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 十年前，杨照、马家辉和我开始“对照记”
从深圳报业大厦35楼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近景是深圳高尔夫球场，中景是深圳湾畔绵延十数公里的林立高楼，远景，则是是香港的绵绵山色。有时我会对来访的客人说：“这样的景色尚无以名之，难道叫“一窗两制””？客人往往只顾赞叹此窗框定的视野，而不回答我的问题。
不用费劲心思回答问题了。于我而言，“问题”已经取消，此景已经具备成为“追忆”的潜质，至于何时可“追”，何人可“忆”，都是后话。先告别吧。下面的图片，是我离开那面窗时窗外的景色——
打扫搬书战场时，突然有几本书强劲闯入视野。呵呵，原来它们在这里。
我说的是杨照、马家辉和我合写的《对照记@1963》台湾版系列。当初说好的，我们这个系列先写三本，在三地各找一家出版社同时推出，内陆找北京三联，香港找港三联，台湾找台北远流。港三联因“市场狭小”，出了一本就退出了，北京三联和台北远流倒是坚持了下来。内陆读者见的都是三联版，其实远流版从书名到设计，都和三联风格不同，可惜见者不多。我记得曾把台湾版系列善加珍藏，结果自己都不知道珍藏哪里去了。今天行将告别旧办公室之际，它们却若有所悟般地结队登场。
好吧，以窗外景色为背景，我一一为它们拍照留念——
《对照记@1963》写作计划是2011年2月26日在《晶报》正式启动的，忽然就10周年了!
那天的《晶报》“对照记@1963”专栏启程时，我写过一个缘起，简单交代来龙去脉：
很偶然的，台北的杨照、香港的马家辉、深圳的胡洪侠相互认识了，又很凑巧，他们都生于1963年。三个老男人于是开始谋划：既然三个人来自三地，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大为不同，如果选择一些共同的日常词汇或话题，三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一定很有意思。单独看某一个人的文章可能觉不出什么，如果三篇对照起来看，可能意义就不一样了。三个人一拍即合，都表示说到做到。他们年年都“说到”，但都没“做到”。就这样，一说七、八年。就这样，辛卯兔年来了。他们想：本命年驾到，再光说不练实在说不过去了。好吧，开始
！
第一期，我们写的是“台湾”。三人各说各的“台湾”。
杨照说：
【此处出错。杨照文字从下段黑体字开始】—几个，散开，继续找，这还了得，反动传单啊！谁扔这里的？咱们村有特务！一会儿回这儿集合。”我坐在地上，忐忑不安地等，只听见几个人玉米地里唰唰唰一阵乱跑。等他们回来时，手里又多了几张传单。围坐在一起，我们开始猜这特务是哪个村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正没个结论，突然有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全不敢动了，心想肯定是特务回来找传单了。一心要解放台湾的那小子这会儿眼睛直直的，两腿微微发抖。
……突然之间，本来如此理所当然的台湾，我生长的地方，变得如此陌生。显然我真正知道的，不是台湾，而是恰巧我熟悉、我到过的几个地方，台北、花莲，顶多加一点宜兰、台中，如此而已。虽然台湾大不到哪里去，但比起来，台湾还是比我熟悉、我到过的地方，大得多了。回到营区，睡不着时，我甚至还认真算了，一个人一部车，一天走两个乡镇，那么大约半年时间可以走得完全台湾。我甚至开始想象，每一天换一家简陋的旅店，一个月穿破一件运动衫，两个月换一条牛仔裤。顶着烈日风雨，半年之后，我的皮肤将会粗黑到照相底片都很难感光的地步吧！
