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中的多重均衡——兼论“Rebuilding Macroeconomic Theory II'...
前几天，CIMERS向大家推荐了【书籍推荐】重构宏观经济理论II。这是D. Vines教授主持的“重构宏观经济理论项目”的第二阶段成果。与第一阶段成果【宏观专刊推荐】Restructuring Macroeconomic Theory相比，Vines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第一阶段的成果虽然也在反思宏观经济理论的不足，但他们仍希望在主流宏观经济范式内去修改或者增加一些factors、frictions等等；到了第二阶段，Vines（2020）认为宏观经济学应该转向“多重均衡和多样化的范式（MEADE）”，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需要转变范式。他在第二阶段成果的引言章节写到：
我们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现存的范式——由标准模型识别——已经过时了。而多重均衡和多样化的范式——MEADE范式——正在浮现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速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上一次，我们太保守，以为在标准模型中加入一些摩擦就可以改进它们。
当Sandbu（2021）打电话给Vines咨询是什么导致了他如此大的转变，Vines说是“Kuhn科学变革——当我们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套思维定势/范式，我们就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第二阶段的成果还是有许多新的想法和方向的。对于主流宏观学家（使用标准宏观模型的学者）来说，他们主要是担心范式的转变会动摇自己的“江湖地位”，使得自己的现有研究无用。但是，正如Vines（2020）指出，多重均衡并不会致使现有研究推翻现有研究。现有标准模型仍然可以有效研究经济在不同均衡附近的波动，例如，Farmer（“Post-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Vol. 14 No. 2, 2017, pp. 173–185）。
一直以来，主流宏观经济思想中就存在多重均衡，即使在标准的NK模型中也同样如此。例如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24)：确定性问题（Determinacy）、DSGE建模与编程（84）：泰勒规则的不确定性空间 都可以显示出不确定性（indeterminate）和稳态的多重性。也就是说，即使在标准宏观模型中，多重均衡也同样非常重要。
之所以，大家有一种主流范式忽略了多重均衡的“错觉“，可能是因为央行等决策部门使用的标准模型中并未考虑多重均衡。2019年，我在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讲“宏观模型简史”时，梳理得出结论：CGG（1997）、Wordford（2003）、SW（2003，2007）、CEE（2005）使得NK模型在主要经济体央行中得到关注，例如ECB和FRNY。可能正是因为纽约联储在2004年就开始使用三方程NK模型进行政策分析，所以让NK模型在政策部门和业界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虽然，现在的EDO（2010）、Del Negro et al.（2015）等等（更多决策部门使用的DSGE信息，参见全球政策制定者（政府、央行和国际组织）所使用的DSGE模型）模型中确实没有考虑多重均衡，但Fornaro（2021）指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技术原因。虽然，多重均衡在理论上很好处理，但是，不得不多，在现实中/经验上，处理多重均衡确实很困难。但也并非不能从经验上进行研究，相关进展可以关注R. Farmer的一系列研究（https://www.rogerfarmer.com/），以及Arouba et al.（“Macroeconomic Dynamics Near the ZLB: A Tale of Two Countri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85, Issue 1, January 2018, Pages 87–118）；
至少两个全球化趋势使得多重均衡比过去30年更为重要。第一，全球的低利率趋势，低利率可能会导致泡沫的出现（Tirole，“Asset Bubbles an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Econometrica，1989；Martin and Ventura,'Economic Growth with Bubbles'，AER，2012）。而且ELB会导致常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失效，从而为动物精神驱动经济波动打开的大门Arouba et al.（“Macroeconomic Dynamics Near the ZLB: A Tale of Two Countri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85, Issue 1, January 2018, Pages 87–118）；第二，金融全球化，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投资者有了更多的资产选择，这就提高了由悲观动物精神驱动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Velasco，“Animal spirits,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1996），例如，欧元的引入可能确实提高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Fornaro，“Monetary Union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2020）。
写到这里，我实际上已经十分兴奋了。因为我看到了许多可以做成博士论文的方向，也希望有志于此的学生来与我交流、合作。
当然，我们总归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推进多重均衡的研究。20多年前，Farmer的《The Macroeconomics of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MIT，1999/2016）首先将多重均衡作为宏观课本的主题。20多年过去了，De Vroey（2016）的《A History of Macroeconomics》（参见新书速递——《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书籍推荐】《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中文版序言、《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前言）也专门讲了多重均衡，而最近的一本宏观经济学教材《Dynamic Macroeconomics》（George Alogoskoufis，2019）也着重刻画了不确定性学派（Indeterminacy School）。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棒的综述性文章，例如，【香樟推文0985】DSGE的非正统起源：“野孩子”也有春天（上）、Said Aurelian and Beatrice Cherrier（2016，“The indeterminate fate of sunspots in economics”）、Farmer（2020，“The Indeterminacy School in Macroeconomics”）等等。动物精神的文章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49）：Animal Spirit、寡头与宏观经济学。
当然，进入这个领域也又一定的风险，正如前文所述，在位的一些大佬们可能会对你的研究“猛烈开炮”。就像当年，Lucas在看到Farmer（1991）的文章后，给Farmer回信写到：
Farmer时至今日还有点愤愤不平地说，多重均衡可能会彻底颠覆理性预期学派，当学界大佬开始diss你的时候，你的研究想发在顶级期刊上或者得到别人的认可，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我认为Farmer还是成功地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与贡献，如De Vroey（2016）、George Alogoskoufis（2019）等。Farmer在1984年博士毕业后，与Wordford写了一篇多重均衡的回顾性文章，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将近40年。多重均衡这个领域确实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地方，有待更多学生和年轻的学者来“拓荒”。
同样地，多重均衡的政策含义也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如何选择好的均衡状态，避免坏的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