
@带刀客说话本文为转载薛元明先生文章，是我迄今读到的关于“丑书”的评论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一，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全文图版复制于公众号“牛墨王说书”。
徐渭书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丑书”的争论甚嚣尘上。
冷眼反观，其中不乏人云亦云者，强词夺理者，幸灾乐祸者，偏激狂妄者，别有用心者，围观热闹者，不一而足。很多争论一旦公开化，特别是进入网络之后，最终的结果必然不会以某几个人的愿望和目标为转移，扭曲和背离几无疑义。学术争论一旦堕落为口水战，就应该适时改进、调整，回归应有的理性，否则，不但没有结果，也只会徒耗时间和精力。“丑书”可能是一个包罗万象甚至极其芜杂的存在，但对于“丑书”的反思，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最终的看法是——“丑书”之争，争无可争。
虽然现在口口声声在讨伐“丑书”，实际上，“丑书”并不存在。这是批评者强行扣上的一个帽子。对于“丑书”如何界定，并不明确，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厢情愿，只是列举出十来个所谓的代表人物。不要说这十个人是否会自认为“丑书”，支持他们的拥趸能够否接受，批评的观点也未必站得住。严格地来说，自古以来，并没有“丑书”一类。这是今人不断解释出来的概念，自一开始，就存在“过度诠释”。
苏轼《超然苏轼《超然台记》局部 苏轼《超然台记》局部
有关书法之“丑”，可以从宋代米芾和清代傅山的言论中找到相关依据。米芾《宝晋英光集》中写道：“颜柳挑踢，乃后世丑怪恶札之祖”，《海岳名言》中有言：“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需要指出，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恶札”，特点是“丑怪”，而非明确的“丑书”。应该说，“丑”是一种评价标准，“丑书”则是一个群类，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完全对应。从取法上来说，米芾得力于颜鲁公，却又批评颜“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看似矛盾，实际上说明米芾具有清醒的理性。米芾提出了“丑怪恶札”，实质是个人的批判意识。
傅山《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轴
现在的“丑书”一说，很大程度上以傅山的“四宁四毋”为理论基础，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现在已经有史料证明，傅山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个观点的人，但傅山的影响力最大。话说回来，傅山之言所强调的本质是“作字贵在天倪，无布置等当之意，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书写要自然而出，反对“状若算子”的人工安排，才能抒发真情实感，体现生命的意志，直探本质。再者，“宁…毋…”的表述上来说，是一种优先选择关系，如果要媚俗，不如丑一点，绝不是非此即彼，更绝非刻意故作丑态。对照傅山本人的书法，有龙腾虎跃、振衣千仞的气势，时有放浪形骸的气质，本身并不丑。将“四宁四毋”演绎为“丑书”的立论依据，实际上对傅山之本意多有曲解。
黄庭坚《勤恳帖》
毫无疑问，对“丑书”存在过度诠释，直接表现在现今很多人将当下书坛一些被指认为“丑书”的作品与古代的苏轼、黄庭坚、徐渭、金农、郑板桥，直至近代的谢无量、徐生翁的作品对接起来，这是极不严肃的，不能以此作为论据。因为书法是非常内化的，必须从具体的每个人出发。苏轼和黄庭坚曾相互讥评。苏轼曾经说黄的字是“死蛇挂树”，黄庭坚说苏轼的字是“石压蛤蟆”。这是一种艺术风格评价，并没有上升到“丑书”的层面。徐渭是一个“疯子”，个人境遇极度压抑，使其变得歇斯底里，书法乃“非常之态”，不是一个“丑”字所能饱含和衡量的。金农和郑板桥同属“扬州八怪”，“求怪”乃是求变突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符合当时盐商卖家猎奇的心理。近世谢无量、徐生翁，宗法北碑，奇拙无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分不开，尤其是徐生翁，个人几乎深陷“生活窘境”，揭不开锅，只能“闭门造车”，反而成全了自己，书风奇拙，迥出时流，自成一格。概括为一句话，古人的风格是“自然丑”，有各自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原因，今人的书风是“故作丑”，是不是从书法本体出发，尚待观察，不可定论。不能说这些“写丑书者具有传统学术功底”而论证丑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很多被批评的“丑书”看不出“传统功力”，说到底，就算承认是一种现实，毕竟扔仍处于探索期。
金农书法