那么，我就能够真正看到台湾，真正了解台湾。各种台湾人的各种台湾生活，我也才能够精确地判断：究竟台湾是大还是小？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做了详细的路线规划，要去专心看看台湾。可惜一退伍回到台北，我没有了机车，也快速失去了当时违禁偷偷骑车的强烈动机。两个多月后，我离台到美国留学，心底一直疙瘩着：我毕竟还不明白台湾，我的家乡，究竟是怎么回事。
家辉写他生命中曾经的“台湾”：
香港人于上世纪70年代欲到台湾旅行还真麻烦得有点不近情理：当然必须申请签证，交出一大堆文件包括小中大学毕业文凭副本、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据、父母亲的身份证复印本和职业资料、在台“担保人”的联络方式等等等等，好让台湾“有关单位”花三四个星期对你进行“背景审查”，而且或要接受面试，还有啊还须在领取签证时亲笔填写一张类似“效忠宣言”之类的政治誓词，咬牙切齿地自白自清，本人前来台湾绝对不是为了搜集情报或策划叛乱。
这其实非常搞笑对不对?仿佛世上真有某个特务会拍一下胸脯说，“我不签!老子到台湾就是为了收情报和搞革命!”；做了特务，还会拒绝发假誓吗?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在许多香港人眼中，确实颇多搞笑之举，且继续以旅行为例，出发前，朋友们无不互相提醒，到了那个又叫做“美丽宝岛”的地方，千万别在公开场合提及任何关乎中国大陆的大小事情，否则极有可能被抓去一个叫做绿岛的地方，从此叫天不应呼天不闻；男孩子最好避免穿当时流行的大喇叭裤，也最好先把前额留海稍为剪短，以免走在路上被警察找麻烦，抓到派出所，冠上“太保”或“流氓”罪名，最后被剪去一截裤管和剃去半边头发才可离开；若有艳遇，避之则吉，因为当地流行“仙人跳”，在你于床上温存之际随时有人闯进房间威胁勒索；女孩子能够不坐出租车就最好别坐,当地常有“出租车之狼”，把女乘客载到荒山野地，先奸后杀……种种疑真似假的口耳相传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空气血腥之地，近乎李鸿章昔年所曾夸张形容，“男无情，女无义”，游山玩水勉强可以，但须处处谨慎提防。
说“台湾”，我则想起了小时候偶尔会在玉米地里捡到的台湾传单，于是写：
……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传单上准确的内容了，模糊记得有国民党党旗，有一帮“国军”在一架飞机旁边笑，有写给“共军兄弟”的话，还有联系方式等等。那
就这么等着。其实也不是等，是吓傻了，连起身逃跑都忘了。终于，脚步声消失，一个人站在了我们面前。大着胆子抬头一看，呵呵，原来是已经上了中学的本家大哥。那小子率先活过来，站起身边拍屁股边喊：“大哥大哥，咱们村有特务。”然后从我手中夺过传单交到了大哥手上。
大哥一看，笑了，说：“什么特务不特务的，别胡说。这是台湾用气球飘过来的传单，听老师说还有饼干等等吃的东西呢。你们没找着？”我们都摇头。我们不太相信这是气球飘过来的。听大哥说这跟特务没关系，我们也就放了心；可是没捡到饼干，我们又有点灰心。
那几张传单后来去了哪儿我也忘了，今天倒是后悔没有好好珍藏起来。2003年秋天，我去台北开会，终于见到真实的台湾。接待方一位女士很婉约地问：“胡先生是什么时间知道台湾的呢？”我给她讲了上面的故事。她很优雅地摇头表示不可思议。“这不算什么。”我对她说：“你们当年的传单，飘到最远的地方知道是哪儿吗？是以色列！”那女士嘴张得大大的，半天没合上。
怎么样，这样对照下去是不是很有趣？
在北京三联版首发式上，我们各持三种不同版本《对照记@1963》合影。
我们先后写了一百多个词汇，开在《晶报》的这个专栏持续了两年多，在三地的出版社先后出了九种书。
刚才我和杨照和家辉说：今年8月1日，《晶报》20周年，希望咱们三人再聚一次；不是重出江湖，是重返。
他俩都答应了。杨照说：“《晶报》10周年时我们就在啊！”
是啊。又10年过去，太匆匆。