古今“丑书”不是一回事，不能随便混同。即使就今人而言，“丑书”目前成为一个焦点，实际上存在一个很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作为一个归类，其中各色人等，水平参差，不能整齐划一。从多数所涉及的人物来看，自最初的“现代书法”到后来的“流行书风”，再到如今的“丑书”，有一定的渊源。创作时通常借鉴西方水墨手法，强调字形夸张，尝试赋予一定的视觉冲击力等等。客观地讲，这当中有一部分勇敢的尝试者和探索者，有思想、有勇气，但结果能否尽如人意，甚至得到历史承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的差别在于，主导者、领头者也许具有先锋意识，有过人之处，但跟风者则未必。所以，最终难免会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一些批评“丑书”者，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别有用心地将一些“江湖书法”和“老干部体”的作品也混入其中，企图来一个“一勺烩”，将“丑书”打翻在地。这种偷梁换柱的伎俩为人所不齿，最终丧失了必须的学术立场和公正立场。
综合衡量，在对“什么是丑”，“什么是丑书”等无法严格界定时，再多的争论也是枉然、徒劳。书法的优劣，能否成为传世经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大多数作品还没有等到检验，就已经自动销声匿迹。判断书法的好坏不能以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标准，不能以自己看得懂或能接受为出发点。书法之美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外观漂亮美观与否，最终取决于意境。意境所呈现出的美，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则是“反常合道”，视具体个案而定。
郑板桥四言对联
言及至此，不禁要问，“丑书”为什么会出现？
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产生，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根源，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就像明清时期“馆阁体”的出现和消失，都不会平白无故。该出现时一定会出现，该消失时一定会消失，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不断发生变化。有鉴于此，可以从当下社会环境、书法本体和书法主体等三个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这三大因素彼此之间也是互动的。
当下时代的转型超过历史中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古今、中西、新旧等因素，相互对立、碰撞，转型的剧烈程度毋庸赘述。在这样一个巨变时期，必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出现，无需大惊小怪。
眼下不但处于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全面商业化的时代，即便出现畸形怪事，都不足为奇。商业时代中一切皆有可能。为了商业利益目的，炒作手段会无所不用。从这一点来讲，像“江湖字”等各种所谓的“流派”出现，出发点是共同的——无利不起早。目前被指认为“丑书”的创作者中，有的是积极探索、勇于探索，有些则是不明就里，生吞活剥，炒作谋利。
杨维桢《张氏通波迁表》
网络等各种电子媒体有解构作用，推波助澜，致使争论不断升级。就审美理解而言，过去常常定于一尊，现今则是众声喧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进入新媒体时代，益加去中心化。对书法审美的理解多元，是一件好事，但接近于泛滥，就应该反思。有关艺术之美中，对于“丑”的理解，实质上有多层含义，包括奇、拙、朴、野、怪等因素，有时有所侧重，有时相互交叉。在书法审美中，美不等于漂亮、好看，漂亮也未必就是好。书法很多时候恰恰忌讳过于整齐美观。如果去掉“丑”的标签，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丑书”，在心理上会缓和一些，倾向于支离、率真。这与傅山等人当时所倡导的碑学气质相对应，也就是说，“四宁四毋”的提出有针对性，不能断章取义。后来刘熙载《艺概》强调：“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其实在说这句话之前，还有一些关键论断：“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说出这样一段话，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同样分不开。有人据此将“丑书”和“丑石”、“丑角”等结合起来对比，从审美上来讲，有相通的部分，“以丑为美”，但不能混为一谈。
徐生翁对联
因为书法不仅仅是形式，不仅仅是技艺，而是一个综合体，需要全局判断，不能单独就某一方面而论，否则会支离破碎。与此同时，也要结合书家自身的艺术实践来看。因为各种原因，会口是心非。内藤湖南针对金农和阮元的书法，就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述，金农是“学而不倡”，阮元是“倡而不染”。意思是说，金农取法碑学却很少大声宣传，只说“众能不如独诣”，阮元倡导碑学却自己不学，因为身份不允许。作为士林领袖，一生宗法二王帖学。像这样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情况，书法史中多见。从以上分析来看，很多言语观点需要设身处地来看。如果说，就像一些人所宣传的那样，“丑书”是站在反对媚俗、甜俗的立场来看，具有积极价值，但是，随意解构、任笔为体，不值得提倡。“俗书”无疑也是书法的一大痼疾，需要足够的警惕，却常常被理解为整洁、美观，有功力，从而误人深重，而且还不易察觉。总之，如果不能掌握好“度”，只会适得其反。虽然书法审美理解可以多元，却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底线。这是必须坚守的。
不难看出，“书法的纯艺术化”也是从事“丑书”创作的借口之一。这一观点站不住脚。从“纯艺术化”出发，书法进而被界定为“视觉艺术”等等，直接导致更多争议。尽管书法的实用性有减退趋势，但并非一直完全进化下去。篆书早已无实用性，依然生命力旺盛，就是明证。电脑等各类电子技术无疑会影响到书写。其实如果深入思考，可以发现，电脑只能影响到硬笔书法。只要书法存在，就会与汉字有天然关系，与诗文书画就有密切联系，必然对于书写内容有一定的要求，包含一定的技法功力和文化修养要求，而非绝对的形式、单纯的形式。纯粹以“视觉形式”来评判书法，最终只会走入误区，走入极端。如前所述，书法强调技巧功力，有一定的形式要求，更需要意境之美。意境之美取决于技法功力而不唯技法功力。
谢无量手札
俗话说，争论不如反思，夸夸其谈不如放手实践。目前关于“丑书”的争论，已经预置了前提，很难回到学术规范的轨道上来，更遑论有某种学术成果。从美丑之争到利益之争，再到权位之争，极大地扭曲变味。相应的，扣帽子、抓辫子和打棍子等做派也冒出来了，最终演变成人事纠纷，更觉无聊。
需要指出，虽然现今习惯上将书法归类为艺术，实际上，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因为涉及到书写文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甚至就是我们自己，需要一种敬畏心态。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律令。书法不能将审美标准强制统一，但必须有共同的底线。一旦突破底线，就是伪书法、反书法和非书法，出现盗用书法名义践踏书法之举。
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对书法产生影响，书法也会记录每个不同时代中各自的特征。必须强调一点，书风个性必须在书家人性的基础上自然成长起来，否则只是花样，而不是风格。要站在各自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一切。前文已有论及，有关“丑书”，古今不同，不可等量齐观。最大的差别是古人已有定论，即使现在看起来狂怪若斯、古拙奇逸者，亦是不可动摇的经典。今人尚没有明确定论。更重要的一点是，古人“丑书”虽丑而不恶，可以从中发现别具一格的美，可以亲近，如果今人的一些“丑书”，既丑且恶，则另当别论。
有关“丑书”的争论，其实争无可争，审美差异已是其次，掺杂了很多利益因素。不过，退一步来讲，只要没有违背法律，没有违背社会公德，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写“丑书”，也未尝不可。一如自然界中的物种，书法需要多样性。如果整个世界整齐划一，就会变得无趣，最终只会消亡。人生需要有趣，书法也需要有趣，才能持之以恒。古语有云：“君子如水，小人如油”。无用与无用的简单相加，负负得正，历史洪流之下常常会有一群不甘寂寞之徒，倒海翻江，也会增添某种趣味。对这些不堪之事，可以视而不见，少一些看客的心理，力戒浮躁，腾出时间和精力专注自身的创作和研究。其实古人也有炒作之举，名利终难摆脱。比如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曾经非常“前卫”，以长发濡墨——就是将长头发浸透了墨液写字，这一点也不比现代人落伍，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但这一路最终没有能够留下来，证明类似的尝试行不通。书法传统是一根链条，如果想进入书法史，必须进入这根链条，从来没有孤立存在的个案。书法史是千百万人智慧的结晶，少数人即使很聪明，也无法与之相抗衡。尽管这个时代的书法，存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仅仅是“丑书”，巧立名目者不计其数，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最终将会被淘汰。书法优胜劣汰的规律永远不会改变。当然，这当中可能有偶然性——写得好未必能传世，写的不好肯定不会传世。既要反对类似馆阁的展览体、俗体，也要反对借书法名义而故作高深的卖弄，刻意标新立异，畸形炒作的各种主张。“江湖字”和“老干部体”等比现在所谓的“丑书”，更危险、更恶心。
张旭《郎官石柱记》
对于书法家来说，做好各自的分内事是最主要的，既要反对别人试图对自己指手画脚，也不要试图处处充当审判官角色。书法家靠作品说话，其余的交给时间。历史总会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公正的裁断。哪怕是现在所谓的丑书群体，最终也会“合并同类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